301周飞虎，桥接北京与非洲的爱与奇迹
2018/1/15 大医精诚
2017年寒冬的一个早上，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大楼里已经一片忙碌。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重症医学科主任周飞虎没有出现，他的助手穿着白大褂匆匆赶过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请等一等，病人有紧急情况，周主任在处理。”
重症监护室(ICU)的紧急情况，基本上就是人和死神的战斗。将近40分钟后，率队作战的周飞虎走出病房，脸上带着微笑，手里端着一杯刚冲的咖啡，一看就知道，战斗胜利了。
他是医生，更是军人，还是老师。在过去的两年里，他打赢了两场异常艰难的战斗——赴利比里亚参加抗击埃博拉任务，参加西非马里爆炸案我维和伤员救援任务。他因而获得2017年度“最美援外医生”的荣誉。这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举办的评选，两年一次，专门表彰为国际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和团队。
一赴非洲，与埃博拉生死搏斗
2017年大热的影片《战狼2》，就以中国医生抗击埃博拉为原型，创作了惊心动魄的情节：一种烈性病毒在非洲肆虐，中国医生陈博士掌握了对抗该病毒的最新技术，成为非洲各派武装的争夺焦点。现实中，周飞虎远赴西非抗击埃博拉的经历，比电影里更加扣人心弦。
那是2015年1月，满载着154名中国医护人员的飞机降落在利比里亚的首都。尽管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走出机舱时，周飞虎还是吃了一惊：连接机场和市区的唯一一条公路上，到处是涂着“联合国救援”标志的车辆和设备，战争片里才能看到的各种军用运输机在频繁起降，所有人进出机场都要检测体温……紧张的疫区气氛扑面而来。
中国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设在一个废弃的体育场对面，第一个确诊病人是名小学老师。周飞虎至今还记得她的名字：Mulubah(穆鲁巴)。“我印象很深，她来的时候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因为她已经有两个亲人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了。按照当地的习俗，亲友要擦拭和亲吻死者，埃博拉恰恰是只要接触就会传染的。她自己又胖乎乎的，有很多基础病，糖尿病、高血压进一步加重了她的病情。而且，她是一名老师，有文化，更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她的恐惧是超出常人的。”
当时，治疗埃博拉的疫苗还没有问世，周飞虎和他的战友们一边控制她的基础病，一边从重症医学的角度出发，改善她受损的脏器功能，慢慢度过这段病毒感染期，同时不断给她做心理辅导，“你要有信心，你一定会好的!”三管齐下，Mulubah(穆鲁巴)奇迹般地康复了。出院那天，Mulubah(穆鲁巴)激动地和周飞虎行了个“碰肘礼”——在疫区，任何皮肤的接触都有传染风险，不能握手，只能隔着衣服碰碰肘关节。
埃博拉疫区里，最凶险的经历是什么？周飞虎的答案出乎意料，没有最凶险的一刻，而是每天都处于致命危险中，那就是每一次走出病房的时候。“进入病房时，我们要穿上三层隔离服，然后依次经过绿区、黄区和红区。绿区是清洁区，黄区是过渡区，红区就是病房，是直接接触病毒的区域。当地的气温高达40多度，医院是搭建的板房，不隔热，而且不能安装风扇和空调，因为传染病人的呕吐物和分泌物绝不能让风吹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穿着三层隔离服在病房里，汗就哗啦哗啦地往下流，一天出的汗都有1.5公斤。我们戴着的口罩也是密不透风的，伸出舌头就能舔到自己的汗。所以出病房时，既害怕脱水晕倒，又担心内层浸满汗水、外层接触病毒的隔离服怎么脱下来才是安全的。”
当地就有一名医生，在给一名患者清创缝合时，沾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被送到了中国治疗病区里，此时，所有接触过那名患者的其他医护人员全都死亡了，“他的恐惧、绝望、无助无法形容”。周飞虎竭尽全力抢救这位可敬的同行，但病情发展太快了，终告不治。这成了中国医护人员在抗击埃博拉的过程中唯一一个没有抢救回来的病例。在那沉重的一刻，周飞虎想起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研究所开创者特鲁多医生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生也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在埃博拉疫区，每次走出病房，周飞虎都是大汗淋漓。
“常常去帮助”，在利比里亚，周飞虎和中国医护人员在极为繁重的救治工作之余，还挤时间开设了培训课，教当地的志愿者和居民如何防范传染病，以及基本的自救常识。和那些痊愈者一样，他们临走时，也会跟周飞虎来一个“碰肘礼”。“后来疫情过去了，非洲朋友和我们再见面，还是先来个‘碰肘礼’。这是共同经历了埃博拉这场战斗的人特有的感情。”
在利比里亚，周飞虎和中国医护人员在极为繁重的救治工作之余，还挤时间开设了培训课。
二赴非洲，带中国战士回家
转眼到了2016年5月，周飞虎在北京的家中看到一条新闻——我国维和战士在西非国家马里遭遇炸弹袭击，造成重大伤亡。周飞虎顿时有种预感：“我可能又要出发了。要是我去的话，连疫苗都不用打了，去年抗击埃博拉时打过好几种，都还在有效期内呢!”
果然，命令很快下达，作为军队的重症医学专家，周飞虎担任医疗组长，与医疗组其他3名成员马上乘专机赶赴马里，任务是：把我们受伤的战士平安带回家。
到了马里，才发现任务远比想象中艰巨。4名受伤战士中，两名是重伤，“爆炸导致了多发伤，你肉眼就能看到他身上炸骨折了，脸上炸烂了，手上炸裂了缝针了。但这些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如，他的呼吸系统受到损伤，即使你输氧气，氧饱和度也不高，存在爆震伤。”当地的治疗条件极为简陋——在联合国救援体系中，共有四级医院，一级是现场救治，二级医院能进行基本的外科手术和清创，三级医院才有ICU病房，四级医院则是条件完备的大医院。联合国设在马里维和营地的，只是一家二级医院。伤员在二级医院初步治疗后，迅速被转往位于塞内加尔的三级医院。按照工作组统一部署，医疗组其他3位专家回国后，周飞虎独自留在塞内加尔，继续参与伤员的救治工作。
在20多天“独自战斗”的日子。周飞虎在塞内加尔的医院里跑进跑出，忙前忙后。那里的ICU哪比得上国内大医院，重病患者多的时候，寥寥几台呼吸机和监护仪根本不够用。周飞虎急了，找到负责人，指着病床上的中国维和战士说：“这是我们的hero(英雄)!监护仪我们需要持续用!”
“是的，是的，但这里都是hero。”
周飞虎无可奈何，“抢”不到监护仪的时候，他只能靠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临床的观察来下诊断，与塞方医生积极沟通治疗方案。酷热和伤情，又加大了感染的风险，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天天的，战士们度过危险期了，从ICU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在普通病房稳定了……终于，周飞虎做了最重要的判断：可以回国了。
周飞虎在治疗伤员。
回国的飞机是普通民航飞机，20多个小时的飞行，依然没有供氧机，没有监护仪，只有一个听诊器和他自己的眼睛。他一趟一趟往伤员身边跑，听诊、观察、帮助伤员运动，就怕出现突然的血栓和呼吸问题。当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平稳落地的那一刻，周飞虎想哭，但哭不出来；想干点什么，但干不了。他找不到任何语言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自己这颗心啊，总算落地了。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也让周飞虎与4名维和战士成了患难之交。如今，有的战士还在进行后续的手术和治疗，遇到问题时，周飞虎都会帮助他们。
“中国的ICU在世界都是先进的”
初到马里时，周飞虎想扛一把枪，“扛上，吓唬吓唬那些武装分子也好!”但他随后不扛了，“我是一个医生，是来救死扶伤的。”在战火中行医的日子，让周飞虎深深体会到一点：“人们总说，出去了才知道祖国好。真是如此。去过了战乱中的非洲，才知道中国的和平是多么宝贵，我们每天都能坦然走在大街上，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不能；也知道了中国的强大是多么宝贵，我们的祖国有能力把我们受伤的每一个普通战士带回家。”
周飞虎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中心学习了两年多，那是美国排名第一的重症医学中心。“美国提倡以重症医学救治为主导大型医院，把小的病放到中小医院去。这样，一旦有重病患者来了，一个重症医学小组就能做出快速反应。”而在中国，重症医学算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2001年才成立，两年后周飞虎进入科室。年轻的好处就是很容易赶上去。前不久，美国的医生来北京开会，参观解放军总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对周飞虎连声惊叹：“哇，你们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医院，几千张床位啊!我们八九百张床位就算很大了。”“哇，你们ICU死亡率这么低啊!近3年都在3%—5%，太了不起了。”
这让周飞虎很自豪：“中国的重症医学在世界都是先进的。”他带《环球人物》记者参观ICU病房，沿着环形的走廊，隔着玻璃，能看见病房里的全貌。每个病人来到ICU的原因、治疗方案、恢复情况，周飞虎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忍不住问了个“残忍”的问题：“那3%—5%的死亡来临时，您哭过吗？”
“哭过，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流泪。其实，ICU里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能预测到结果。有的人我们能拉回来；有的人，比如晚期肿瘤的病人，哪怕竭尽全力也拉不回来；而有的人，是经过了许多努力，白天黑夜都盯着，觉得有希望拉回来了，最终还是走了。这时候，心里太难受。”
周飞虎有个心愿，希望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ICU里不会“有状况”，那样，病人和家属们都能安心过个年，他也能陪着老母亲吃顿饭。2015年的春节，他是在埃博拉疫区过的；还有很多个春节，他是在ICU病房里过的。他欠了母亲太多个“一起过年”的承诺。
说到这里，他调了一杯浓浓的咖啡。那味道升腾起来，就如同ICU的味道——本是生命的一段苦旅，最终大多能渗出甜来。
记者 许陈静 余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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