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让国家管理科学体系评估转基因
2014/9/19 医药经济报
转基因食品安全已成为2014年中国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面对这场争论，不管承认或不承认，我们的确已经进入一个转基因的时代。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转基因技术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在争论的问题，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国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曾有同样的争论。看看国外的争论历史，便知科学发展在国际上也不容易。
事实上，正在大众和媒体热火朝天争论转与不转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转”的尴尬事实。比如：2010～2011年有近百批次的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被检测出含有Bt63等转基因被拒绝入境或召回，欧盟委员会因此决定对中国米制品实施最严苛的入境检查;2013年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金大米”试验事件。
还有，中国首批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许可证由农业部2009年5月批准，有效期在2014年即将终止，在“挺转”和“反转”针锋相对的今天，继续还是停止，主管决策部门如何给出答案?
转基因争论已经不再是科学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科普问题和国家监管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法规永远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转基因的争论，提醒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科学地监管和发展转基因研究和应用。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国际先进国家已经出现了国家管理科学(Regulatory Science)的新概念。争论激烈的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被批准，就是国家管理科学应用的最好例子。从美国的经验看，批准转基因食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也经过许多年的科学研究、争论并完善，整个过程涉及美国多个监管机构，包括美国农业部(USDA)、FDA、美国环境保护局(EPA)。
在不确定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之前，美国法律上限制转基因研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监管程序。同时，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其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政府在生物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一过程中，始终监管对健康与环境安全的影响及后果。其工作原则是，既要考虑保障健康与环境安全，又不能挫伤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986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布了一个有关生物技术的协调管理框架书，明确了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不需要专门立法，只需对其产品进行检验，无需对研究和生产过程进行监管。还明确规定：农业部是第一道防线，审查的是一个转基因作物是否会成为超级杂草和新的病原。环境保护局把守的是第二道防线，考虑的是种植该转基因作物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的影响，以及作为食物对人体健康可能的影响。第三道防线是FDA，关注的是成品食物中是否含有毒、有害成分或潜在有毒、有害成分，以及该食品成分是否与众不同、是否需要标记及怎样标记等。
由于有这样的国家管理科学体系，美国转基因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之后商业上取得回报，现在美国政府的规范已使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发展成为巨大的产业。
国家管理科学反映一个国家、政府对新事物的监管能力，特别是立法和跨部门的协调能力。这样一个新概念，看起来抽象，实际上是国家对科学发展的敬畏和尊重，是国家法律与时俱进跟上科学发展监管的步伐。科学技术在发展，任何简单的限制和无监管的开放，都会对国家造成危害。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国家管理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应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国家管理科学体系。在这体系的建立中，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管理工作一定要包含两个基本概念：
一是最佳可及的科学(Best Available Science)：中国能否掌握这个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科学?二是评价指标系统来评估以最佳可及科学而产生的新技术(Metrics for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Claims)：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评估指标体系来评估这个新技术在中国的使用后果吗?
我们在争论转基因食品的时候，必须要能回答上述两个基本问题。中国法治尚在健全中，如果我们不提高国家管理科学水平，许多商业利益集团会让转基因技术失控地在中国发展，这也同样危害中国的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是否危害物种的多样性和环境以及转基因作物是否对后代造成危害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不能因此立法禁绝，应当通过科学验证来回答。
如同我们掌握核技术一样，中国完全可以掌握转基因技术，形成自己的专利，从而掌控中国食品安全的权利和命运。就目前而言，谁掌握了基因技术，谁就掌握了农业的未来。发展转基因农业已经不仅仅是对科技进步的认同，同时也涉及中国食品安全、公众健康的根本利益问题。
■许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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