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有你】施国庆： “医学侦探”解密流行病学
2015/2/4 医药经济报
在2003年SARS病毒流行之前，公共卫生流行病领域并不为广大群众所关注。在众多分科疾病中，流行病学的危险系数也很高。施国庆偏偏冷门地选择这份“孤独”的学科方向作为职业，并且默默坚守20多年，将这个被行业被人称作“医学侦探”的职业角色扮演得入木三分，并获得业界高度赞誉。
“为何选择这个行业，我有着很多的考虑，”施国庆告诉《医药经济报》记者：“我父亲去世很早，给当时还不满10岁的我带来了原始的、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为此，考大学时，我填写的所有志愿都是医学院校;在安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直从事急性传染病防治工作。”
流行病学是一门探索病因的学科。施国庆介绍，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现场流行病学，主要调查群体发病原因，以提出预防干预措施。“从事这份工作，我觉得很有价值。通过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疾病发生原因，可以为公众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作出贡献。”施国庆说。
其实，社会上对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存在很多盲点和误读。“我所强调的是，在现场调查研究中，我们不一定能弄清楚疾病发生的所有原因，但可以通过学科特有的原理和方法，找到可以干预的环节。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施国庆进一步向解释说：“职业风险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很多突发事件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做好防护，这分外关键。”
因在“云南不明原因猝死”等公共卫生研究、国内和国际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施国庆获得了第15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简称“吴杨奖”)，并由此而红遍业内。面对名誉，施国庆显得风轻云淡。“因为要及时把握现场第一手资料，现场的流行病学工作其实是很辛苦的，但为了公众健康，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也出于对学科的兴趣，我也从没有想过放弃。我希望更多有潜力的、有追求的年轻人加入到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中来。”这是施国庆的心声。
对话>>>
现场流行病学是应用型学问
医药经济报：“流行病”这个概念对于大众来说较为熟悉，比如流行性感冒、SARS等等。但是，对于现场流行病学，尤其是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却了解不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施国庆：对于传染病，如SARS等，是指一类疾病和一种特种传染病本身的名称。而现场流行病学则是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在现场的应用。
现场流行病学的培训最早起源于美国的流行情报服务(EIS)，这是一个起初专门以培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人才的项目，后拓展到对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现场人才的培养。2001年，在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下，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了中国现场流行病学项目(CFETP)。
现场流行病学强调现场，强调干预。所以，从事现场流行病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平时要做好训练，发生突发事件时，要及时去现场开展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并根据现场信息，对疾病发生的原因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假设，进行验证，作出预防和干预措施。随着现场流行病学的发展，不仅突发事件需要到现场开展调查，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如慢性病防治问题等，也需要开展现场调查，获取现场信息，才能提出有效的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
医药经济报：您怎么看待这两年国内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
施国庆：以传染病为例，我国新的《传染病防治法》是2004年开始实施的，这对我们做好依法防病、科学防病很重要。中国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在SARS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预防控制传染病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其发生时间、地点和人群。所以，我国建立了全球覆盖面积最广、信息传播速度最快的、遍布城乡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监测系统。只要有病人就诊，就能通过网络报告上来。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在同一时间观察到疾病发生的情况。不同级别的疾控中心、卫生部门都可以根据监测信息，采取应对策略，及时给予援助。但对于多点发生、看似散在，地方层面又不一定能感知的传染病暴发或流行，国家级层面的宏观监测和识别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疾病监测、调查、干预、沟通等工作发展很快，体系建设得到了很大加强。实践的发展对流行病学科的推动和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传染病学科的发展已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尤其是SARS发生之后，现场流行病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不仅国家级建立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一些省级和地方也建立了培训项目。政府也高度重视，特别加强了卫生应急队伍的能力培养。
输出骨干力量
医药经济报：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我国现场流行病学的培训情况如何?
施国庆：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是现在公共卫生领域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中国疾控中心承办了CFETP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等组织的支持，特别是技术方面的支持。一直到现在，美国疾控中心还有专家与我们一起工作。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建立CFETP的时候就是一支国际化的培训团队。
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为学员提供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锻炼自己。每年中心都会派出学员参加全球性培训网络的学术会议。学员通过这种交流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我们自己也建立各种简报，共享信息。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培训特色——网络中学习。现在，CFETP项目共有191名毕业生，分布在国家和全国28个省及地方的公共卫生部门。十几年来，我们培养的这一批人已经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起到了骨干作用。我们强调的是5种学习方式：在实际案例中学习、在现场学习、在教师全程指导下学习、在舞台上学习，以及在网络中学习。这就是我们培训的主要特色。
医药经济报：CFETP与国际上相关组织的合作和交流情况如何?
施国庆：关于国际合作和交流方面，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建立之初，得到了国际组织技术上的很大支持，随着我们的培训力量不断壮大，我们也应当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所以，近几年，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外部交流合作，包括援助的工作。
201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下，我作为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派出的老师，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蒙古国。他们也是第一次举办这种项目，在那里工作的60天里，我对蒙古国学员进行了现场流行病学知识和技术培训，指导蒙古国的学员做了很多现场工作，包括带领学员寻找病例，追根溯源，克服生活不便和工作条件的困难，特别是现场指导学员开展了医院感染、和炭疽暴发等发生原因不明的两起复杂疑难事件的病因调查，为蒙古国培训项目赢得了声誉，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
现在，我们举办的国际培训班越来越多，2013年，我们承办了商务部的一个亚洲国际现场流行病学项目，2014年又办了第二届，累计有11个亚洲国家的35名学员在我们这里的教室参加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对其他国家的应急、现场流行病培训作出贡献。现在，我们的老师可以用英文讲课、指导，通过开展培训，我们自身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关于未来，我想，人才培养还是第一位的。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面积大、人口多，不是一两个项目，每年招30个学员就能满足需求。另外，不仅是突发事件，所有公共卫生的问题，只要需要现场信息，需要分析数据，都要具备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起“金字塔”式的培训项目网络。除了国家级的两年制培训(这是国际通用的)，省级、地方要根据需要建立不同培训周期的培训项目，至少要建立三级培训项目网络体系。另外，要走国际发展道路，把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建成为国际一流的公共卫生现场流行病人才的培训平台，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培养提供援助。同时，公共卫生医师的培养必须要建立一种机制，保证学员开展现场调查和分析数据、收集信息的机会，让学员干中学，提高综合能力。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部门领导、专家的支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将会越来越好。
医药经济报：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进步有哪些?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优势和差距在哪里?
施国庆：在控制传染病方面我们的优势很明显，特别是群防群控的组织实施，我们国家总结的“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早处理”等经验，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理念。传染病预防，人人有责，并不是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做到的。在群众动员方面，我们的优势也很明显。比如，我们控制SARS就很有成效，在没有医学措施的情况下，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措施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国在实施传染病医学预防措施方面，也能有效进行组织实施，比如有计划地接种疫苗。
今后需要加强的还是我们现场流行病学人才培养。因为，控制疾病不仅要有效果，还要有效率，需要用更少的社会成本来更好地防控疾病。国家需要更多的开展现场调查、收集信息等方面的技术人才，需要更多的具备分析问题、提出更具科学性的防御措施的人才。
■本报记者裘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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