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创造“中国式”主动脉兄弟连
2015/2/11 医药经济报
饿!这是近3年来每次到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探访最直接的感受。因为，跟着进手术室，不饿到前胸贴后背是不能出来的。可想而知，这些长年累月从一台一台大血管手术里泡出来的医生们，是如何练就铁打的胃和饿不坏、累不坏、急不坏之钢铁之身。
2009年，这支以孙立忠为核心的影像、介入、外科医生的主动脉医生团队，从北京阜外医院整体入驻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建立了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仅6年时间，这个中心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
主动脉疾病的凶险，需要影像诊断、介入、外科、麻醉、体外循环、ICU监护团队作战。而每一次手术都是酣畅淋漓的激战，让置身于其中的医生们犹如战友一般。几年来，深深打动我的，是这支队伍骨子里的血性，互扶持，共进退，同荣辱，也正是他们，创造了主动脉疾病诊治的“中国模式”。
▲以孙立忠(右二)为核心的影像、介入、外科医生的主动脉医生团队，在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成立的6年时间里，已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
孙氏“中国模式”
“没有一种疾病如主动脉瘤那样令外科医师蒙羞。”这是100多年前，一位美国医生的感叹。孙立忠主编的《主动脉外科学》第一章的开头引用了这句话。
主动脉疾病主要包括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和主动脉狭窄，是严重威胁生命的复杂病症。美国女排名将海曼和中国男排国手朱刚都是死于“马方综合征”(先天性中胚层发育不良)所导致的急性主动脉破裂，更早些的爱因斯坦、李四光也因腹主动脉瘤破裂而去世。
在主动脉疾病方面，中国人与欧美国家不一样，欧美国家以主动脉瘤为主，平均发病年龄是60岁，而我国70%以上的主动脉疾病是主动脉夹层，平均发病年龄为45岁，发病急、病情凶险，A型夹层约有62%～91%的患者在发病1周内死亡。在治疗夹层方面，中国医生能借鉴的经验非常少，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阜外医院心外科的孙立忠，1991年开始接手大血管手术。1994年，年仅34岁的他，正式成为大血管临床负责人。30年来，一直与孙立忠并肩作战的大学同学、影像介入专家黄连军教授说，以前影像科诊断出来的主动脉疾病患者基本都没能抢救成功，在孙立忠正式接手大血管专业之后，慢慢地，一个个病人经手术后活着回来了。
一头扎进大血管手术的10年后，孙立忠开创了“主动脉弓替换加支架象鼻手术”，也就是闻名遐迩的“孙氏手术”。这一技术，让中国的主动脉外科在世界心外科领域里异军突起，改变了中国医生一直跟着外国医生学做手术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医生来中国学习“孙氏手术”，甚至被国外同行定义为：未来有望成为治疗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金标准”。
▲大规模的团队管理方式，以及疾病诊断分型体系和“孙氏手术”，形成了主动脉领域的“中国模式”。图为外国医生在认真观摩孙立忠主任(左二)的大血管手术。
孙立忠的主动脉团队在医院里是一个多学科团队，影像、外科、介入、麻醉、体外循环、ICU监护室几个科的医生都因为主动脉手术而紧密相连，自成立了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在长年的临床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流程：在影像和外科医生共同对患者作出诊断后，根据病情作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保守治疗、介入或外科手术，在一个流程里协作互补而不是互相抢资源。如此大规模的团队管理方式，以及疾病诊断分型体系和“孙氏手术”，形成了主动脉领域的“中国模式”。
“兄弟连”披上战袍
在这样良性的临床工作模式下，这里迅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无论是主动脉疾病的外科手术例数还是腔内介入例数，均达到世界同类单中心第一。身披主动脉战衣的“兄弟连”大血管手术，被称为“苦战、夜战、死战、血战”，与这个疾病天然贴着生死标签一样，在腥风血雨的手术中战斗过来的伙伴，骨子里透着生死与共的血性。
“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在一个普通的餐厅包间里，孙立忠毅然作出了决定，离开工作了26年的阜外医院，去安贞医院重新开创大血管的天地，黄连军、朱俊明、刘永民，以及孙立忠的开门弟子郑军，决定和他共同进退。
黄连军教授是孙立忠的大学同学，两人同一年分配到阜外医院，相互见证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又一起搞主动脉专业，现在，黄连军是安贞医院介入诊疗科主任。他选择的是放射专业，是中国最早进行心血管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的医生之一，也是我国做主动脉影像和介入治疗病例最多的医生，尤其是主动脉夹层的腔内介入治疗数量，世界排行第一。在主动脉团队里，影像介入与外科手术专业互补，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朱俊明教授是安贞心外7科(5A病房)的主任，是主动脉团队的一名“战士”，他有一双天生就是外科医生的手，修长灵巧。他的工作除了做手术救人还是做手术救人;他的生活，除了在手术室，就是从机场去手术室的路上。这个开起玩笑来满口湘音式幽默的医生，哪怕是在学术会上做主持人，也时不时要幽上一默：“台下坐的都是平时在一起穿着手术服摸爬滚打的兄弟，不能让人觉得我老朱穿上西装就变了一个人。”
刘永民是心外一科的主任。有一年春节前聚餐，大家说好：今天谁也不许讲手术、谈工作。而从机场风尘仆仆地赶来的刘永民，一坐下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刚刚在外地做完的手术，马上把全桌的兄弟们带进“沟”里，等大家反应过来后只能罚酒惩戒，如此反复几次——这些医生怎么也绕不开工作和手术了。
郑军是心外一科的副主任，是孙立忠的第一个研究生，也这个核心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位专家，他不仅撑起学科的科研，还是医疗组长。他曾经对笔者说：主动脉专业是心血管医生的一件战衣，披上了就要去战斗。有一天半夜了，他下了手术，即连发几条微博：幸福是什么，就是12个小时的手术，1米长的切口，竟然止住了血、完成了手术;幸福是什么，就是用掉了北京市最后一个血小板，弹尽粮绝，竟然出血好转了;幸福是什么，就是经历了12个小时的手术，患者活着;幸福是什么，就是12个小时的手术后，有同事给你准备好了冰啤酒和烤鸡翅。
资源不足的挫败感
元旦假期，昆明有3个病人等着朱俊明去手术，但他最终只救成功一人，另两人没等到手术，主动脉就破了。这是主动脉医生在时间面前避不过去的挫败感——不是救不了，而是来不及。来不及的原因，除了主动脉疾病本身急、重，很多患者撑不到医院、撑不到手术就死亡之外，还因为能做主动脉手术的医生太少太少了。
北京市大血管疾病诊疗研究中心下设2个病区(安贞医院心外5病区和5A病区)，目前包括床位90张，医师37人，博士生导师4人，硕士生导师6人，正高职称8人，副高职称10人，全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其中博士或在读博士占了80%。护理人员43人，是我国手术种类最全，手术复杂程度最高，主动脉手术例数最多，能够独立完成主动脉手术医务人员最多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这个中心的大血管专业医生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尽管孙立忠每年除了在安贞医院定期举办培训班外，他和他的几员大将也常常飞到全国各地，手把手地教当地医生做手术，几乎全国的大血管医生都曾接受过孙立忠的培训。但大血管医生还是缺口极大，一方面，因为医生成长时间较长。大血管医生是以心外科为基础，只有熟练心外科的手术以后才能做大血管的手术。另一方面，“这个工作，很多人不愿意做，主动脉手术不出数，别的心血管外科手术一天能做三四台，而主动脉手术一天只能做一两台，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不如别人那么容易出成果，所以，很多医生不想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件事。”孙立忠对此很是无奈。
所以，这个团队在接受采访时，从来不说这个疾病的治愈率，只说救一个是一个。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能获得手术治疗机会最终生存下来的患者仅2%左右，98%的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死亡或随时面临死亡。主动脉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腔内介入治疗和外科治疗，在孙立忠领导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治中心，每年的手术例数为1800余台，其中主动脉手术900余例，手术死亡率小于3%。
黄连军的介入诊疗科，每年平均完成各类大血管疾病腔内治疗300余例，完成例数及治疗效果亦位居于全世界同类单中心的前列。
根据美国的资料，全美不到3亿人口，每年有20万例主动脉手术。如按人口比例计算，我国应该达到80万台，如果再考虑我国经济条件和患者的心理接受程度，我国主动脉手术也应每年做到30万或50万例。由此可做一个简单的算数题，如果我国所有主动脉疾病患者得到救治，则需要250～416个像孙立忠“兄弟连”规模相同的主动脉医生团队。
“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大血管医生，责任就是把主动脉疾病治疗技术推广到全国。我们这代人不做这个事情，就来不及了。”孙立忠说。
■本报特约撰稿 戴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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