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防控一周年 | 中国白衣勇士:为了墙上能多一个手印
2015/3/25 医药经济报

    

     编者按

     时至3月,距离埃博拉在西非地区的暴发刚好一年。这个在几十年前就暴发过的烈性病毒,在去年给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意识“当头来了一棒”。

     这场战役打了一年,终于到了尾声,但依旧不能懈怠。根据塞拉利昂《Cocorioko》3月20日的消息,为了消灭埃博拉疫情,塞埃博拉应急中心3月19日决定,将于3月27日至29日,对西亚和北方省进行3天封闭,250万人将不得出行。

     面对整个医疗系统近乎奔溃的塞拉利昂,中国政府派出医疗救援队伍奔赴一线,给予支援,而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赴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队伍里,也不乏来自中国的面孔。

     《医药经济报》记者通过连线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以及中国派出远赴塞拉利昂救援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队员,借着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一周年的时机,记录下他们在一线救援的日日夜夜。

     “爸爸,你去吧,听说那里的小孩都很穷,你去给他们看病吧,不过要注意可别感染了啊。”4岁的女儿得知父亲吉英杰在完成体能训练之后,即将参与中国的援塞救援时这样说道。“原本还担心女儿会和之前一样反对,但其实没有。我心里就释然了。”他说道。就在吉英杰瞒着家人参加培训的时候,通过无国界医生走出去的赵卓邦护士早已收到了该组织的通知,派他前往利比里亚参与救援。利用无国界医生在香港举办的关于西非疫情救援的展览时机,赵卓邦把家人带到跟前,告诉他们,“这就是我要去支援的地区。”用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说服了家人同意他前往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

     由此,中国政府派出多支专业的疾病防控医疗救援队伍前往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西非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地区,参与当地的“抗战”。而以无国界医生为代表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里又多了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在抉择中分流

    

     来自香港的护士赵卓邦在无国界医生于利比里亚的救援项目上。(图片来源:赵卓邦/MSF)

     赵卓邦所在的岗位是整个治疗中心最早接触到病人的地方。每天一大早,他便要从前来求诊的人中,根据其病症、工作、是否去过其他医院、有无参加葬礼触摸过病人遗体、是否接触过病人的生活史来判断其是否有机会感染到病毒,筛选出疑似患者。

     在分流站的案头上,放着一本记录册,记载了所有求诊者的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和年龄等等,最重要的化验结果一栏先留空,等结果公布后,才会把它填上。

     一天,同事给他带来了一个家庭,一共6个病人,包括1个成人和5个小孩。赵卓邦还记得,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坐在姐姐的大腿上,口中含着糖果。“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家中有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死,而这6人都在参加葬礼时直接接触过死者,所以受到感染的几率非常高。

     逐个登记的时候,看着空着的化验报告一栏时,赵卓邦心里暗自祈祷,希望他们一家6口可以避过此劫,尤其是那几个小孩。第2天,回到分流站,他查看化验报告。原本空着的6个地方,无一幸免地划上了加号。“当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这一家子很不幸。”

     “一开始做分流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我常常会担心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遗漏了已经感染的病人,又或者把没有感染的病人放到了怀疑区?”

     感染埃博拉的大部分患者会有发烧、咳嗽、肌肉痛、呕吐、头痛等现象,与伤风感冒的症状很像,而腹泻的症状又与肠胃病症状相似,这对于一开始的疾病判断会带来很大的干扰。正是这样,赵卓邦才会在采访中直呼一开始心理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把病人都收进怀疑区,可是从医学‘do not harm’的角度讲,是不允许出现伤害没有感染到的患者的。”

     所幸,在经验的积累下,这种焦虑慢慢地淡化了。

     脱一次防护服洗10次手

    

     冲到抗击埃博拉的第一线。(图片来源:洪建国)

     提起整个救援中最艰辛的事情,在赵卓邦看来,身着防护服便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那套衣服非常恐怖!”他一想到这个,不禁大呼。

     他提到的这套防护服,包括外科手术衣、裤子、胶鞋、不透风保护衣、头套、口罩、胶围裙、两对手套、护目镜等一共11个装备。穿着要严格按照步骤,保证每个环节不出错,同时还要与同伴互相检查一下。

    

     严格穿脱防护服流程。(图片来源:洪建国)

     “衣服太闷了,一穿上就浑身冒汗。”当地的温度超过了30℃,湿度达到了80%,这样的环境下,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从事救治工作,难上加难。

     但是比起穿防护服,脱防护服更是一个挑战。由于衣服经过病房的时候已经沾染了病毒,如果不能保证每脱一件洗一次手消毒,就有可能把病毒带到下一个环节,从而碰到身体。“所以脱一套防护服,要洗10次手。”

     有这种难受的感觉不止赵卓邦一个人,吉英杰同样深有感触。几十分钟的查房时间,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他边询问病人病况,一边还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汗水在不断地往下流。到最后出了病房,他时常感觉筋疲力尽。

     之所以做到如此谨慎防护,一方面是这个病毒太强,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地的医疗设备和患者的卫生素质比较差。医生高旭东提起病房的环境,不禁唏嘘。病人大多躺在床上,也有的坐在地上,他们很少把呕吐物吐在垃圾袋里面,吃完的饭盒等东西堆积在床头柜上。

     “刚开始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是第一次进入病房的时候还是被惊呆了。”吉英杰提到。

     哪怕穿得密不透风,但是高旭东等人依旧要小心翼翼地走在病房里,尽量避免碰到呕吐物。而一旁的护士则在医生就诊期间,不断地要给他们消毒。

     防止被感染,是整个救援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而一不小心的疏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工作期间,高旭东就经历了一次心惊胆颤的“乌龙”。

     有一次,在门诊大厅里,高旭东不经意间身体碰触了一位当时还未就诊的患者,第二天患者的检查结果出来,“呈阳性。”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因为接触感染了?”于是,高旭东和同行的护士一起,不断把当天他所有和患者接触过的经过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分析,确认每个消毒措施、防护措施都有做到位,加之很长时间都没有症状出现,由此也证实了自己没事。“反复确认没有感染后,我心里才踏实了。”

     无力救援的伤感

     也可能是当地人无拘无束惯了,回忆起在病房里的救治工作,“找病人”成为医生口中常提到的一个词。曾经有医生进入病房后,转遍整个病房后依旧找不到最后一个病人,在查房结束后,他和护士分头找,最后才在院子里找到。

     相比这种无奈,面对重症患者无力救援的伤感也从未停止过。3月7日,病房里来了一对母子,24岁的母亲卡蒂姆和1岁的儿子维克托,孩子尚在哺乳期,双双确诊为埃博拉阳性。

     查房的时候,卡蒂姆无力地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子上还有没有吃完的饭。“我们当时就感觉她已经没有力气自己起来吃饭喝水。”吉英杰描述道。她的儿子维克托睡着了,但出于病情的考虑,医生还是把孩子叫醒。“我们一叫他,这个孩子就一翻身就坐了起来。虽然只有1岁,但是坐得笔挺。我们给他冲了营养粉,端着杯子放到他嘴边,小家伙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我们又拿小勺给他喂了一些吃的,他大口小口地很快就吃完了。看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陌生人,他没有哭闹、没有挑食,更没有撒娇耍赖。”

     但到了第二天,维克托的病情开始恶化,陷入了昏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其母亲则病情出现好转,现在情况稳定。

     面对埃博拉这种烈性传染性病毒,能对症的抗病毒药还没有研发出来,这也是整个疾病控制的难度。目前的治疗还只是对症治疗为主,补充足够的液体和营养,避免电解质的过度流失。

     而最近的治疗中,让全体医护人员感到高兴的,还是救活了一个80岁的老太太。其入院前摔了一跤,一条下肢整个都是肿胀的,查房过程中发现其足部坏死长蛆。护士每天上下午都进去查房一次,给老人家清创上药,输抗感染补液,加强她的营养。8天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家转危为安。“当时我们觉得她年纪这么大,埃博拉阳性,还有这么多的感染等并发症,可能活不了了。”张惠英略带喜悦地说道:“我们还特意在住的地方就地取材编了一个花环,在她出院的当天送给她。” 作为第3批援塞的医疗团队,时至3月,埃博拉的疫情也渐渐进入尾声,但在邵丽芳、张惠英两位护士长看来,工作依旧不能懈怠。

    

     左起吉英杰、邵丽芳、张惠英、高旭东。(图片来源:洪建国)

     塞拉利昂的疫情在得到缓解后的确又有所波动,特别是西区,人口密度较大,每天全国新发病例大多集中在西区。医疗队始终保持警惕,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即使有几天病房里没有埃博拉阳性病人,也没有放松警惕。

     她们每天还是按照时间推进自己的工作。6点起床,7:20时出发,一个小时后到达医院交班,准备工作和清点物品,进行液体配置。9点钟和医生进入病房,查房过程需要一个小时。11点从病房出来,整理查房情况。

     救援离不开后勤

     如果说医生冲在对抗埃博拉的最前线,后勤人员可以说是疫区前线的“管家”——在埃博拉治疗中心的修建、用水和用电的供应、交通运输的统筹等工作都由后勤人员包揽,确保医护人员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也能救死扶伤。埃博拉传染烈度强,即使只算处理脱防护服洗手所用的水,在无国界医生后勤经理刘晓静看来,这都不算是一件小事,更何况还有一大堆的医疗废弃物要安全处理。

    

     来自香港的工程师刘晓静。(图片来源:刘晓静/MSF)

     到了埃博拉治疗中心,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一周内建立起一个水处理系统。“这些排出的水并不污浊,但为避免蚊虫滋生,也不能让水一直积累着。”于是,在中心的附近,刘晓静开拓了大概20平方米大小的空间,挖了不少3米深的地道,在上面铺上细砂和碎石,做成天然的过滤池,让水过滤之后再排到地下并蒸发,沉积物则会定期清走。

     “对于医疗废弃物,我们现在只能做焚烧处理。”由于当地条件有限,而每天的救护工作要消耗掉不少的医疗用品,无法交给专门的机构处理,只能在停尸间的隔壁建立设施进行焚化,包括防护服。

     身为后勤人员,她并不需要直接参与救治病人,但每天,她都会看到隔着3米远的两个围栏处,状态好的病人会坐在围栏内晒太阳,与探望的家人隔栏相望,常常一片沉默。“我看着的感觉就像是监狱探监。”

    

     一名妇女有机会与其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年幼的儿子交谈。无国界医生健康倡导专家在一旁协助这位年轻的母亲,并建议她使用积极的话语,例如“我在外面等着你”或“我一直很挂念你”。(图片来源:Martin Zinggl/MSF)

     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幸运地逃过死亡的围剿,也盼望能早日离开这里,与家人团聚。在无国界医生所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一面五颜六色的手印墙,给了不少人阳光。每一个康复出院的人,都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手印。“看着这面墙上色彩斑斓的手印,我们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大家来自全世界各地,一起冒险做事就是为了墙上能多一个手印。”赵卓邦说到。

    

     在无国界医生所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一面五颜六色的手印墙,给了不少人阳光。每一个康复出院的人,都会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手印。(图片来源:赵卓邦/MSF)

    

     Sianneh是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埃博拉治疗中心内的第100位康复患者。她正手舞足蹈地庆祝自己康复出院。(图片来源:Caitlin Ryan/MSF)

     ■本报记者 郑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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