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到这三点,你会过的越来越顺
2018/3/29 南师国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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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农家子弟出身,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并在晚清恶劣、剧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去世之时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福。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毛泽东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宋朝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的半部家书,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事不拖,话不多,人不作。

    

     一、事不拖: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

     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只因懒惰。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但他不甘于此,勤学苦练,终成一代宗师。

     庸人败于懒惰,天才却输于狂傲。李自成勇猛有才略,起义称王,却因胜利滋生骄傲,最终惨败。

     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细想当下那些天天刷微信朋友圈的人,当个口炮侠,注定不会成功!有多少人的梦想都是一拖再拖,终至不了了之?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二、话不多: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

     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退不可收的境地,一个剑拔弩张、喋喋不休的人,往往是浅薄俗气、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

     曾国藩: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群聚守口,独居守心;

     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禁大言以务实。

     在生活中,精辟的、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俗话说,“祸从口出”,立身之事,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而来也会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人,最终都难成大事。

    

     三:人不作:有智者,方圆有度

     不作,就是要把握好“度”。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

     在为人处世中,事事断然不可冒进直击,当拿捏有度。

     纵观历史,不乏才华横溢者因“作”而遭贬谪,丢命,比如水浒里面:牛二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啊!结果是一刀毙命!或许,有时一味的直与进看似一种忠贞、一种激昂,但如能审时度势,掂量片刻,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与退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

     韩信的胯下之辱,苏武的茹毛饮血,是在掂量完小辱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春秋晏子的巧言诙谐,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而魏徵的刚毅纳谏,狄仁杰的清廉直抒,则是在掂量完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

     无论是以退为进、迂回婉转还是激进慷慨,用对时,则为良方,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而其中平衡的度,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

     李密庵在《半半歌》中曾言:“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酒至微醺,花开半朵,是恰到好处的趣味,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世的真谛,林语堂先生亦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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