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我信中国赢——政商篇(下)
2015/12/16 秦朔朋友圈

    

    

     文/秦朔

    

     我信中国赢!在昨天的“政商篇(中)”,我提出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有着历史合理性,“政经二分”之路合乎理想但脱离现实。对“双经济人体制”进行改革的下一步,不是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把政商截然分开,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新政商关系和旧政商关系之区别

    

     在我看来,新政商关系和旧政商关系的区别如下:

     旧政商关系,“寻租富豪+特惠政策环境+设租官员”的模式虽然也能带来GDP增长,但不可持续,同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负外部性”。

     新政商关系下,“创新企业家+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清廉有为新官员”的模式,官员主要致力于营造公平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企业则在市场上努力创新,不断创造消费者剩余。

    

    

     旧政商关系时代,“双经济人体制”下,政府这个“经济人”往往会异化,一些官员更异化为“抽成”的“经纪人”,变心变身为“生意人”,政经不分,政商不分。新政商关系时代,官员将主动抽身让位,让市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而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维护公正的职能:

     第一,在“先于市场”的方面,保护产权,力行法治,崇尚规则与契约精神,简政放权。政府之作用,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在市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依法强化市场监督,维护消费者权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指的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某个企业可以为所欲为;

     第三,在市场失灵的那些方面以及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领域(如物价、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进行纠偏。

    

    

     我希望中国早日进入新政商关系时代。和传统的“双经济人体制”相比,新政商时代的官员,身上的烟雾酒气铜臭味会减少,干预属性、管制色彩会减弱,而公共属性、服务属性、书卷气、健康气息会增强。

     今天的官员没有以前自由了,这是历史的进步,官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咋地就咋地”了。2000年,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攻读MPA(公共管理硕士)。我的老师之一是洛杉矶伯班克市的消防局局长,每次和我们吃饭都固定在一两个餐馆。问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他回答,他们的消费卡是限定场所的,消费的每张单据都要入库,最后体现在预算支出里,向市民公开。“八项规定”后,中国的官员一开始也不习惯,但到今天,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少多了。

    

     从tenderpreneur到entrepreneur

    

     新政商关系下,我希望中国富豪能按照企业家的标准,重塑自己的形象和企业的气质。富豪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总会有点不良联想,责任主要不在“仇富文化”,而在自身过错。

     已经说过N遍,这里再说三遍,希望中国富豪向企业家方向进行自我超越,而不是走权贵化、套利型这些老路。希望你们不要当tenderpreneur(窃贼),而要当entrepreneur(企业家)。

    

    

    


     Tenderpreneur是南非《Star》报造的一个词,指政治上的“关系通”(politically well-connected)和善于利用政府招标体系(government tendering system)致富的人。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Blade Nzimande两年多前曾呼吁,政府的招标裁决过程应该透明,要推动entrepreneur挫败tenderpreneur,后者只是窃贼。所窃为何?公共权力。官员将公共资源输送给特定人群(包括自己的利益代表),令其财产增加、权力扩张,而国民福祉受损,这就是所谓“窃盗统治”(Kleptocracy)。

     “窃盗统治”是窃贼型富豪的乐园,但却是公共的灾难。“窃盗统治”和腐败类似于一道不可见的随机性税收,增加交易成本,让真正的企业家失去长期投资信心。

     按照魏德曼(Andrew Wedeman)的研究,世上没有“好的腐败”(good corruption),只有“坏的腐败”(bad corruption)和“更坏的腐败”(worse corruption)之别。前者是“发展性腐败”(developmental corruption),虽然官员将公共权力转给关系密切者,但国家经济还有足够资源和条件向前发展,生金蛋的鹅并未被杀死,腐败仍可控;而“更坏的腐败”是所谓“退化性腐败”(degenerative corruption),“窃盗统治”贪得无厌,人民毫无机会发展,典型例子如扎伊尔、海地等,腐败所得流出一国后,再不回来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资本。

    

    

     魏德曼曾说,他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也就是防止走向“退化性腐败”。魏德曼也指出,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权贵经济将窒息中国活力,置中国未来于死地。所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永不停步,从而将中国经济引入创业者经济、企业家经济、法治化经济,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对中国富豪来说,tenderpreneur的暴利时代终结了。

    

     中国新经济需要新型企业家,

     而不是旧富豪

    

     我在昨天的文章中已经提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内生性地提出了变革“双经济人”体制的要求,这是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新政商关系的最重要理由。经济的新飞跃,不再靠权力,权力也不可靠了;要靠知识,靠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靠满足新需求。

    

    

     中国经济这一新的超越的大背景,可以用习大大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中的一段讲话来注解。他说,“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新兴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有13.7亿人的市场,而美国、日本、欧元区加起来才7.8亿人口。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是无限的,缺的只是新创意和创业、创新的决心与韧性。和房地产与重化工相关的旧经济正在调整,和健康医疗、信息科技、文化娱乐、教育旅游等相关的新经济刚刚开始。

    

    

     高盛在《“新常态”下的“新中国”经济投资》中提出,持有“新兴中国”,交易“传统中国”。高盛挑出了671家中国企业作为“新兴中国”的样本,涉及卫星光缆、电子商务、教育服务、新能源等30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不能再按照传统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来衡量其价值。一组由高盛追踪的20只“新兴中国股”在2015年上半年取得了23%的收益,创了2010年来的新高。

     类似地,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MSCIChinaIndex)中,非必选消费品、医疗保健和IT板块作为新经济代表,2015年第三季度营收分别同比增长22%、15%和20%,而能源、材料和工业板块作为“旧经济”代表,营收分别同比下降了32%、1%和16%。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最近表示,从具体行业数据来看,新旧行业的发展鸿沟正在加大,传统过剩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发展压力,而新兴产业却以超预期的速度在飞速发展。比如,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高端装备不仅在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落地,更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展开越来越密集的合作。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精技术发展迅猛,“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的新浪潮正在掀起。

     人类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上的前进速度,使得基于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智能互联,把整个世界带向全新旅程。也许几年后,我们再也找不到“非智能化”的物体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将创造全新的消费体验,极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华为公司提出,未来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跨学科融合创造无限可能,全联接网络驱动新工业革命,产业升级构建新商业文明,数字青年引领世界未来。中国增长的新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而是无限计算力与创意的结合。

    

    

     在这样的时点,传统富豪的思维、商业模式、经营惯性必须彻底转变,包括组织文化,再也不能采用金字塔式的帝王之道了。今天最流行的组织原则是赋能,如何赋予员工创造的可能性、分享的可能性更为重要。

     天使投资人戴维·罗斯(David Rose)说,“任何为了在20世纪取得成功而诞生的公司,都注定在21世纪毁灭。”兴起于21世纪的这种根本性的、山呼海啸的力量,以人为本、随需立供、灵活响应的力量,必将催生适合这个时代的新富豪,而他们知识致富、创造力致富的速度可能很快,也更加清洁。

     旧时代正在瓦解之中,旧富豪(不是年龄,是心灵)如果不觉醒,也在被淘汰之中。

    

    用企业家精神共启新时代

    

     德鲁克指出,任何有勇气面对决策的人,都能够通过学习成为一名企业家,并表现出企业家精神。

     在他看来,德国教育家洪堡(1767-1835)就是教育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代表。在医院领域,很多案例也能体现出企业家精神。18世纪末,现代医院首度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出现。19世纪,各类社区医院在美国出现。20世纪初,大型专业化中心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医疗保健中心和专业化治疗中心。所有这些,都和开创者与创新者相关。

     那么,中国的官员能不能也从企业家精神中得到营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投入新时代的征程?在打虎灭蝇、严肃风纪、回归纯洁性之后,我们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激励他们?

    

    

     中国富豪,不要让悲情束缚你的心灵。人类是永不安宁的生物,他们从来都试图努力改进环境,参与冒险和竞赛,投身充满激情、活力的行动(action)。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指出,人类只有在活动和努力中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人的努力是社会和文明的基础,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他认为罗马的覆灭是由于国民们滋生“阴柔气”,即丧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所造成的。弗格森说,为了获得幸福,人们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人们积极行动,一个民族就向前发展、富有进取心、创造力和勤劳;反过来,人们懒散,民族将衰落以致灭亡。

     今年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 ? 费尔普斯有过交流。他预言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他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创新,现代价值观是“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一价值观点燃了草根经济活力,从而支撑起广泛的自主创新活动。

     中国大转型所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你在哪种所有制无关,和你在哪里无关,但是,和你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有关。

    

    

     新黄金时代正在开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不换思维,没有人有时间和耐心帮你换。

     最后,我想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和悲情中的中国富豪以及经常有悲情的中国官员共勉——

     如果我们祈愿结束辛劳,或者祈愿求得安逸,那我们就误解了人类的天性。(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

    

     政商篇(上)、(中)篇请点击以下链接;明天将全文登载,敬请期待。

     秦朔: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我信中国赢——政商篇(上)

     秦朔: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我信中国赢——政商篇(中)

    

    

     商务合作:

     请联系微信号:qspyqswhz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秦朔朋友圈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