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听麦伯良讲述袁庚和中集的故事
2016/2/2 秦朔朋友圈

    

     (前排为袁庚夫妇和麦伯良)

     文/秦朔

     2月1日下午,我通过电话采访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总裁麦伯良。出生于1959年的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和李东生、黄宏生是校友,只是不同专业。以下是麦伯良对我讲述的袁庚、中集和他的故事。

    

     果不算港澳资本类型的合资的话,中集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由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出资50%,1980年1月成立。这个“中国国际”打头的项目由中央政府批准,是0002号,袁庚参与了项目引进的全过程,并亲任首任董事长。我后来知道,袁庚是痛感中国计划经济的闭塞落后,希望引进欧洲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才办了中集。他曾说过,交通部在宜昌曾经关起门来搞集装箱,搞了几年都失败了,所以他要在蛇口工业区引进集装箱项目,把国际先进的技术引进来,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招商局,再到中集当技术员、工程师,开始了职业生涯。一开始,我没有机会和袁庚交流。当时中集已经实施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还聘请了丹麦人做总经理,这是石破天惊的事,因为中外合资企业法都还没有出来。

    

    

    1981年1月24日,中集在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袁庚(右五)任中集首任董事长。

     袁庚一直有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要闭门搞研究,花时间研究别人早已发明的东西。我们要敢于学习西方已经发明的东西。由于种种原因,1985年的时候中集遇到了很大困难,丹麦人水土不服,中国造集装箱为时过早,市场也不太认可,卖不出去,做出来质量也不行。丹麦人失去信心,想要退出。这时袁庚同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企业不能倒,丹麦人的股份保留下来,但退出日常管理,此后中集的损益由招商局这一方负责。当时蛇口在全国很有影响,客观上也不允许这个企业倒掉。这是袁庚对中集的一个重要贡献。

    

    

    1982年9月22日,袁庚(前排左三)出席中集投产仪式。

     1985年,中集由中方接手管理,我开始担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1987年7月1日中集重组,招商局和中远集团各持有45%,丹麦方只剩10%。

     到1990年,我担任中集代总经理,只有31岁。袁庚点头让我担纲,是需要勇气的。中集要搞国际营销,跑国际市场,假如能够有一个外派干部的身份,便利会很多。袁庚给了我这个身份,相当于既是招商局二级部门的头,是正处级干部,同时也是中集的头。

     1991年底,我作为招商局一方的干部,如果还要担任中集总经理,和招商局股权相同的中远方面会觉得不公平。在袁庚等领导的鼓励下,我辞去招商局的职务、彻底下海,当职业经理了。袁庚对我说,“试试下海,如果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就去搏一把。总经理是职业经理人,中集不是更独立了吗?”袁庚对中集的独立性看得很重,他觉得中集要持续发展,不能是招商局的下属企业,也不能是中远的下属企业,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主发展。他在很早就强调国际化、市场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作用,强调股权均衡,决策科学,公司独立,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他说,做企业就是要快速决策,该董事会定就董事会定,该总经理定的就总经理定。如果我是招商局的干部的话,什么都汇报,效率是无法保证的。所以袁庚支持我下海。

    

    

    2002年9月21日,《天海倾情》中集人物肖像摄影作品展举办,袁庚参观摄影作品展。

     1991年底,我从一个月收入1万元的正处级干部,下海,没了干部身份,在中集一个月的收入是400元。我之所以愿意这样,除了领导支持,还因为我已经为中集制定了成为集装箱世界第一的计划,我一定要去实施。

     袁庚1992年退休。那一年中集天达奠基,他来参加奠基仪式,高兴地说:“蛇口有了与天空有关的工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年去看他,请老同志们吃饭。袁庚说,他对我的支持就是让我放手干,无论是1992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还是1994年的上市,他都支持。当时,如果继续靠股东,资金供给是没有保证的。有时请袁庚他们吃饭,袁庚会说,小麦的事情你们都尽量支持,“我们老同志对中集做的贡献不多,最大的贡献就是选择了小麦,而且支持他”。

     我不知道袁庚选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他看准的人,就坚决支持。1999、2000年的时候,我因为被误解接受上级的调查,袁庚突然叫我,请我吃饭,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就说“小麦我对你有信心”。最后的结果,我的问题属于报批不及时,边干边报,但全是为了公司好,没有个人私利。每次我向他汇报,他都说不用,“我关注中集,都知道这些,我有事会找你。”

    

    

    2002年12月16日,袁庚出席中集二十周年庆典暨研发中心落成典礼。

     回忆袁庚,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方面。一是他一直反对中集进入体制内,他说如果中集进入体制内,肯定不行。二是他始终怀有梦想,也支持有梦想的人。我自己身上如果说有些可取之处的话,我觉得就是为梦想而战,不畏艰难不怕苦难不怕折腾,绝不后退,同时严于律己。三是他一直有变革的信念和决心。他在蛇口推行了那么多改革,受了那么多委屈和非议,但一直不停息。他是一个为变革而生的人。

     袁庚85岁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当时他思路依然那么清楚、记忆依然那么好。但谈起当年的成就,他很谦虚,说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没有开放改革,蛇口这样的一个体制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时侯如果“四人帮”还在,搞这些就是里通外国、崇洋媚外。他是碰上了这么一个时机,碰上了邓小平这样的一批国家领导人,碰上了三中全会、国家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个谦虚而倔强的改革者,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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