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常识也许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指引——我所认同的经济价值观（下篇）
2016/2/29 秦朔朋友圈

    

     文/秦朔

    

     从2月20日北京飞巴塞罗那参观移动通信大展，再到德国小镇金根参访中集集团收购的德国最大消防车生产企业齐格勒，现在我在慕尼黑机场准备飞米兰。这趟欧洲之旅，仿佛又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微信上的国内世界，吵吵闹闹，烟雾弥漫，大家真的太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了。而身边的世界，人与自然非常和谐，虽然经济、社会问题也不少，不过非常安静，大部分人就是好好做一份工，好好生活，即使失业也可以好好生活。

     我们都希望过好生活。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向往的是安静的书桌、不断的学习、行万里路的交流，加上独立的思考。但现实里，有些是非争议，你想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如何生活。

    

     简单系统、复杂系统与蚂蚁世界

    

     “为什么我们建一个大型钢厂很有经验，而搞一所好大学很难？为什么我们扩大城市的规模很有经验，而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很难？”这是前年和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聊天时他提出的问题。

    

     在本科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张朝阳看来，我们在简单系统方面很擅长，而复杂系统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简单系统的特点是封闭可控，系统内各部分的相互作用很弱。其思维假设是，存在一个完美均衡的世界，就像一个盒子，输入一套指令它就开了。简单系统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因为效率很高。

     而复杂系统的特征是，系统内的个体都有一定的智能性，会对局部信息做出“自适应”的反应，比如股民买卖股票、出租司机根据路况做调整。复杂系统的元素数目很多，且存在强烈的耦合作用(Coupling)。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内部还有很多子系统，而且有不同层次与规模(multi-level & multi-scale)，子系统之间在互动中共同进化(coevolving)。

    

     简单系统就像部队的一个班，有班长，条令明确。复杂系统则像生命体，像大学，像城市交通，像无数人汇成的市场，它有秩序但常常又是混沌的。就像蚂蚁王国中的每只蚂蚁，研究已经证实，它并不是根据“国王”的命令来统一行动，而是根据同伴的行为以及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行动。

     复杂系统的思维假设是，通过众多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和自我学习调整，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会提高，自组织程度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高级。复杂系统和自组织里的“秩序”，更像是教堂里的无形氛围，它并不是某个谁谁才拥有的“超强大脑”，而是一种平等、默契、共守的意识和准则。复杂系统的动能，依赖每个独立个体对局部信息(因为没有谁能拥有全部信息)所作的真实反应，以及相互间的作用。秩序，存在于真实反应和互动中。

     我和你，从个体来说，都像一只蚂蚁那么微小，但神奇的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一些强大的本能，让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存活。我们群集而居，小而精悍，非常恋巢；我们相互合作，明确分工，寻找食物，照顾幼体；我们的身体能发出“信息素”，交流沟通；我们脚爪里的强大肌肉能让我们举起超过体重100倍的重量；我们是建筑专家，也是超级记忆专家，视觉参照物一记就是一生。我们是复杂无比的系统，也是能够灵活响应各种环境变化的进化过程。

    

     事实上，只要遵循着自然的、普遍的规律，我们就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像春夏秋冬，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我们自会适应，就算一开始没有适应，也能马上学会适应。这是常识。但正是遵循了常识，大道无言，却让复杂系统有条不紊。

    

     经济规律并不复杂

    

     让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也有很多常识和规律支持着人类，在最近几百年里创造出之前几千年累积起来也远远不及的价值。权衡取舍、机会成本、边际、激励、贸易、市场、劳动生产率，这些观念没有多么复杂，但却造就了那么神奇的物品、服务和生活。你想生活得更好，就要生产得更好。你要生产得更好，就要不断进入能有更高产出的部门，同时在竞争压力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哪里是更好的部门呢？这要靠价格信号去引导。亿万农民工仅凭一句简单的召唤，“这里能多挣钱”，就不远千里迁移到加工生产线、建筑工地和物流环节中，就是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信号在起作用。

    

     在我看来，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每个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在真实的价格信号引导下，努力创造更高的产出，为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

     如果不是这样，非要用另外一种逻辑和体系，结果只能是吃苦头。

     比如粮食问题。楼继伟说，“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被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粮食问题当然不是纯粹的市场逻辑就能解决，但市场逻辑是基本逻辑。大家都指望财政部那里减税，但如果财政支出中有大量补贴，有很多支出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和社会价值，楼继伟管的钱袋子出多进少，哪有什么减税空间呢？除非大搞财政赤字，相当于向所有人征一道“通货膨胀税”。

    

     再比如汇率问题。最近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讨论十分热烈，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言论背后的假设也是“贬值等于不好”。这和经济学常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从根本上讲，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决定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基础，如果劳动生产率能相对地快速增长，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就会相对提高，本币对外币的价值也会相应上升。中国从2005年7月19日汇改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差不多有50%，升了那么多，已经把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价值完全体现了，甚至过度体现了。因此，客观上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只要对比一下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就很清楚，非要硬挺，其结果就是央行要花大量外汇储备，卖出美元买进人民币。根据余永定、张明等学者的测算，2015年这笔开支就超过5000亿美元，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的三个月内，中国的外汇储备每月缩水接近1000亿美元。如果短期资本外流没有减缓，央行继续干预汇市，外储将继续缩水。

    

     汇率也是一种要素价格(虽然更为复杂)。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允许更大空间的自由浮动。同时向社会讲清楚为什么要浮动，以及人民币贬值的空间并不大。中国还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也没有完全放开资本账户，浮动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这是合乎常识的做法。就像一个人，午饭吃得太饱，晚饭应该少吃一点，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说你不能少吃，你还要固定吃多少。何苦充这样的胖子呢？人民币贬一点就“国将不国”了吗？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转型需要新范式，核心就是按规律办事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2002年7月，我在《第一财经日报》连续写过5篇短文，总体为《转型需要新的思考范式》，核心就是希望按经济规律办事。今天来看，依然吻合现实。故缩写如下，也是我的经济价值观：

     【计划手段很难得到好果】

     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既要“稳投资”又要“防止增加新的过剩产能”，既要扶持中小企业又要防范金融风险……类似讨论随处皆是，给人左右为难、颇为无解的感觉。 爱因斯坦尝言，“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没有办法靠制造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来解决”。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崇拜”粮食产量，各地亩产大跃进、竞相放卫星，最后却是三年灾害；80 年代“崇拜”工农业总产值，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产值上得很快很大，最后却是大量积压、 “三角债”如山、银行坏账惊人；90年代后，各地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又把不计成本、不顾代价、不考虑能不能持续的“GDP 崇拜”推到一个新高度。

    

     谁都有问题，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成为加剧问题的诱因。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遵循市场规律和客观条件，不是在市场的自然演进中适度予以调节，而是主观先行，越来越依赖政府之手去配置资源，产业方向、区域方向、投资方向、补贴扶持与转移支付方向，都由政府说了算。稳增长、稳投资是为了稳就业，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项目，对就业能有多大带动？与其增加此类产能，不如通过就业方面的稳定基金和对劳动力培训的补贴，对失业群体给予基本保障，同时着力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和素质，创造新人口红利。

    

     对问题企业和危机企业，一定的政府帮助有其必要性。但凡是危机皆由政府出面解决、甚至用财政和政府信用兜底的做法，很不可取。中国的市场经济立法已基本成型，如《破产法》“对于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的情况，已有明确 规定。这些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如果形同虚设，我们实际上就还是在走“大政府包揽一切” 的老路子，政府就算累趴下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总体上说，市场是一个灵活的、快速响应的、迅速调整的自组织演进生态，而机械的、 主观计划的手段，即便出自好心，却很难得到好果。

     【提高GDP的财富转化率和带给人们的幸福程度】

     一个GDP总量逼近全球第一的国家，为什么国人还要争着移民、送子女去海外读书？GDP不完全等于社会财富，而拥有财富才能安心幸福。

     GDP 是一定时期(如一年)社会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是流量概念，反映每年新增的这部分产出的总量。财富则是存量概念，是每年产出的 GDP 存留下来、积淀下来的总体价值。一个社会只要拼命生产，GDP 就会增多。但只有当更多产品和劳务能够沉淀 下来，转化为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才会感到踏实。 比如，著名的“城市良心”——巴黎下水道工程，历时 100 多年建成。当初这个工程每年都创造 GDP，同时它经年不衰，又转化为能持续发挥作用的社会财富。在发达国家越是历史悠久的庄园、建筑，越是昂贵。它们早已不产生GDP，但却是财富的象征。而我们呢，大兴土木令GDP增加，由于设计不合理、质量不过关、规划不科学，不断拆来建去，又使GDP增加，但这个过程，往往也是损失财富的过程。如果 GDP 增长快，但财富得不到有效累积，我们也会感到不安。如果GDP增长慢，但却具备可持续的价值，人们也会感到太平。

    

     GDP的创造过程，应该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累积。所以，不要再给自己那么高的增长压力，“以速度论英雄”；我们要思考的，是提高 GDP 的财富转化率，提高 GDP 带给人们的幸福程度。好的发展，一定是更经济、更有效率、 更贴近人和服务人的发展。

     【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相关的“价值构成”】

     不妨做个假设——今天，即时通讯工具QQ、搜索引擎百度和还在亏损的新浪微博突然都消失了，中国人的生活将会怎样？几乎无法想象，也无法度量其损失。但若以收入来算，2011 年腾讯公司284亿元的收入，只相当于中国钢铁企业排行榜第34名的水平(第33 名为江苏西城三联控股集团，收入287 亿元)；2011 年百度公司145 亿元的收入，只相当于钢铁企业排行榜第55名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的水平。那么，如果中国的钢铁企业少了几家，会有什么影响呢？

    

     答案是，减少一些过剩产能，整个行业日子会更好。当很多地方为GDP 数量殚精竭虑、大干快上、盲目硬上时，可能没有想过：GDP不一定越多越好，相反，一些GDP产出不大的公司、机构、工具和服务，和人们生活的联系会更紧密也更重要。一部好电影和好的电视节目，可以让数以千万的人好好享受生命中的几个小时；类似“网络公开课”、“谷歌翻译”、“维基百科”那样的产品，因为免费几乎不产生 GDP，但它们却构成了亿万人“学习型生命”的一部分。

     很多中国人热衷于买房子，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让心灵充实的“房子”， 精神丰富的“房子”，生命成长的“房子”，能力提升的“房子”。他们囤的房子越多，被物役成“房奴”的程度越深。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只能说明，我们在那些和人的发展更为相关的精神、文化、知识、健康、传播、自由、潜能、环保、幸福等等方向上，发展得还很不够。这些领域的 GDP 虽然不高，却因为带有“正外部性”和“循环转移价值”，可以发散出无数和生命连在一起的温暖与光芒。

     如果能加强从GDP角度到国民幸福角度的思考，努力提高经济中和人的全面发展更为相关的“价值构成”，则我们不需要太高增速，也能享受好的生活。

    

     【努力改革创新，让下降曲线变得平缓】

     要实现转型，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GDP的财富转化率和价值含量。我们也不能再走牺牲环境、滥用资源的生态赤字型道路，不应再走竞争条件不平等、基本保障和分配不公平(如城乡、区域、劳资、国企民企等)的低包容性道路。

    

     从另一个角度说，探求经济增速下降背景下的新发展道路，也是因为在客观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呈下滑趋势。资本贡献对中国 GDP 增长的作用已出现递减。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降低，使人口红利正在衰竭。最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在下降。过去 30 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半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余来自技术模仿带来的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和管理的加强等等。随着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模仿红利”也在收缩。

     如果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则我们能做的，不是用行政手段扭曲资源配置，生硬和低效地去刺激；而是要追求发展方式的好和优，同时努力改革创新，让下降曲线变得平缓。比如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延续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教育水平，打破行政性垄断，通过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可以让资源向那些有着更高产出效率的地方和部门转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转型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当中国的人口、资本、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约束性不断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出现递减时，毫无疑问，真正的出路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支持知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向管理要效益，等等。而要转型，就必须坚持一些基本原则：

     ——资源配置原则。必须打破对资源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如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垄断性分割、身份分割、用权力分配资源，等等。

     ——供求均衡原则。要使得产品和服务的供方，能自由便捷地开展创造活动；要使产品和服务的需方，易于得到想要的满足。供求双方的信号传达应该畅顺，供求之间的交易要有 法治化的信用保证。

     ——创造大于消耗原则。要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使一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力量大于消耗财富的力量，必须使创造者、劳动者得到正面激励。

     ——净现值原则。一种投资，只有当其收益率高于资本的机会成本时(净现值为正)， 才是值得耗用资本去投入的。

     总言之，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力量都有积极性，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生产性劳动，努力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的时候，经济增长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问自己，我们的行为符不符合这些基本原则，我想就会形成更多的共识。你是在创造社会财富，或者是为那些创造财富的经济主体提供帮助？还是在消耗社会财富，或者是给那些财富创造者制造各种麻烦、束缚和不公平待遇，让他们心情不爽、精神不自由，给创造设禁区、让市场交易无法治保障？你占用了经济的资源、社会的成本，有没有取得经济净福利和投资净现值？这就是常识!少讲空话，少讲大话，只须问自己，你的行为合乎不合乎经济常识？!

    

     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就是最大的政治

    

     从2009年起，我在关于“中国经济的下半场”的多次演讲中呼吁，中国要将自身的潜力现实化，必须在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四个维度上恪守一些基本原则，具体包括：

     在政府层面，坚持“有效管治前提下的最低消耗原则”；

     在市场层面，坚持“健康运行前提下的最大活力原则”；

     在公民层面，坚持“责权利对等前提下的最大自由原则”；

     在社会层面，坚持“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最大包容原则”。

     由此出发，我所认同和坚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思想是：发扬企业家精神，焕发内生动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持续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而要落实这样的思想，又涉及到“竹林”宜养不宜砍(对民营经济，要自由进入、平等竞争、稳定预期、减轻负担、保护产权)，涉及到国有经济再调整(增加公共分享，2010年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只占全部利润的5%左右；从“国有国营”进行市场化改造，转向混合股份制)，涉及到去除权贵之手(grabbing hand)，涉及到建设统一市场和贯彻法治原则，等等。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基本想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的原因之一。

    

     在这篇长文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经济究竟要为怎样的生活方式去生产？

     我想借用中国领导人的话作为结束——

     “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 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习近平2012年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除此之外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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