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1万亿股票,能发给全国人民吗? || 小钱频道
2016/5/31 秦朔朋友圈
顾继东/文
2015年6月以来国家队巨资救市,截至今年3月31日,国家相关机构持有A股1221家公司共计市值1.00万亿,占流通A股市值的2.8%。如何退出?我建议以基金形式,按人头,发给全国人民吧!
中国式货币化融资的财政计划(MFFP)——给全国人民发股票基金——且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负担成本
国家队救市难,退出更难
国家队入市,选股如选妃,市场春心荡漾;国家队现在高抛低吸,市场在“狭窄走廊震荡”;未来几年,国家队的持股,仿佛三峡蓄水,始终是市场上行的心理和实际隐忧。国家队救市难,退出更难。
兴业证券的研究则显示,在上证50、沪深300、中小板指、创业板指成分股中,证金和十大中证资管计划持股个数占比分别为100%、75%、13%和6%;持股市值占自由流通市值分别为12%、8%、2%和1%。国家队的存在,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国家队高抛低吸,会破坏市场公平。
中国国家队退出,可以参考香港、美国等退市方式;也可以参考俄罗斯90年代证券私有化。
本文提出一个建议:参考伯南克的货币化融资的财政计划(MFFP),可以将国家队救市买入的股票,以基金形式,按人头发给全国人民——且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负担成本。
这种方式对于股市的好处,在于恢复分散决策,有利活跃市场。国家队退出市场,好过与民争利。发股票基金给全国人民,不会影响上市企业一般运行。
国家队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尽早做出一定安排,有利于市场预期,有利于未来3到5年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经济L底,给全国人民发股票基金,有利刺激经济
以往的经济刺激大都造成了供给端的过剩,“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所谓涓流效应,变成了截流效应:聚集到上层群体的财富是以牺牲中下层群体为代价的,贫富分化严重。
国家出钱投资“新兴产业”,意味着“专家+天使”的类计划经济思维的复活,没有认识到政府官员、专家,每个人都具有的“无从救治的无知”。我们不能从混凝土经济的思维,走向专家理性建构的“供给端”。供给端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所谓政府的权力边界,首先就是认识“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经济调整带来的清算痛苦,不愿意放弃财政刺激政策,或者采取央行放水,那么,在国家队实际已经出手并持有大量股票的情况下,给全国人民发股票基金,应该是一个政策选项。
给全国人民发股票基金,可以让每一个国民参与资本市场,增加其收入,这也就是“给每个人发钱”。这个“及时雨”直接浇灌到了中低层,他们将拥有实际的消费能力。穷人的消费不是通过高利率的消费贷款“饮鸩止渴”。“给每个人发钱”,可以是凯恩斯的财政“挖掘窟窿”之外另一个有效、直接刺激消费的工具。
“给每个人发钱”,将是一个充分的分散决策。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分生不分熟”,米塞斯也说,“每一个便士,就是一张市场的选票”。每一个市场中的消费者以消费做出“投票”,在消费决策驱动之下,紧接着是每一个实业家实业生产的分散决策,之后再是每一个金融体系参与者的融资贷款的分散决策。
资本账户的存在,其本身也会启发、刺激许多家庭做出更长远的金融规划,将有助改变大众在金融“知识阶梯”上的分布。
给全国人民发股票基金,也具有公正性。“给每个人发钱”也就是在货币发行的分配上尝试靠近“无知之幕”。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体制未完全打破,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给全国人民平均发钱,是对广大农民的必要补偿。它也可以避免利用信息等寻租,中信证券在救市中的家贼表现足以说明,没有天使。
为什么“给每个人发钱”?是为了弱化“央行—金融机构”货币发行传导机制的分配非中立性
传统的“央行—金融系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直升飞机撒钱”,对于财富分配是非中立的。
“新增的货币量起初并不是到了所有人的腰包里;首先受益的人所得的数额并不完全相等,也并非所有人在得到同样数目的新增货币后会有同样的反应。”我们必须回到米尔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于“直升飞机撒钱”的传导进行“层层推进”分析。
我们应该突破“平均”、“总量”等计算,直抵群体或个人。我们应该审视信用阶梯上贷款的个人可得,审视在知识阶梯上的信息的个人利用。
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酒吧,从统计上来说,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会剧增,但他们并没有变得更有钱。借用这个比喻,比尔·盖茨走进一家银行大堂借钱,该大堂整体的借款水平会大大提高,但其余顾客并不会因此得到更多贷款。
我们被平均了!
将伯南克宏观“金融加速器”理论结合银行微观的客户分类实务,我们不难发现,“直升飞机撒钱”实际是在“在信用阶梯上撒钱”, 是依据原有的财富存量进行分配,“爱富嫌贫”,加剧了不平等。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每一个经济市场的参与者是不是同一时间知道“撒钱”?捡钱的信息与知识是否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获得?这里可以发端“知识阶梯”的概念。
央行居于顶端,金融系统次之,而有理财顾问(大到伯南克了解美联储决策的公式、信息、偏好,小到银行贵宾室的理财顾问)的10%富人紧随其后,接下来便是有一定知识结构和闲暇时间学习的中产,而于金融知识匮乏且金融专注度较差的一般民众可能就要居于末端。在金融知识的阶梯上,大虾和菜鸟的收入可是有天差地别啊。
这就意味着,普通人的你,可能在信用阶梯上没有捡到钱,在知识阶梯上也没有捡到钱!
“央行—金融系统”的货币发行传导机制下,我们难道没有看到缩小版的“计划”么?同样是要改变经济周期,独立的央行以专家的面目扮演天使,以数理模型的承诺来替代“所有制变化”的幻影。而央行的权力追求,与金融系统的利润追求,两者的结合,使得通胀政策与救市实际成为非中性的分配:在信用阶梯上撒钱加剧不平等,金融知识阶梯的“遮蔽”加剧了金融系统作为小集团的分利。容易被“旋转门”俘获的央行追求权力,作为独占传导的金融系统追求利润,这个“央行—金融系统”的组合,是“权力和利润”的组合,形成的小利益团体代表了其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往往是“特殊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他们利用专业知识的隔阂和在知识阶梯上的有利位置,着眼于从社会现有收益中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分配,对生产或增产性投资的兴趣为辅,严重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削弱了投资、抑制了实体创新,也就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放弃了对政府的慈父幻想,就应该同样放弃对央行天使专家的神秘感。
给每个人发钱
如果温和通货膨胀成为央行的政策选择,如果央行为保持金融系统稳定,而进行大规模“放水”,那么,与其通过传统的“银行—金融系统”的货币传导机制,不如直接“给每个人发钱”,也就是建立“央行—个人”的直接传导机制。
“给每个人发钱”,也就是经国会或人大(一国的最高民主程序,甚至是全民公决的方式)事先授权,一国央行每年例行或在经济危机爆发时,给一国的公民或经过民主程序指定的公民群体的金融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卡或个人基金账户,也可以是支付宝账户、微信钱包等)直接发钞。
年例行发钞的额度可以考虑弗里德曼曾经提出的GDP的3%-5%为限。如以中美为例,2014年,美国的GDP为17.4万亿美元,人口为3.05亿,则美联储发给每个人的账户金额约为1711美元;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人民币,人口为136782万人,以3%发钞,则央行发给每个人的账户金额为1396元人民币,以5%计,则为2326人民币。而目前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67元。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世界银行近期调整的贫困线标准出发,每人每日生活费1.90美元。一年约693.5美元,按汇率6.4计算,折合约4438.4元人民币。
建议在普通年景,考虑在3%或以下;在经济危机时,可以经一国的最高民主程序审议,追加额度到5%。
“给每个人发钱”可以打破传统货币发行传导机制中银行顺周期行为,可以不理会银行业的“惜贷”,解决货币政策的“时滞”,直接解决中低端阶层“消费不足”,从而刺激经济,真正摆脱全社会的“流动性陷阱”。直接给每个人发钱,可以真正导向拉德克利夫报告所述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而不仅仅是狭义的金融系统的流动性。
每个人的消费,便是一张对市场企业优胜劣汰的“投票”。这个投票会使有市场销路的企业迅速获得现金。这个投票应该比信贷审核更直接。
“央行—个人”货币传导机制,因利益切身,而促使民众关心货币,关心金融,而不再成为“忍气吞声的被遗忘的大集团”。
更重要的是,“央行—个人”货币传导机制,因其在传导过程中的透明、简单,也将使部分的央行知识、信息简单,从而使解读简单。而应对与创造,更多是交给了民众消费和实体生产的选择。这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产生的复杂知识,因其分散,即使有“专业隔阂”,一般也不会发展成为掠夺的“知识遮蔽”。
“给每个人发钱”的构想并不着重于消灭或延长经济周期。周期总会存在,这是市场经济几乎不可避免的。商品只要存在“从生产领域向市场作‘性命攸关’的一跃”,周期就会存在。“给每个人发钱”的构想,不是为减少富人在经济周期中财富损失的痛苦,也不是为了延长大众的“消费主义”欲望和行为,而是为了减少穷人必要生存的痛苦。
“央行—个人”货币发行传导机制的建立应不损害一国的货币政策信誉,不损害一国央行的可信度。反对恶性通胀,应该成为拥护“给每个人发钱”的支持者的明智前提。我们始终应该强调“恶性通货膨胀”和“计划经济”的痛苦经验。这必须成为我们制定任何货币政策前的经验沉淀。
“央行—个人”的货币政策传导,并不挑战市场既有的制度与运行,包括尊重私有制度,尊重现有金融体系的资金市场配置功能。“给每个人发钱”的传导机制只是打破了“央行—金融系统”传导机制的专一,并没有否定央行在市场货币经济中的看门人作用,也不排挤金融系统在货币资源配置中管理货币风险的核心作用。依然乐见信贷在“信用阶梯”上撒钱以提高货币配置的效率,希望金融专业知识在“去蔽”后更多为实业服务。但是我们将看到金融系统在“央行—个人”的传导机制的制衡下,得到“较少的胜利品”。
“给每个人发钱”,应该是公众再既不能容忍经济衰退周期带来的痛苦、选择央行放水,但同时又不能接受“央行—金融系统”非中立分配的情况下,而选择的权宜之计,但必须也应是世代相安的绿色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给每个人发钱”这个类乌托邦的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习主席说,“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年代。”如何产生思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对于西方货币银行学理论与实务,我们在接续和开进中,必须发现假设,提出反驳。
“揭示理论经济学假设的不实之处,目的不是要使经济学蒙羞,而只是揭示理论上的局限性。”(费兰克·奈特)
试抛砖引玉如下:
A、专家运用货币政策操控经济周期,与计划经济的思维有共通之处。哈耶克将“如何最好地组织经济”这个古老的挑战,表达为“如何最好地利用信息”这个问题。制订计划的人不可能搜集和处理所有相关的信息。以往列宁的“计划+大机器”的公式,现在变为了“央行+数学经济模型”。每一个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每天都在揣摩美联储等央行的决策,俯仰鼻息,这个和每天朗诵“红宝书”有什么太大差别呢?
B.漠视历史的“不平等的个体现状”而进行的货币经济学数学模型,大体都忽略了市场实际参与者的细节,丰富与这些个别要素彼此交互的方式。比如,“如果所有的家庭都以某一初始金融资产开始”,由此展开的推演,“评价货币政策优劣应该基于具有微观基础的社会福利函数”并不能实现。斯蒂格利茨批评说,“代表性个体模型,银行家和工人是同质的”。
C.不要用消费概念来完全替代分配概念。身处市场经济中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落下“铁幕”。冷战结束之后,这个铁幕似乎并没有去除。比如,经济学的分析,进入了“分配”,进入了“历史财富存量”,似乎就进入了“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纯粹市场”的古典意韵。无视或者蜻蜓点水于“分配”,就看不到经济运行的整体轨迹,数学模型也就有着显然的主要假设缺陷。大家都使用了“消费”,用“刺激消费”来含糊其辞:因为分配问题带来消费不足,带来经济周期困境。
D.美联储之所以使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业务,较少使用利率政策,是因为其子弹已经打光,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高负债。特朗普的大嘴,已经说出了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担忧:高额负债,如果利率提高,如何还债?但央行政策如此通过金融机构传导,是按信用阶梯撒钱。既然是资产负债表业务,必然是企业行为,也就是要对手能够偿还,因此它要挑选信用较高的金融机构。后者,也是按盈利和风险的平衡,来选择自己的信用较高客户,对价中增加了违约考虑。传导有成本,且形成圈子内利益输送,按信用阶梯留下买路钱。货币迷失在金融圈子内,实业呢?
当然,当我们提出给每个人发钱,我们并不是全部推倒重来。需要警惕的是,“央行—个人”货币传导机制,不应该成为“均贫富”的极端工具。私有制,永远是自由最为重要的守护。计划经济将导向专制,将是“利出一孔”下的“不服从者不得食”,丧失我们所有的自由,除了“鼓掌”。
货币是国家发行的,但货币最终是要在人民群众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稳定的契约关系。 这一届人民币行不行,取决于这一届人民行不行。“如果公民把经济研究留给专业人士,使其成为他们独享的领域,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人民过于冷淡,不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对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得出独立的判断,他们如何决定自己的事务呢?”
货币及其发行,人民是甲方,委托人,央行是乙方,代理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人民是甲方,人民是甲方,人民是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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