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吴建民，有这样的公民是我们的骄傲 || 秦朔访问
2016/6/22 秦朔朋友圈
秦朔/文
“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并且以一种更为深远和让人刻骨铭心的方式，永远活着。”这是五年多前，我在纪念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的文章中写下的话。
最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74岁的保育钧先生和77岁的吴建民先生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一位是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曾经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一位曾任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外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也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以职位论，他们都未到正部级，所以在那些按规格安排的媒体上，没有什么反映；但在互联网和市场化媒体上，他们的去世引发了广泛的怀念和思考。显然，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无关，而和正直的道德与对社会的关怀联系在一起。
保育钧和吴建民多次接受过第一财经的采访，参加过第一财经举办的活动，我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和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和交流。特别是保老，蒙他厚爱，经常读我写的“一财日日谈”专栏。我按他的家庭地址赠阅了一份，每次碰到，他都会给我鼓励，并以老新闻工作者的丰富经验给我教益。《人民日报》是我每天上班看的第一份报纸，保老向我讲述的报史花絮，让我倍感媒体在诸多约束条件下努力前行的不易。
我一向认为，没有谁能在人内心的天空中拥有管辖权，不管是怎样的教条都难以真的浸润人心。而保育钧和吴建民都在不经意中感染和打动了我们，如清水芙蓉，毫无雕琢，唯余那份希望国家好、人民好的坦诚。如果说保育钧的风格是更加热烈、直率、更富批评精神的，吴建民则是更加温和、理性和柔韧的。但他们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长治久安而殚精竭虑的人，是努力和社会互动、推动社会进步的人。
争的是平等，而不是特权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合作伙伴，第一财经几乎每年都在博鳌举行一个早餐会。印象中保老每年都参加。2015年的主题是创新，保老在发言中说，“我们讲创新20多年了，但进展不大，什么原因？首先，不靠创新而靠特殊资源，企业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创新？其次，一些所谓的专家权威，几句话就把别人的想法给否定了，让企业得不到支持。另外，国内对创新者缺少信任。1984年《人民日报》想搞电脑照排系统，王选(注：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方正创始人之一)在现场，说很快可以搞成。但我们不相信他，自己搞了两年，因为没有人才搞不起来，钱全砸进去了。这个时候回头找到王选，两个月就搞起来了。所以，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非常重要，创新者需要一个好的平台。”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我应邀主持了一场关于房地产的分论坛，保老是圆桌嘉宾。他说，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现象，政府每调控一次，房价涨一次，“闲不住的手”总觉得比市场要高明，要让规律服从政府意志。“我们不是反对调控，是反对不科学的调控，反对权力配置资源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是不行的，比如鼓励人们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这是一厢情愿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在北京，当然要跑到北京买房了，机会最多的地方是深圳，大家就都跑到深圳去了。中国千差万别，市场主体多样化，‘一个文件管全国’这种思维方式不改变，以后还要吃大亏，不仅在房地产市场吃大亏，在其他地方也要吃大亏。”
这天晚上，在金海湾大酒店举行的“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上，我最后一次当面聆听保老的观点。他听了滴滴打车的程维演讲后说，真的要让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起来，第一是要打破垄断。不打破垄断，分享经济或者共享经济是没法发展的。第二，要讲信用。如果像阿Q讲的，“和尚动得，我为什么动不得”，这是不行的。第三是法治。我们现在的立法是部门立法，管什么方面的部门给什么方面立法。他说1999年就写了文章要警惕“立法自私”。
保老去世后，我从很多怀念文章中才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作为人民日报社科教文部主任，在拨乱反正、促成顺利恢复高考等方面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他曾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写出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章提出放弃“团结、教育、改造”的旧政策，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84年10月1日，在建国35周年庆典大会上，北京大学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时，几个大学生突然打出事先写在床单上的标语：“小平，您好!”这张照片，就是当晚值班的保育钧签发的。
1996年1月保育钧调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此后他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从1998年开始，连续三次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向全国政协提案，明确提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一起保护。至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尊重并保障人权”被明确载入宪法。晚年的保育钧，抓住一切机会为民企鼓与呼，但是，他也始终强调，他争的是平等，而不是特权。
保持发展的势头，是我们最大的利益
我和吴建民先生交流不多，更多是通过听他的演讲、看他的文章和记者对他的采访，感悟他的内心和视界。
2014年他在为《第一财经日报》撰写的关于订立中美投资协定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推动两国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打开大门，令双方经济互惠互利，“我们不会低估达成最终协定的困难。但回想之下，WTO谈判曾更加艰巨。当时和现在一样，每个国家都在协商中承受着显著的政治阻力，不过得益于强有力的领导者，这些障碍被成功突破——他们能够全面考量各国的利益，所以在坚守自身立场、不会就核心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也可以找到足够的双方共同点，由此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从这里不难看出吴建民对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在坚守自身立场、不会就核心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努力找到足够多的双方共同点，令双方经济互惠互利。
在2015年底为《第一财经日报》撰写的长篇文章中，吴建民首先从习近平成功访美、习马会、伊朗核协议达成、东亚地区矛盾和分歧得到管控、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这六个方面说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个时代的潮流在继续向前推进”；接着又从很多具体事实中得出结论，“代表旧时代的冷战、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仍在顽强表现，并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单极与多极之争近一步凸显，世界在走向多极是大势所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多极世界可能是一个更加和平、更加民主、更加繁荣的世界。
在吴建民生前身后，都有一些所谓他是中国外交“鸽派”的声音。关于这个问题，他曾向《第一财经日报》做过详细说明：
“我不喜欢贴标签的做法，我是实事求是派。不管是谁讲的观点，关键要看实践。实践证明你是对的就是对的，是不对的就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包括同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的关系都大大向前发展了。我们与世界各国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我们的方针是结伴而不是结盟，这是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和苏联结过盟，效果并不好，结盟就会得罪别人，缩小自己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在我的外交生涯里，曾经搞过13年的多边外交，纽约10年，日内瓦3年。在联合国，你经常会看到，围绕不同的国际问题，各国的利益不一样，会出现不同的组合。这是由于各国的利益所决定的。不同的组合不是结盟，大家围绕某一个问题的利益比较一致，所以走到一起来了。”
这几段话很清楚地说明，吴建民真的是站在为中国好、对中国负责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上。
有些人说吴建民是鸽派，无非是觉得他没有说过硬话。而在吴建民看来，重要的是打能不能解决问题呢？美国武力强大，结果如何？他在很多国际场合都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如去年9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慕尼黑欧洲安全峰会上，他指出，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三场战争。这三场战争把中东地区原有的脆弱平衡打破了，导致这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动荡、战争和冲突之中。
去年2月《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吴建民在上海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一定要明确，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邓小平做了论断，发展是硬道理。到21世纪，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我们形成的这个势头，大概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好的势头。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是我们最大的利益。”
“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我觉得中国人不能低估封闭的惯性，你观察每个人的行为，都生活在惯性之中，因为惯性是多年形成的，不知不觉。中国是有这种惯性的——封闭。这30多年来的开放是新的事情。封闭可以讲出100条好处，封闭好啊，封闭好控制啊，封闭有助于稳定啊，封闭之后，外来力量难以渗透啊。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明确讲了，开放，苍蝇蚊子是进来了，但是新鲜空气也进来了。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要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
吴建民说，千万不要低估习近平主席讲的“共赢”这两个字的分量。共赢这两个字，新生事物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都是零和游戏，我胜你败，我赢你输，我得你失。今天世界变了，共赢成为非常强大的武器，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针。
斗什么，不斗什么
如果把“斗”作为一种对抗状态，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对内斗、对外斗”、“对内斗、对外不斗”、“对内不斗，对外斗”、“对内不斗，对外不斗”的多种状态，交替存在。斗不应是盲动，不斗也不应是投降，所有这些，历史应该已经给我们很多启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悼念吴建民的文章中说，很多人总以为大使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大使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
郑永年说，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有一次，我说，中国社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实际上很难是民族主义，而是变相的义和团主义，因为它经常使得国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他非常赞同。他觉得，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爱国的社会成员，其责任是使国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民族主义使得国家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那么就不应当叫民族主义。”
“在大使关切事物变化的背后就是他对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至为关切。他对国家的极其忠诚也是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讲中国的动力吧。”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民族的奋斗，这个奋斗无疑既有对内的含义(例如“四个全面”)也有对外的含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创造更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千万要记住，奋斗不等于内斗外斗。
保育钧、吴建民算是40后一代，他们经历了70余年的历史，他们在晚年念念不忘、四处呼吁的观念，一定建立在真实的体验基础上。这些都值得我们反复回味，而不是轻易忘记。
从蔡定剑到保育钧、吴建民这样的公民，他们都以积极、主动、有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到推动中国进步的进程中。他们直面矛盾，也承受煎熬，但并不消极，而始终充满对时代的爱与责任。蔡定剑先生在给《南风窗》撰写的稿件中曾经感慨，“是什么力量把百岁老人在寒冷泥泞的冬天从温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又是什么动力驱使这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怀揣着法律文本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可以说，一旦真切地听到时代的呼唤，看到问题的症结，他们就都不遗余力地放弃了不闻不问的安逸“小我”，而成为努力去改变、改善的“大我”。
我怀念这样的人，尊重这样的人。从广义上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因此需要众人参与。按照爱因斯坦的观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他因此反对那种“科学家对政治应当默不做声”的看法。在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
那些也许是微弱的、但是坚韧不倒的努力，维系着世道中的正义，而文明的血脉和人道的理想，也因此代代相传。
有这样的公民，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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