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上） || 大视野
2017/1/9 秦朔朋友圈
秦朔/文
岁末年初，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争论愈演愈烈。
野蛮人、曹德旺、“死亡税率”、人无贬基、宗庆后质疑马云、雾霾、特朗普与贸易战、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稳增长与防风险，等等等等，弥漫着一股越来越强的情绪。其中的怨气、讽刺和怒气，表面看是一时一地某人某事所触发，实则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多年累积、多方累积、多领域累积的问题的自然挥发。
可以预计，类似争论还会继续，并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对预期的不确定。
人内心的雾霾，并不比每天出门的雾霾来的轻。
每个争论都有价值，但如果总是带着情绪去争论、去传播，那我们自身也将成为无法破解的难题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互联网影响下，社会心理的交叉传染不断增强，能极大地影响投资和消费活动。自然雾霾很可怕，心理雾霾更可怕。
在拉斯维加斯参加CES(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消费电子展)期间，我决定写几篇文章，对近期关于中国经济的争论，用问答体给出回答。
这里的天，高远而晴朗，晴到PM2.5只是个位数。北京的天空也许还要很长时间才能一碧如洗，但在思考的天空中，我们应该更早清醒。
问题1、中国经济何时是底？
这是一个这两年一直被热议的问题，似乎找到底就可以心安理得、坐等顺风了。
从我创业后在欧美亚非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访看，在世界所有中等收入以上经济体中，中国增速仍是最快的，在全世界打拼的中国企业仍是最具拼搏精神的之一。中国经济还在上坡，“探底说”似是而非，没有太大意义。
单从增速看，在各大洲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上个十年增长最快的，在各大型经济体中印度从2015年二季度增速超过中国，2016年又超过殖民时期的宗主国英国，成为美、中、日、德之后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它们的基数都很低。印度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5。
虽然莫迪政府2014年上任后启动了“印度制造”、“清洁印度”、“数字印度”等计划，努力吸引外资，但从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等方面看，印度和中国不是一个“数量级”，也不是一个“质量级”。
我在采访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有些已经在通向全球创新者、全球领先者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不只是规模，而且是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
以今年CES为例，3800多家参展企业中，中国企业有1700家。所以我说CES也是China电子展。“无中国，不全球”。CES已经50年，下一个50年，在上海举行的CES亚洲展(CES Asia)完全有可能和拉斯维加斯的“母展”比肩，甚至超越。
中国经济正在勇攀世界高峰，问题是上坡路上的问题，是调整与再出发的问题。中国人依然应该有会当凌绝顶的勇气，而不是天天讨论探底。作为企业，要问的不是10%那样的高增长周期还会不会来，那是不切实际的，而是自身应该如何更好地创造价值，增强核心能力。
其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哪有一项事业是不难的？!越向上，越要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就越难。企业的常态就是与难相伴，攻坚克难。但是“困”，外部因素的困扰，体制性的困扰，要通过政府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去解决。
从宏观动力看，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和传统增长方式相对应的动力与优势的衰减，比如劳动力数量、年龄的红利和成本的优势。数量优势减弱了，就要靠质量，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相对缓慢的，这时就要靠更好地激发企业家和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但在通过制度创新去激发经济活力这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弊端。
所以我的总体看法是，中国经济向上成长的大趋势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周期地位没有逆转。以前“中国制造”是中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语言”，未来“中国钞票”也就是人民币，将是中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语言”。人民币目前备受质疑，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经济法治化进程取得切实进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会再回到1994年1月1日外汇价格并轨后的8.7，甚至也回不到2005年7月21日汇改后的8.11，人民币兑对美元从“7.21”一路升起，回吐一些升幅很自然。
但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很多波动和扰动，而且这些消极因素的发作正在“高频化”，显示出某些“病灶”已经相当严重，捂不住了。如果对波动和扰动背后的结构性、体制性“病灶”不高度重视和加以解决，有可能放缓中国的成长性，甚至可能功亏一篑。
问题2、扰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中国经济出现特别重大的扰动，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放弃对本世纪头20年仍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认识。目前看不存在这种问题，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透彻地认识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失衡、微观主体经营困难等问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也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我分三个角度深入谈谈。
一是政府角度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共同富裕、坚持对外开放等等。由此看经济问题，就要问，我们在哪些方面违背了或者没有真正贯彻落实这些原则？
二是历史文化角度
经济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就是少耗费而多收益，就是创造价值。《周易?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经济商业的本质是通过市场实现“各取所需、各归其所”。“噬”是以齿咬物，“嗑”是合口，“噬嗑”就是在集市上寻觅合意之物。从卦象看，《噬嗑》卦是下震上离，“离”为日，为明；“震”为动，为出。上光明，下有动，也可以理解成好的供给驱动了新的需求，这样的话，“日中集市之象显矣”。
从本意看，经济一点也不复杂，就是以市场为交换中介，实现供需互动和平衡。古人早就说，“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于是日中为市焉”。经济就是“开物成务”，按万物的道理行事；就是“利用厚生”，充分发挥资源的效用，使民众富裕。
在集市上交易，需要一定规则。《噬嗑》卦中叫“狱”，《周易?噬嗑》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就是要有刑罚。所以经济和商业既是交易和生意，也是“论罪量刑”的一套规则。
从元典文化的角度看经济问题，就要问，我们有没有遵循以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的原则？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和公平一致的规则办事？
三是经济与社会角度
一个国家，有负责挣钱的部门，有负责花钱的部门(如科教文卫和养老保障)。国家要繁荣稳定，无论挣钱还是花钱，都需要有效率，同时两者要保持平衡。如果挣钱没有效率，财富积累少，能花的钱就少，人民福祉就难以改善；如果花钱没有效率、乱花，就要挣更多钱方能维持现状，这样企业负担不可能降低，反过来还会打击投资兴企的积极性。
由此看中国经济，挣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国企部门吞噬的资源多，而效率低；花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是，预算不完整、不透明，支出的绩效缺乏评估，不知道很多钱花到哪儿了。同时，想吃财政、靠财政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支出规模的增长越来越大。支出压力大，就要靠赤字，企业税负也无法从根本上降低，就算税降一点，非税负担会上升更快。
这里举一个例子。新华社从2014年起就不断呼吁“钱去哪儿了”，包括：二三十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去哪儿了？每年几千亿和居民相关的水电油价“附加费”去哪儿了？万亿级别的彩票资金去哪儿了？自1998年实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至今收缴的好几千亿维修资金去哪儿了？每年几千亿元的科技支出去哪儿了？每年几千亿的高速公路收费去哪儿了？20多年收取的“民航发展基金”去哪儿了？和计划生育部门相关的几十亿“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去哪儿了？全国几亿张正在使用的城市公交IC卡的押金层层被“截留”去哪儿了？车主在公共道路上缴纳的停车费至少一半没进政府财政、去哪儿了？
大部分的钱肯定还是用于发展和建设了。但也有很多钱，作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低效地沉睡，无当地流失和挥霍。
最后，众所周知，中国还有一些花钱问题，是新华社也无法触及的。
我常常在想，以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挣钱的奋斗精神和工作强度，几十年如一日，为什么今天财政压力还是这么大？答案很简单：在挣钱方面，规模虽大效率仍低，“净积累”没有想象的多；在花钱方面，一方面或许存在超前消费(如各种新城新区新机场新地铁层出不穷，比美国都进步，但越往后维持成本也越高)，另一面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花钱的效率低、绩效差，没有在阳光和法治环境下运行，存在大量跑冒滴漏。
那么中国经济的希望在哪里？我的立场一直是政府、企业和社会要一起努力，以更高效和集约的方式创造价值。如果在批评政府时“义正辞严”，而自己恰恰是缺乏自生能力、靠特殊资源和优惠政策存在的微观主体，那这种批评没有说服力。微观主体以各种名义“搜刮”政府，这样的情况也很多。
要让所有人都努力创造价值、提高效率，就必须坚持两个“搞对”，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把公平搞对。缺乏激励，缺乏公平，一定出问题。搞对激励和搞对公平，涉及公共产品问题，政府都是关键，所以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要搞对，要当好守夜人、裁判员、服务员，而不是像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说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从搞对激励、公平和政府角色的角度看，现在都有不少错位。在挣钱方面，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待遇不一，公平出了问题；对国有经济有效激励不足，硬约束也不足。在花钱方面，政府采购对国企、民企、社会组织的待遇不一，不相信社会力量，公平出了问题；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自己人花钱，既是监督不够、公开性不够的问题，也是激励问题，因为既然高效花钱、集约花钱、省钱不被激励，谁会在意怎么少花钱、花好钱呢？
综上所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干扰，往往不是经济因素的问题。“八项规定”很有效果，但是管不到整个体制性的弊端和损耗。
问题3、政府为克服下行压力出台了各种政策，为什么压力还是这么大？
近年来，政府为克服压力出台了许多政策。有鼓励“双创”的，有促进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发展的，有促进消费的，有鼓励社会投资的，最近还有鼓励外商投资的。其心可鉴，也有成效，没有这些措施情况可能更糟，但为什么压力还是很大？我的看法是，新增的、新生的动能，目前的总量还不能抵消那些历史形成的“问题资产”不断瓦解的压力。
最近，我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研究了“双创”。“双创”是伟大的探索，现在全国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平均每天超过4万户，小微企业户均人数约7.7人，个体工商户户均人数约2.8人，如果没有他们自力更生去创业，中国会和欧洲很多国家一样，失业率20%以上，年轻人失业率40%甚至50%以上。但是需要看到，每天新设立1.46万户企业的同时，也有4800户企业“死亡”(吊销执照)，相当于“生三个，死一个”。同时，全国新设小微企业周年开业率为70.1%，其中78.7%实现了创收，两者相乘，大致可以说，新设企业一年内开业并有收入的比例是50%多一些。其中有多少盈利呢？没有找到相关数据。但我深感创业不易，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意义上的“双创”，要拉动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奋然前行，暂时还难。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小微双创”上，不如把创业、创新精神广泛应用在庞大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部门上。1985年，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美国在1965到1985年间免受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衰退之苦的根本原因是大规模的企业创新，创新不只靠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甚至零科技也可以创新；创新不只是企业，一切组织都可以创新。正是这种蓬勃的创新造就了广义的“企业家经济”。
中国今天和当年的美国有些相仿，都是在一个高成长周期后的调整，美国是二战后高增长，中国是改革开放后高增长。不能把创造就业、创造财富的希望都压在“小微”那里，而应掀起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潮，用创新思维、创新勇气和创新方法，提升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效率。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存量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激活与创新，更为重要。最近看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的文章，他用数据说明，2014、2015年“央企”上缴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为0.26%和0.25%，上缴利润与国有资本(即国有权益，央企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和少数股东权益)之比为1.03%和1.10%，均低于同期银行存贷款利率，也低于同期通货膨胀率。国企资产规模很大，但缺少流动性，无法灵活退出低回报行业、投入高回报行业，也限制了国有资本增值的空间。
民胞物与。一切经济主体都是人民经济、共和国经济的一部分，都是价值的创造者，理应一视同仁。前面已经说过，经济的道理就是“开物成务”，明白和遵循事物规律，就能成就天下之物。《易经》说“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清代的薛福成在研究西方股份公司制度时说，西洋诸国，开物成务，“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所以“可富可强”。而中国呢，“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论公司不举之病》)这都说明规律本身的重要性。
国企、央企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是我们特有的“意识形态公司体制”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问题，这种体制也桎梏了国企、央企中大量人才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由于国企效率低，只能不断倾斜地注入各种资源加以维系，间接又导致民企的资源成本高企，制约了民企的健康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的货币投放力度惊人(2016预计社会融资总量加上国债和地方债超过25万亿)，但刺激效果却越来越差，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却越来越大，以至中央政府已经把防风险放到了更优先的位置。之所以出现这种难解的病症，根本上是国有经济部门的拖累。政府在简政放权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如果能落实“机会和待遇平等”这一条，对非国有经济来说才是最大最根本的福音。
中国经济因市场化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兴，但只有当国有企业真正“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有充分自生能力和创新活力的时候，中国经济才能说没有后顾之忧了。国企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再上高峰，还是落入陷阱。
在国企改革的同时，中国的非国有经济也有自我超越、优化、革新的问题。
中国特有的官商环境、政府干预和充斥着机会主义导向的文化气氛，使得中国经济仿佛是一个多层的空间结构，每一层都有赚钱的机会，而且相互之间常常可以互通。创新的机会，成本领先的机会，寻租的机会，交易的机会，体制套利的机会，攫取和掠夺的机会，监管部门逐利化的机会，利用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超常规敛财的机会，在同一时空多轨并存。这样的大环境，使得很多非国有经济也沾染了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以金钱而不是价值论英雄的积习。中国不仅在几十年时间内浓缩了西方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也在同一时空中浓缩了创新型的企业家经济、权力庇护型的垄断经济、投机交易型的富豪经济、官商勾结型的寻租经济、不讲诚信的互害经济等等赚钱类型，因此中国在创造了人类历史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道德环境、劳动者福祉等等带来了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巨大伤害。资源分配中的“找市场不如找市长”，社会流动性固化中的“拼爹”，财富分配中的“踏踏实实劳动一辈子，不如北上广深炒套小房子”——所有这些，和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运作机理都有内在关系，也让信念、信仰的力量在现实面前脆弱不堪。
中国经济，有对不对的问题，有好不好、正不正的问题。在复杂的环境中，浊者自浊，往往不受追惩，甚至还能发迹。这就让清者自清需要更多勇气和坚持。但是时间总是最好的裁判，内心总是最真实的裁决，能否为社会真正创造出创新价值总是最长久的信心来源，因此，我们在呼吁政府主导的体制性变革和法治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必须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
在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面前，唯创新与责任不可辜负。
(预告：下周一“大视野”将讨论中国经济的新旧、虚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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