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烟火气中为何少有仇富心态？
2017/7/25 秦朔朋友圈
作者：舒时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426篇原创首发文章
是香港变了还是内地变了？
在我看来，很多内地朋友所说的香港“变化”，是对香港更了解之后，对过往印象的修正。简单地说，在开放“自由行”之前，内地人对于香港的了解渠道很有限。到今天，网络媒体的发达，让内地人从更多角度认识香港，尽管这种认识仍然不是很全面，但是足以改变之前对香港的看法，因此有香港出现“变化巨大”的心理不适感。
朋友圈内这几天流行的对于香港经济文化的分析，有一些看上去格局很高大上，但总感觉少了些地气，略显呆板。而那些久居香港的人士写的文章，则不温不火，但感觉更丰满。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便是大家对于香港的印象发自内心的不同。
作为曾经的媒体人，我颇了解这种差异背后的其他缘由：一是与传媒机构本身有关，有些媒体的报道，本身就是有倾向性的；二是和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在香港深入生活过的人，或是一个只会通过经济数据来分析香港的人，能把香港印象刻画得有多全面。假设通过某个阶段的经济数字可以充分了解一个城市的情况，那么政策制定者其实只需要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便足矣。
香港是什么样的？这绝对要视乎“逗留”的时间和身份。几天、数月，抑或是数年，感受一定不同。几天的旅游观光，数月的探亲或数年的校园生活，感受更是大相径庭。如果在这里工作过、生过病、上过学，和入境处职员吵过架，被邻居投诉，也学会投诉邻居，就会对香港基层生活有更深入了解，会发现这个城市很多不同寻常之处。
很多内地朋友对于香港的最初印象，可能主要来自内地的教材、与香港有关的影视和以及官方媒体。比如我自己，最早听说香港有不少小渔村时，头脑里反映出来的是《虾球传》里的小渔船，还有拿着警棍吹着警哨的香港警察(估计这部神剧只有中老年大叔还有集体回忆)；当说到香港是个花花世界时，头脑里涌出的是早期香港电影中的赌台、歌舞厅或是娱乐场所；当说到香港是“四小龙”时，头脑里会浮现一些高楼大厦，比如IFC二期(国际金融中心)；说到香港生活艰苦时，又会想到那些笼屋和劏(tāng)房(注：即“分间楼宇单位”，又名房中房，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种)。
来香港之后，发现这些作品给人的香港印象只是一个片面，有部分是严重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像歪果仁认为中国还没有电视，中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一样。
香港基本上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渔民，西贡有不少卖海鲜的渔船，但只是把渔船当载客工具或是海上流动市场罢了；香港街头的警察，是很让人放心的；歌舞厅则基本绝迹；发哥电影中的赌台应该是澳门的摆设，在香港无法公开见到，因为港府所允许的合法赌博仅限于赛马和六合彩等极为有限的活动，并且绝对禁止未成年人入内——刻板的香港门卫甚至会把怀抱婴儿的父母挡在门外。
那幢曾经是全港最高大楼的IFC二期，也难言代表香港的经济成就。这个大厦当年连找租客都有困难，还得降价求租。再者，IFC只是商业大厦，它的风光并不代表香港居住环境有多高大上。就像香港的不少有钱人，外面看不出有多光鲜。写字楼里穿得西装革履的，往往是销售员或业务员，那些可以穿着便装进写字楼电梯的，往往才是大老板。
说到香港居住环境，更是难以轻易下定论。这里有极为夸张的“笼屋”，但也有极为豪华的私人屋苑和别墅。富人区和穷人区，可能相差也就几步路，但基本相安无事，港人很少有仇富心态。过去10多年来，香港社会基尼系数不断拉大，仇富心态并不见增长，这与当年内地的政治经济学老师所传授的资本主义印象很不同，或许也与媒体及学校不断地呼吁要保持狮子山精神，积极向上有关。
当然，大部分刚到香港发展的内地人，都会惊讶于香港的居住环境是如此逼仄，这一点基本上过去10多年来都是共识，没有太大变化。
香港迄今仍然有不少旧居民宅，连电梯都没有，称为“唐楼”，与之对应的是带电梯的多层楼房，港人称之“洋楼”。刚到香港时，公司给安排了一个一千多平方英尺的唐楼(注：大约100多平方米，1平方英尺=0.092903平方米)作为宿舍。从面积来说，这在香港绝对称得上是“豪宅”。但当我推开卧室门的那一霎那，真被吓了一跳，这个所谓的卧室，大小仅摆得下一张1.9米长1.1米宽的单人床，坐在床沿，膝盖已经快碰到对面的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睡房”——后来才知道，香港人管这种房间叫“劏房”。而这个100平方米的房子，其卫生间窄得连洗澡时都无法转身，洗脸盆只有一个饭盒大小。
近年来，香港房价节节攀升，进一步提高了居住成本。但是香港人是否居住环境变得更差？这倒未必，居住成本上升和居住环境是两个概念。至少近几年的新盘全都给人高大上的感觉，让腰包不是特别鼓的家庭也能享受到过往豪宅区的设施和服务。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听到“洋楼”这个称谓，因为电梯早已是标配，泳池和高档会所才是新标配，人们也更习惯直接用屋苑名称来介绍自己的住址。
地产经纪们对这些新屋苑统称“豪宅”，只是“豪”的程度可以相当含蓄。两年前，一位在香港高校任教授的朋友在香港买了一套近千万港币的“豪宅”，在装修时才猛然发现，主卧居然摆不下一张双人床，最后只得把整面墙拆掉，以满足睡大床的愿望。
和内地的房子相比，香港的居住面积普遍都要小几号，这是事实。但如果要总结过去10多年的居住环境变化，只能说，香港的居住面积并没有大幅改善，居住环境却是在不断提升。
香港“香”在哪里？
既然香港居住条件这么差，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愿意呆下来？这个城市被称为“东方之珠”，自然还是有它的原因。
对于我等小市民来说，香港所谓的竞争力和区域优势都是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能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这个城市会给人安全感，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很完善，绝大部分免费对市民开放。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都相当文明，待人彬彬有礼。
尽管土地资源紧缺，但香港每个社区都一定会配一个免费公园和运动场，里面有活动场地，提供老年人和幼儿活动的器械。较大的社区甚至会有各种球场，公园面积足够让小朋友们在里面开心地呆上大半天。
公共设施的管理和保养也很得当。记得曾经有次打电话给文娱署，报告家附近公园里的秋千链条脱落(家里的小朋友很喜欢玩秋千，逼着我们打电话)。一个月后，我发现秋千还没修好，再次打电话给文娱署“兴师问罪”，对方很快查到案件编号，赶紧道歉解释说事件一直在处理中，只是政府部门订购的物品有专门的流程，一些部件又需要从国外运来香港，因此需要一段时间。秋千修好后，对方又专门打电话过来提醒我们——从整个事件可以感觉到，虽然这里政府部门效率的确不是很高(总是很强调流程)，但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好。不论你说普通话、广东话，还是英语，对方都能很有礼貌地记录和解释问题。有香港同事说，这可能是因为香港人特别怕被投诉，特别是这些政府部门的职员。对此，我很怀疑，难道内地类似部门职员不怕投诉？
被港人诟病最多的是香港的公立医院，不是被曝光出现医疗问题，就是排队轮侯时间太长。但就我个人在内地和香港的就医经历来看，香港护士和医生服务态度更佳，而且意见更专业。据一位在公立医院任职的香港医生朋友介绍，香港的医疗事故率即便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也算是相当低的，由于所有医院已联网分享病患信息，因此医生很多时候做决策会较准确——近期发生的一起医疗事故，正是公立医院检查过往病患记录时发现的。
香港媒体异常发达，而且不会放过任何负面报道，因此类似事件一定会被大肆渲染，并且一直有跟踪报道。反过来说，这也说明香港的公共医疗得到比较好的社会监督。
至于轮候时间过长，朋友认为是港府拨付资源不足造成。她说：“香港培养一个能上岗的执业医生至少需要7到8年，不论个人还是政府，前期投入的成本都相当高。但是到医生能执业时，政府所能提供的待遇又远远不如私人医院，因此很多医生呆不了很久，就会被私人医院挖走。”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的公立医院对于紧急医疗还是优先照顾的；而大部分香港公司都会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因此如果不愿轮侯，还可以去私人医院看病。虽然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但护士不管在排位、指引或是做病情咨询时，态度都很认真，没有急急忙忙或是不耐烦的感觉。医生更是如此(这或许也是看病轮侯时间较长原因)，不管外面排了多少号人，讲话从来都是不紧不慢，把方方面面问一遍，很细致地做好笔记，有时还会跟病人开个小玩笑舒缓一下紧张气氛。
由于香港医生的收入和开出的药物不挂钩，因此这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都是针对病情所需。在这里10多年，看到虽然社会对公共医疗多有抱怨，但是医患关系并不如内地那么紧张。不论医生还是护士，都是相当受尊敬的职业。
除了文体设施和医疗服务，香港的教育资源也相当丰富。尽管不少文章都在介绍要进香港国际名校有多难，需要购买巨额债券，或是需要小孩掌握十八般武艺才能入学——但是这些文章没有告诉内地读者的是，那些国际名校至少在录取学生方面，标准还是公平客观的，即便学费听起来昂贵，相比同级别的内地学校，还是要便宜得多。
香港除了国际名校，还有大量素质相当优异的本地中英文官立学校，以及优质的教会学校，几乎每个学区都有几所这样的好学校，港府也不限制跨区选校。在这一点上，不像内地的城市，通常每个城市的顶尖中学就一两所，而且还限制跨学区报名，实际上造成优质教学资源的稀缺。考虑到香港人口和低出生率，这里名校密度和入学率，比起内地还是要高一些。
香港公共服务还有不少值得内地借鉴的地方。但不可否认，这里不少地方的硬件比内地落后很多。记得10多年前，刚从北京来香港时，和几个久居香港的内地朋友聊起来。我开玩笑说，香港最宽的马路还不到北京长安街的一半宽，看起来这个东方之珠有点寒碜。朋友挺严肃地反驳说，一个城市的发达与否，并不在于它建了多少条高速公路，它的政府多有钱，GDP增速有多高，而在于它拿着纳税人的钱，给大家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
10多年过去了，我对这个判断越来越发自内心地表示认同。
香港的道路狭小，但这里极少出现超过5分钟以上的交通堵塞情况；这里也有破旧的街市，但政府会每天冲刷地面，从未见过污水横流的局面；SARS之后，所有公共场所的扶梯和电梯，都规定了每天消毒的时间表，定期消毒……这些细节，无一不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明。
对于大部分内地人来说，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是件头痛的事，尤其是碰到类似街道办、派出所、出入境管理等不大不小的机构时，更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要么不把流程一次性讲完，要么互相推诿，让人空耗精力。在香港，和政府职能机构打交道时，极少有“秀才碰到兵”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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