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和马东促席对作,年轻人却只看到“尬聊”
2017/9/16 秦朔朋友圈

    

     作者:鲁舒天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32篇原创首发文章

     当41岁的许知远——那个文化游荡者携他的谈话节目《十三邀》第二季归来时,等待他的不是“彩霞濯满天、明月作烛台”式的重逢酣畅,而是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孤愤。那些看过他与《奇葩说》制作人马东视频的年轻人,既不忧伤、也不愤怒,他们只想把平日里迷惘的劲头用作对这个颜值不太正义的中年知识分子燃灯举炬的行为竖起中指。

     嘲笑许知远如今变成了一件政治正确且安全的事:嘲讽他的迂腐、僵化、落伍、掉书袋、自命清高和不合时宜。然而许知远还是那个许知远,这样一个不忘初心、至真至纯的归来者,仅用一场貌似完败的对话便撕下了朋友圈里情怀满溢的那句“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转发党们的虚伪面纱。当一个坚定站在庸众与强权的对立面、心存警惕与质疑态度、全无谄媚与逢迎细胞的知识分子只是司职所在般地提出了不合时宜的批判,竟要承担“不懂事”、“不恭敬”、“不识趣”乃至于“自以为是”的风险时,黯然失色的其实不是归来者,而是这个时代。

    

     实际上当笔者认真看完了《十三邀》里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谈,并没有发现多少足以使提问者落入群嘲境况的尴尬。当自认全知的年轻一代用辩论的角度、采访的角度乃至于“怼”和“撕”的角度去计算点数、拉扯胜负关系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罗素的那句话——“这个时代让人困扰的一点在于:那些对事情确信无疑的人其实很蠢,而那些富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却总是充满怀疑和优柔寡断。”不妨让我们抛开“尬聊”的预设定性,回归访谈本身。

    

     沉默与表达

     《十三邀》里作为发问者的许知远这些年始终保持着如下特质:身处流行娱乐与大众文化的局外、坚持多过妥协、知识储备的博与厚不致遭遇临阵磨枪式的窘迫,以及他在商业与文化的浪潮中淘得的经验和刻度,这些都决定了他足以成为最好的采访者。即便是在“更会说话”的马东面前,许知远也没有输,他只是没有按照大众期许的套路去赢。许知远没以更具侵略性的逼问技巧来套路马东,他只是把自己一直以来的焦虑、不安、困惑和异议全盘抛给对方。这招是“大巧若拙”、亦是“一力降十会”,至于被提问一方是沉默还是发声?如何发声?发何种声?统统不影响提问者和明眼的旁观者基于观察本身的收获。

    

     许知远明白集结了思辨性的《奇葩说》在网综框架下所具备的正面价值,它毕竟直击了时代的痛点。与此同时许知远敏锐地发觉,《奇葩说》只是指出了中国当下价值观的撕裂,它只是将这种撕裂以综艺形式进行包装,这种包装和坐而论道都分处于不同维度,更妄谈克己复礼的下步。面对在娱乐至死和保持底线间走钢丝的《奇葩说》,许知远引用了奥威尔和赫胥黎的预言——前者担心人类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后者的指向则是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引用者则更倾向于赫胥黎的预言成为现实。

     许知远与《奇葩说》的招牌辩手肖骁、颜如晶初见的段落其实饶有意味,后者对许知远来时施以一份敬而远之式的礼貌。肖骁在形容自己会晤的穿着时甚至抖了一个揶揄“知识分子”头衔的包袱,这加剧了这种礼貌背后的试探性,近乎初次交手的拳击运动员所做的挪步和调息。好在许知远并不傲慢、也不懂摆谱,这让肖骁们失去了展开事先预谋的“遭遇战”的契机。肖骁们的反应能力与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已是同龄中的佼佼者,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仍过于陌生和误判。就像对于不读书的人来说——“韩寒就是文坛”,肖骁们只会把“保有文人清高”的马东当作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心里却是几乎没有位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知识分子”在这些年轻人的潜意识里只能以一种“保有文人清高”但已经不是纯粹文人的出世形象存在,否则就会彻底沦为刻板无趣、鸡蛋里挑骨头、擅识茴香豆写法的速朽形象。

    

     另一则悲哀之处在于,许知远本以为马东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会像他一样对马东身上的那种历史延续感充满好奇,毕竟马东父亲(相声大师马季)背后是中国几代人对语言和娱乐的理解。不料肖骁们对此全无认知欲,许由此叹息:“每一代人如果对上一代人缺乏足够的好奇心,这代人绝对不会有特别大的可能性。”

    

     粗鄙与精致

     在许知远看来,成熟的社会普遍渴望“杰出”,而当下社会的语境在谈到“杰出”时会不好意思。他并非仅把矛头指向马东的这档大热节目,他所担忧的是时代中的大多数是否面对稍微深刻一点的事物便无从接受。抑或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标签贴得如网综节目录制现场的画风一般异彩纷呈,但鲁迅《文化偏至论》中的那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仍在原地打转。

     处于许知远观察中的《奇葩说》是一块实利主义的天花板,是利己族群招摇过市的必修课和防护罩,同时又是一颗射向理想国的糖衣炮弹。许知远在年轻人的虚张声势和伪朋克后面所发现的真相是,他们仍然缺乏对于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

    

     在《十三邀》的对谈中,许马二人重点提及了“粗鄙”与“精致”这对互为镜照的概念。许知远所渴望的精致,是一种人类可以确认自我、同时又为了更高的目的而遗忘自我的、存在超越性和彼岸的时代;而拥挤忙碌、毫无审美的当下,只能称之为粗鄙。

     许知远:(这些年大众文化)还是很明显的一个粗鄙化的倾向。你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不会承认这个东西?

     马东:我知道你的出发点,但是我想问你的是这个粗鄙化相对于什么?或者说我们曾经精致化过吗?

     许知远:我们曾经向往过精致化。

     马东:我们每一个时代都向往精致,但我们从来没有过。

     许知远:或者说过去三、四年让我觉得,我们前所未有地不向往精致文化。

     当马东1998年在湖南卫视做《有话好说》从底层故事深挖社会矛盾的时候,他是向往精致的;当马东2001年在央视做《挑战主持人》,他发现综艺的标准只能低到比拼才艺和讨巧的地步而与主题承载无关的时候,他也是向往精致的;但当马东面对《十三邀》的摄影机,自诩对节目本质与形式的认识趋于成熟的他却不再向往精致。带着麦克风、耐克潮鞋和王者荣耀赶来拥抱这个世界的马东一边否认实践精致的可能,一边却又告诉带着纸、笔和绳索的许知远看莎士比亚和看《奇葩说》没有高下之分,这本身就充满矛盾。

     马东不仅懂得通过贴合潮流符号获取与年轻一代交换信任的密码,他更清楚如何利用文化相对主义消解提问者的知识优势。当许知远担忧这个时代可能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时,马东的结论是:时代文化从未精致过;莎翁和李白是粗鄙被时间淘汰后剩下的精致;梅兰芳和程砚秋就是当时的刘德华和周杰伦,他们能进入被时间挑选的行列是因为他们红了,而不是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最精致的。这样一路论证下去就是:文化只能沉淀后去看,100年后的人自会拾得今日浪潮下的贝壳,而我们根本不用思考“粗鄙精致”或者“生存毁灭”。

    

     然而在一个后喻社会,这套虚无的评判标准却最可能抹杀掉评判的可能性和反思的必要性。许知远坚信有活力的文化未必都是粗鄙的,况且《奇葩说》里充斥的见缝插针、穷追不舍以及模棱两可的机敏并非是历史所需要的活力。《奇葩说》虽有思辨元素,但它无意冲破的逻辑正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只需要结论来供论证自己认知的合理性,而不需要真正的反思精神。

    

     停滞与变动

     虽然马东和许知远的对话被很多年轻人看作一场生意人和文化人间的“尬聊”,但实际上文化底色、知识结构存在相近之处的两人却在这场看似话不投机的交锋中完全“get到了彼此的点”。他们可在镜头前“和而不同”,或可在幕后“和而同”,这不是重点。真正值得被时代错愕的关键是公共知识分子从书斋到社会的安全距离被拉长了,大众需求毫不费力地淹没小众需求,非主流的灼见会自动被排挤在话语圈之外,对话马东的许知远遭到网络轮攻也不过是这种现状的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并非是许知远们失语太久,而是这个碎片化、去历史化的时代硬从他们的手上抢过了话筒。

     有人说许知远出于对流行反智时代的沮丧而希冀从文化明星的身上找到共鸣,所以他以己度人般为马东强加了一个更具思想、情怀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设,结果这份预期被后者视作烫手山芋继而摔到地上。年轻一代由是奚落许的谈话方式,认定里面充满着精英式的虚伪和与社会脱节造就的无知。但他们忘了,“对当下的世界保持质疑、批判乃至愤怒,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或许不明白,“嘲笑知识分子的迂腐是一个国家发生文化堕落的开始”。他们的幼稚在于只能捕捉到语言的具体痕迹,而无法理解其中的抽象含义。所以马东可以很直接地告诉许知远——“就不是给你看的呀,因为有些事情你已经想明白了”,这句话是否能翻译成作家杨早所言的——“但是没关系,这些眼皮子浅的年轻人没听说过就行”。

    

     许知远坚信时代一定是要进步的,这种进步体现在前人的经验应该被吸收,后人不应再在前人已经打通关的部分耗尽毕生时间精力,那不仅意味着重复和浪费,还伴随着深刻倒退的几率。马东的观点则是每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被推倒重来,因为技术再怎么进步、个人表达渠道再怎么扩大,心理结构还是没变。所有话题都争论过,但民智还是未开。当许知远提醒马东历史应当有一个天翻地覆的瞬间和可能性的时候,马东则回应不管识字率多少,时代中只有5%的人愿意“积累知识、了解过去”,而95%的大众“就是在活着”,他们只关心没接触过的。会有人批驳马东此番言论的依据以及逻辑漏洞,但笔者反而觉得他的话恰恰揭示了为何在技术进步的当下、大多数人仍受制于前现代社会的困扰,就因为他们只甘于“活着”,就像余华那本小说的名字;而不是“生活”,不是许知远提倡的文艺复兴或者思想启蒙。

     马东无意间道出了世界的真相:人们专注于实用性、排斥形而上的部分;发自内心地追求娱乐和偶像、忽视个体的审美和精神;沉迷在肤浅的狂欢里,为权威声音所轻易压制,同时自我审查“无用”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许知远则认定,时代与时代之间存在质量的不同,而这个时代“low到无可救药”:大众关心无足轻重的聒噪、练习浅尝辄止的挑衅、怀揣长袖善舞的技巧、拥抱散装零售的知识,却难以容忍一个神情凝重的思考者。他们从不留恋黄金年代,也不期许那种经过沉淀的本能。

     马东和许知远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因自言的“底色悲凉”而及时行乐;后者则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悲凉底色。马东在《十三邀》末梢关于“无从反抗”的阐释让笔者想起汪丁丁论述中国精英的那番话——“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

    

     如果把时代比作一个巨沉的地球仪,说“它好久不转了,我们不如去找点乐子”的是马东;说“它好久不转了,我要去推一推它”的是许知远

    

     作者出生于1992年,金牛座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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