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开放者不惧，有知者不惑 | 创刊两周年特稿之三 || 大视野
2017/10/16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 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80篇原创首发文章
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第二大经济规模和第三大面积的中国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全球角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几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再次上调今明两年中国增长预期，预计增速为6.8%、6.5%，全球增长预期为3.6%、3.7%，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7%、2.2%(美国1.5%、2.2%)，新兴经济体为4.3%、4.6%(印度7.1%、6.7%)。
中国的体量越来越像一头大象，但跑的依然很快。
投资者用脚对未来投票。今年前9个月外资通过深港通和沪港通购买A股股票的资金急剧增长，净流入1555亿元人民币，超过2015和2016年的总和。
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比例越来越高。有个段子说，“十多年前中国每送出7人留学，迎回1人；现在，送出7个回来8个，带着家属”。而教育部的确切数据是，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54.45万人，留学回国43.25万人，出国留学与留学回国人数比例从2012年的1.46:1下降到2016年的1.26:1，“逆差”不断缩小。道理很简单，国外机会少中国机会多，国外发展慢中国发展快。
发展，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但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清醒和理性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对“中国世纪”、“世界领导者”的陶醉。
前两篇文章提出，以独立与自觉为标志的20世纪结束后，世界已经不可能再接受当年的大英帝国和美国那样的霸权，霸权代价之高也没有谁能够承受。不管将来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都应采取雄而不霸、强而不横的姿态。
这篇文章将把最近和朋友的一些交流与大家分享，目的是传播一种自信而不盲信的辩证立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信心源自哪里？速度!
胡润每年发布中国富豪榜之前，我们都会讨论一次。去年他曾说可能回英国去，因为要考虑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他计划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小部分在中国。
上星期他告诉我，他做好准备收拾行李时，妻子最后一刻说，想在上海stay longer(住久一些)。伦敦很不错，但说到发展，还是上海好。
伦敦连接英法海底隧道的高铁一期HS1工程只有68英里，用了16年建成。现在讨论的HS2是英国基础设施重点，2012年宣布启动，预计建成后可让北部的2/3人口在两小时内抵达伦敦。一期工程计划2026年底完成，连接伦敦至西米德兰兹郡，二期工程从伯明翰延伸至曼彻斯特和利兹，计划2033年投入运营。
胡润说，时间都是不确定的，以前是卡梅伦政府规划，现在则是梅政府。英国大型项目的公众质询要几年，工程方案提交议会辩论和批准要几年，政府换届又要重新评估。所以10年后能不能通车，还是一个问号。
西方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的迟缓，和征购土地、考古调查、生态考察、民众咨商、议会辩论、政党分歧、资金来源等等都有关系，但总体看效率实在太低。我在纽约、加州都听到过这种抱怨，而他们的参照系都是中国速度。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到2025年，美国大约44%的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得不到资金支持。
中国发展太快了，离开这班列车意味着和一个大机会说再见，所以胡润一家留下了。他下注未来50年的全球增长靠中国和印度。历史上中印GDP最高的时候占全球近60%，现在还不到20%，空间还大得很。我没有他那么乐观，因为中印GDP最高的时候，美洲、非洲、大洋洲的经济近乎原生态，全球经济产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不能简单类比历史。但如果有一天中印的人均GDP水平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印加在一起占全球GDP的40%多是可能的。目前中国占全球GDP的16%左右，如果能达到25%，意味着在全球的经济权重还会扩大60%。
只要还有相对更快的速度，则中国经济的主升浪就不会结束。
信心源自哪里？学习型政策!
在讨论中国增长速度为何如此强劲时，我强调文化传统的作用和制度改善的威力，由此激发了亿万人的劳动创造热忱。胡润的观点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比较有前瞻性，比如“一带一路”、制造业2025等等。
如果从长周期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政策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总希望追逐全世界最前沿的新东西，从八十年代的863计划、后来持续的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到最近的互联网+、众创空间、共享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政府总是很快在产业风口上进行布局。虽然不少产业政策也存在种种问题，例如“骗补”，但一个总在面对未来求新求变的政府，客观上带动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的形成——不断追求卓越，不断自我超越。至于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灵活调整和修正就可以了。
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或者挨饿，所以急起直追，一追就是四十年。
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先进，但在1978年，无论是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还是谷牧副总理带队考察西欧，感受到的都是中国交通的落后。在邓小平乘坐的“光—81号”新干线列车上，工作人员问他有何想法，邓小平回答，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谷牧带领的代表团在西欧五国看到，高速公路已经形成一个网络，而当时中国连1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团员杨波回忆说：“他们的高速公路有30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80、100公里。……西德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但却负担着全国1/3的公路货运量。看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西方优势的震动下，中国领导人倍感紧迫，形成共识，“要想富、先修路”。通过开放看到自己的不足，直面不足，学习最先进的东西，引进、吸收、消化，中国就这么一路跑下来，不知不觉在很多方面跑到了最前面。
这就是在学习型政策驱动下的开放式追赶、开放式创新。
中国还有一个基本国情，就是国土大，人口多，所以一种先进基因在中国能催生出特别大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其影响比这种基因的母体还要大很多。互联网就是典型的规模驱动型市场，中国公司的很多创新，是因为有网络规模的支持。市场规模越大，越能促进分工深化和配套体系的专业化。
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的、总觉得自己不够现代化、总要向前追的大国，就像睡的太久终于醒来的雄狮，有着绵绵不绝的力量。
如果不开放，情况会怎样？要么自己折腾自己，要么像我们某个邻国一样，不仅折腾自己还折腾人家。
信心源自哪里？获得感!
因为开放，因为国人建立起了全球视角，必然会进行比较。和封闭条件下的自我陶醉相比，今天国人对自己的批评反而比过去多很多。但行胜于言，关于国家发展，最可靠的评价依据还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超级假期”，全国接待7.05亿人次的国内游客，按可比口径前7天与2016年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几，而且快旅慢游渐成主流，出境游还有600万人次，很明显，国民消费中的服务占比在不断提高。
教育、医疗、住房是备受抱怨的“三座大山”。但客观来看，老百姓的获得感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多。当然，社会分化和资源分配不均，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从教育来看，截至2016年底，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教育规模，小学净入学率为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04%，高中毛入学率达8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7%，接近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美国的94%以上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如果看看1978年1.55%、1988年3.7%、1998年9.76%、2008年23.3%到今天的增长轨迹，就能看到教育方面的发展并不慢。(毛入学率：某级教育在校生人数与相应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子不考虑年龄大小，分母限制为学龄人口，如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为18-22岁)
从医疗来看，中国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6.3岁，美国2015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8岁，还差两岁半。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纽约。而对比一下投入，美国医疗服务支出占其GDP的比重超过16%，中国刚刚超过6%，中国人均医疗服务支出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六七分之一。中国在不少方面确有差距，比如癌症五年整体存活率和美国差一半(30%对66%)，先进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三甲医院、缺乏普惠性，有的病人通宵挂号单而真正问诊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但如果考虑到投入与效率，对中国对医疗服务就不会那么苛责。
看一下住房，汇丰银行今年发布的对中、美、英、法等九个国家“千禧一代”(1981到1998年出生人口)的调查显示，中国“千禧一代”住房自有率达70%，是九个国家中最高的。当然，一个原因是父母购房时会把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为子女以后结婚准备；调查还发现，40%的中国“千禧一代”购房时获得了父母资助，但这个比例中国并不是最高的，排在第三。中国年轻人的居住条件，比起他们父辈、祖辈同龄时的条件，已经好的太多。
在几乎所有中国被经常诟病的领域——比如缺乏创造性和原创能力，环保差、单位GDP能耗高，经济法治化水平不高，等等，其实都在改进。例如，从创新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的国家，国际专利(PCT)申请量也位居世界第三，按照增长趋势，中国今年会超越日本，明年有望超越美国。当然，如果考虑到人均因素，从每百万人口的人均PCT专利看，中国为31，美国为174，估计还要8到10年左右才能赶上。
为什么不能盲信？
去年，秦朔朋友圈创刊一周年时，我在关于中美比较的系列文章中，从商业活动的质量、商业活动消耗的能源成本、商业的法治化程度、商业和社会的关系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存在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
今年我想强调的是，没有谁是因为善于向别人学习而吃亏的，也没有谁是因为骄傲自满而不吃亏的。这方面中外历史的案例实在太多。而我们身边弥漫的气氛中，那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都不怎么样的味道越来越浓。
例如，在深圳经济总量超越香港的大背景下，不断有人嘲讽香港已沦为深圳的几环，很多人觉得解气。深圳人自己大概不会忘记2002年11月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的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那场大讨论以及类似的讨论中，深圳比较早地走上了提升产业结构的道路。深圳能有今天，香港的促进作用不容回避。深港的实力有消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深圳能成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之一，毗邻它的香港对其机制体制的幅射可能比学习文件更有作用。官不扰民、民不畏官，这种法治化环境的价值无法用GDP来衡量。如果现在就开始瞧不起香港了，那对深圳来说真的不是福音。
又如，中国硬实力在快速提高，也参与了不少国际“公益”(如“维和”和在巴基斯坦、非洲一些国家建医院和学校)，但给人的印象还是有点“暴发户”。前一段去欧洲，和一位英国朋友聊天，我说大英帝国早期的贸易史也是枪炮史，最早都是用国家力量在“押运”，他说如果你经常看外媒，会看到说中国“掠夺”资源的也很多，并没有把你们当成温文尔雅的文明象征。像今年8月，一艘中国籍渔船因为载有几百吨鱼类、其中有大量濒危鲨鱼被厄瓜多尔海军扣押，当时渔船正航行在厄瓜多尔的海洋保护区，“你们把鲨鱼都吃光了，算不算掠夺？”
在爱尔兰，我们访问的一家著名乳品企业介绍说，因为信天主教，他们对奶牛的态度不像有的国家，一年365天天天都要奶牛挤奶工作，而是有四个月休息时间。但我们的企业总是恨不得只争朝夕，不仅牛苦命，员工天天加班也被视为正常。
嘲笑外资企业效率低、不接地气、竞争不过自己，吹嘘自己是国际领先，这种声音也经常可以听到。中国工业化成就巨大，但在操作系统、关键技术和设备、核心零部件、特种材料等方面和国外先进水平还差着好几代，大量高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都靠进口，需要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努力才能赶上，靠“文宣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高铁、大飞机等成就的背后，除了自身努力，都是整合世界先进技术的结果。何况不要说高精尖产品，就是玩具，中国每年因质量安全问题被欧盟RAPEX(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通报和召回的也有多起。2015年全年，RAPEX就安全问题发起过2072次警报事件，涉及玩具、服装、布料和时尚产品等，“中国制造”占这些问题产品的62%!
为什么我们在研发等决定长期竞争力的环节上的进步，相对于在应用方面的进步，是远远落后的呢？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有一篇刷屏的演讲，批评中国最好的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都是做金融，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地方钻，做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太少。他说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并现身说法举了一个例子——“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跟一位瑞典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中国的互联网应用拜人口红利之所赐，走在世界前沿。但是中国互联网的产品品质到底怎么样？对于用户的权益到底尊不尊重？挖空心思地“俘获”用户、利用信息不对称或统治性地位占用户各种便宜的现象是在减少还是在增多？中国互联网领袖们说的和做的有没有悖逆？想想这些问题，我们头脑中还会一片盲信吗？
中国互联网公司存在着林林总总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其利远大于其弊，因为消费者的抱怨投诉也有网络效应，会形成一定制约。在那些非充分竞争的领域，因为不公开不透明，问题只会更多，甚至存在一些弊大于利但就是消除不了的恶性肿瘤。中国这几十年最大的价值观是成功(成就导向、名利导向)，而不是正直。大量成功企业在正直、诚信方面能经得起认真推敲吗？就一条，老老实实给供应商按合同付款，有多少能做到？人人平等落实到商业上就是法人面前人人平等!很多做企业尤其是做销售的人之所以经常闷闷不乐，幸福指数低，不就是因为应收账款问题吗？一些“成功”企业的成功数据，其真实度、可信度含量究竟有多少？还有最糟糕的权力寻租现象，真的从源头上根除了吗？赖昌星式的、郭某贵式的模式及其变种，终结了吗？
为什么不能盲信？因为盲信的东西，要么不客观，要么不真实。如果盲信，以为中国已经要“君临天下”了，结果很可能是，生产性劳动的奋斗精神消退，各种支出特别是行政性支出大大膨胀，最后难以为继。
“一球两制”，新周期开始
在这组文章的最后，让我回到这个主题上，什么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周期？
我乐见的中国发展新周期有三个含义：
首先，它是中国经济由大到强、到好、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周期；
其次，它是中国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新周期，我们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只知道赚钱或被钱赚的经济动物，而是全面发展的人；
最后，它是人类现代化走到今天，开始出现“一球两制”的新周期。所谓“一球两制”，是说在英美为主线的现代化模式之外，中国正在创造新的现代化模式。但这种新模式并不是和英美模式的对立与对抗，或者说，其主要内涵不是一种对抗与对立，而是有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治理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两种模式同具现代性，但确实存在差异。具体是什么差异？今后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有的朋友大概会笑我还是有“大国沙文主义”，凭什么只有两制而不是多制？每个国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制度，不可能都一样。我的意思是，从对全球经济和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角度看，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具典型意义。
我希望在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周期里，不要重演美苏争霸时的“整体对抗、局部合作”的格局，而能够将合作变成主轴，虽然事实上无法回避竞争乃至结构性的某些对抗，但历史表明，中美合作的空间和利益都极其巨大，有足够的辗转腾挪余地。
我相信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就是说你不再是“老大”了，美国会有真正的切肤之痛。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很年轻，但底蕴并不浅薄，而是欧洲先进文明的北美版本，然后不断升级。当美国有了切肤之痛后，势必会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就像过去面对前苏联在太空之旅的领先时那样。
只要中国再苦干几十年，伟大复兴就会成真，而且一个更具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也会成熟完善，从而奠定基业长青的文明基础。
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也就是这几十年。如果精力旁移或不清醒，掉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开放者不惧，有知者不惑。
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万里雄关待从头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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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两周年特稿(之二)：当大英帝国和美利坚霸权已成往事
【特别惊喜】今天是10月16日，秦圈创刊两周年的日子。巧合的是，美国迪士尼公司的生日也是10月16日，所以一同庆生了，特送出十份来自迪士尼的神奇礼物。请在文章评论区留言或进入公众号发来消息，告诉我们您是两年来的关注者，谢谢大家一起守护这个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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