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苦难:当人道主义遇上市场经济 || 大视野
2018/2/19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824篇原创首发文章

    

    2003年7月,离30岁不到两个月,邵亦波把他创立的电子商务网站易趣以2.25亿美元卖给eBay。那时他回国创业只有四五年,中文“电子商务”一词,最早就是他们翻译过来的(E-commerce)。

     当时的“网购”,是在网上找人,然后约到线下某个地点见面交易。但邵亦波相信,只要电子商务在中国做起来,一定比美国大。

     对于“退出”商海,邵亦波说:“我太太的父亲在上海去世了,很突然,她父母是为了我们搬到上海来,所以她特别伤心。易趣正式卖掉是7月,9月4日出的事,9月8号我们就离开了。去美国后几个月,我奶奶又去世了。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停顿,可能我就一路走下去,继续做公司,一直留在中国。因为被迫地停顿了,就想,好像钱和事业也没有这么重要,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人的快乐到底是哪里来的?”

    

     快乐是什么?

     邵亦波在接受36氪采访时说,一个方向可能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感情绝对是有意义的,比如夫妻、孩子的爱,朋友的爱,对周边人的爱;第二个方向是“真正的我”。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生长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长大后就不是真正的他或她。通过灵修或是别的某种方式重新接触到自我,接触到自己真正的灵魂,不用任何做作,就会很舒服、很自然、很简单。

     邵亦波觉得,要是一个人只钻营成功,忘记人与人的爱和自自然然的我,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当然,完全想着爱和真我,世上也没人做事了。“真正有本事的人应该是在做事情的同时,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还能够保持另外两个方向。”

     除了爱和真我,邵亦波对人生还有一个触点,就是不要傲慢。他有次坐飞机看了电影《Lost Boys of Sudan》,讲上世纪80年代苏丹内战,死了很多人,几千个孤儿徒步从苏丹走了100多公里到肯尼亚,美国人出钱把一些孩子运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邵亦波哭了。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蛮了不起,“其实很焦虑,要找各种方法说明自己了不起”,但是,“无论我再怎么了不起,如果生在苏丹,屁都不是,可能还是赤脚在到处跑的小孩。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少真正是自己的?你生在哪个环境、哪个家庭、哪个国家,其实决定了你的人生。而且老实说,聪明也不是你的。你很可能也就是一个载体而已。”

     “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突然就发现人轻松了很多。”

    

    世间一切终归无常,是人就有生老病死。我熟识的很多企业家,都有过类似邵亦波的经历,也都在直面疾病和苦难中完成了人生的超拔。

    

    — 王石

     1995年,王石因为腰椎问题,被医生诊断为可能随时瘫痪,最好不要活动,要坐轮椅。他说一定要去趟西藏,将来坐轮椅去就很不方便了。1997年他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在大本营遇到朋友,问他,“你可以登雪山吗?”王石说:“我可以吗?”他们说,“可以从小的山一步一步登,珠峰也可以实现。”

     “回来之后我就锻炼身体,只要没有瘫痪,就要试试自己能登多高。那时没有想登珠峰,2001年我50岁,就暗暗说要给自己送一个生日礼物,50岁生日的时候要达到国家登山运动健将(的水平)。人生有时目标不是很清晰,但是总要给自己高一点的目标,达到后再给高一点的目标。”王石说。

    

    — 陈天桥

     2009年,陈天桥将盛大游戏分拆上市后一个月,体检中发现疾病。很早期,手术很成功,但被迫“叫停”之后,他要静下来思考人生的价值。

     去年我在新加坡采访陈天桥,问他从2009年的状态里走出来靠什么?他回答说:“关键看你如何定义‘走出来’。如果它是指超越过去,走出对过去的思考,那我一直没有走出来。如果你是指走出生病时内心的沉浸,那我没几天就走出来了。医生说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预想的强大得多。我印象中是在动手术后第三天,我对着镜子刷牙,一抬头看到自己,对自己说难道要一辈子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吗?突然心里的恐惧就过去了。”

     把工作放下后,陈天桥觉得,再去争什么“首富”没有太大意思,他应该去想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最近几年,他在践行捐资10亿美元支持脑科学研究的计划。他说:“如果我能参与人类解决大脑问题的最后一刹那,能通过我们的投入产生一点作用,那比我做一辈子‘首富’都更有意义。”

    

    — 丁立国 —

     2000年,30岁的河北立国钢铁董事长丁立国遭遇了一场车祸,颈椎第二第三节严重骨折,昏迷三天才醒来,在医院躺了110天。躺在床上的他不断自问:“赚钱是不是你的唯一?事业是不是你的唯一?工作是不是你的唯一?大商留名,小商留利,做事业的同时应该以什么来留名?”

     病愈后,丁立国把公司名改为德龙集团,意思是以德立身,靠德打天下。自此,在对待员工、环境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他脱胎换骨地“重生”了。再忙,他也要亲自参与慈善,因为助人其实是助己,是唤回人性的原本——善、慈悲、珍惜,还有感恩。他说:“我也有眼泪,也需要有释放的地方。”

     丁立国把人生分为生存、生活和生命三个阶段,与之对应,财富也有三个阶段:个人的企业的社会的

     2017年1月,河北邢台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司国亮在德龙的污水处理厂将一杯经过处理的钢厂废水一饮而尽,“一喝成名”,显示出丁立国在环保方面“无上限投入”的成效。

     丁立国说:“从商业行为来说,无上限投入环保是违背商业规律的,我们一些高管一再劝告我不要干。但话说回来,你天天算帐,就给自己的人生算最后一笔帐,你账上放着30亿、50亿又如何?当生命终结的时候,你拥有的一切名和财富,全是过往云烟。但如果我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等我动不了坐着轮椅,跟孙子孙女说你爷爷有这么一间工厂,让全世界钢铁工业的所有人都竖起大拇指,所有人都是敬仰之态,比赚100亿我还高兴。”

     “有些事情抉择不了的时候,用生命去衡量,答案就简单了。”这是那场车祸后,丁立国悟到的道理。

    

    如果说14年前邵亦波的退出,是基于个人家庭的突变;最近他的决定,则是因为见到众生的苦难。

     2017年底,邵亦波宣布投身公益,创建一个初期投入约1亿美元的慈善基金。该基金不以盈利为第一目标,而着重于用科技满足人类深层次的需求,减少世界上的苦难。他把对世界有利作为第一要素,希望让人类更快乐、真实、自由、互助。目前,慈善基金深度参与了全球最大的禅修APP,Insight Timer;育儿方面的APP,Parents Lab。

     谈到创办慈善基金的目的,邵亦波说,在很多发达国家,物质匮乏已渐渐不是问题,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每况愈下——美国近7%的成年人在过去一年至少出现过一次重度抑郁;从2007年到2015年,美国青少年女孩的自杀率翻了一倍;中国有5000多万抑郁症患者,而焦虑症患者最近10年涨了4倍,也达到了5000多万。

    

     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人未被确诊为精神障碍,但内心并不快乐充实,以为得到朋友圈的下一个点赞、下一次升职机会、或财产再加一个零,就会快乐。许多“有幸”如愿的人失望地发现:快乐只持续几天,甚至几小时,而焦虑却无止境,因为他们继续渴望被点赞、升职、发财,而且爬得越高,越怕跌回去,焦虑只增无减。

     “对投资者来说,投资那些满足人类的‘想要’,如占有、刺激或攀比等欲望的企业可能更容易赚钱,但我选择支持有理想的创业者做更加有挑战和更有意义的事。”这是邵亦波今天的理念。

    

    “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天经地义,但“社会价值最优化”的商业实践,也一直星火不熄。

     我采访过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最早从洪水饥荒后的母亲抱着婴儿坐着等死的那一幕受到强烈触动,于是走向农村,创办了“穷人的银行”格莱珉。他后来推动创办的社会企业已有60多家。社会企业是由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驱动的企业,是不为红利而为解决人类问题建立的企业。它有三个特点:无股息分配,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以企业方式追求可持续发展。

    

     “我们不能认为做生意只是赚钱,这一个观念对整个人类来说是有侮辱性的观念。”“人性不是只有自私,人性比自私要大很多,传统企业只关注自私,认为‘人人为自己,不为别人’,无私的业务模式刚好相反,是为了别人,而不是我自己。”“赚钱是一种快乐,让其它人快乐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快乐,选择哪一种取决于你对快乐的理解。”这是尤努斯的核心观点。在他看来,贫穷并不是由穷人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缺少主动性、缺少努力,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体制导致了贫困,它是一种吸取养分的机制,不断从社会底层吸取养分和财富。打个比方,如果穷人和过去相比提高了一英寸,上层的人们在同一时段就能上升一英里,这就是贫富差距。”

     企业不只是赚钱获利的媒介,也可以成为帮助穷人的容器。格莱珉与达能合作的公司为营养不足的孩子生产价格低廉的酸奶;与威立雅合作为砷污染地区供应饮用水;与巴斯夫合作以极低的价格生产蚊帐,防止作为传染病源的蚊子的侵袭;与优衣库合作生产普通T-Shirt,也生产孟加拉民族风格的女性衣裙,还开设一些服装店,格莱珉只占1%股份,利润用于支持孟加拉女性以及社区教育和环境的改变。

     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社会创新(CSI)是比企业社会责任(CSR)更高的进步台阶。CSR从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三方面设立标准,CSI则是从根本上实现那些被遗忘的人群的权益,比如推出几美元的太阳能照明设备(相较于上千美元的正规商品),200美元的早产儿保温袋(相较于2万美元的正规商品),让发展成果被更广大的民众所触及,产生普惠的影响。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当企业家对人类的苦难敏于感受,他们往往能用更具创造性的方式,介入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产生突破性的效果。

     当私人企业SpaceX发射的猎鹰重型火箭刷新了人类对空间的理解,在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刚刚发布的2018年年信中,显示了私人基金会在疫苗领域的作为。

     “我们原本认为既然花几美分或最多几美元就可以预防疾病,那么这件事一定早有人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数千万儿童从未接种过任何疫苗。过去18年间,我们在疫苗上共投入了153亿美元。这笔投资不容小觑。免疫接种的进步正是儿童死亡人数大幅下降的一大原因,儿童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1000万下降到去年的500万,也就是说,有500万家庭不必承受失去儿女或兄弟姐妹之苦。”

     这是怎么做到的?最初源于1997年,盖茨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死于腹泻。每年全球新生儿的死亡中,2/3都是疫苗可以预防的。盖茨基金会遂在2000年发起成立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并提供了7.5亿美元种子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推动全球免疫治理的系统性改变。

    

     他们加快推广那些原本使用不足的疫苗和新疫苗;加强受援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比如通过疫苗冷藏箱,只用冰,无需插电,能使内部温度保持在0-10摄氏度达一个月甚至更长;提高筹资的长期可预见性和稳定性,以一些捐助国政府的承诺作为抵押,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筹集项目资金;为敦促受援国提升主人翁意识,要求这些国家自己也要出资分担成本;整合需求,形成采购规模,从而降低疫苗生产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

     这就是盖茨基金会所创新的“催化式慈善”。在2018年年信中,盖茨夫妇说,他们正在资助两家研究使用信使核糖核酸(RNA)教会人体生成自己的疫苗的初创公司,这项工作或可在艾滋病与疟疾——以及流感甚至癌症领域带来突破。他们提到,“为让私营部门参与其中,我们有时会采用更为复杂的金融交易。例如,捐赠方可以对产品价格或销量做担保,借此消除企业面临的一定风险。我们与数个捐赠方共同建立了价格担保,提高肺炎球菌疫苗的供应量,来应对这种每年导致近50万儿童死亡的传染病。如今,57个国家的贫困儿童得以接种此种疫苗,这到2020年可以拯救150万条生命”。

     如果不是1997年看到报上的那篇文章,盖茨夫妇对财富的使用,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他们写道——“如果我们当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当初的选择造就了今日的我们。捐款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自己会以哪种方式被人铭记。如果有一天,小儿麻痹症和疟疾这样的疾病变成遥远的记忆,我们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事也逐渐被遗忘,我们会非常欣喜”。

    

    在商业文明的研究和传播中,我一直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基石作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造福人类福祉方面,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式。

     商业世界里确实有不择手段“坏学生”,但那些积极创新的企业家总是努力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对社会福利的增益,有时比单纯的慈善大得多。正如亨利?福特没有想过如何终结动物的苦难,但他生产的汽车对大幅减少马所受到的酷虐的作用,要比美国防止动物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办人亨利?伯格强大无数倍。“马力”是引擎的单位,但科技的力量早已解脱了马的重担。

     然而,社会对商界的要求,没有最高,只会更高。

     即使对自由市场经济下最优秀的代表苹果和谷歌,多年来,欧盟一直在抨击它们通过“无国籍”实体转移营业收入的行为。谷歌通过把在英国的销售额转移到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子公司,尽量减少纳税额,这是合法的,但并不被认为是良好的企业公民的作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评论说,企业的责任不仅限于严格遵守法令,还包括尊重比法令更复杂的常规习俗,谷歌这样的行为会激起民粹主义反应,借用罗斯福的话:“当财富的聚集导致不公平时,能与其巨大权力匹配的只有民众作为整体的更大权力。”

     正如拉古拉迈?拉詹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所说的,尽管自由市场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至关重要,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十分脆弱,我们除了需要防止政府作为制度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者对公民财产权力的漠视,同时需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操纵政府谋取个人私利,造成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破坏。

    

     在这篇文章中我举出了很多实例,是想说明,社会需求不是企业要被动直面的压力,而是有意义、和快乐相连的创造动力。要想得到社会尊重,绝不能不诚信、逃税、贿赂、污染、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然后做点捐赠掩人耳目,“先恶后赠”;而必须恪守社会认同的商业伦理,努力求解社会问题,这才是模范生。

     好的市场经济,在市场化、法治化之后,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标准,就是人道化人本化

    

    明天,我们的社会会更好吗?

     明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好吗?

     比尔?盖茨是乐观的。他说:“虽然在工作中见到过许多疾病与贫穷,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们向发明尖端工具治疗疾病的科学家讨教,与不遗余力地用创新方式为全世界人类谋取健康与福祉的政府领导交谈,也在世界各地见到过勇敢而睿智的个体通过发挥想象力,找到彻底改变社区状况的新方法。”

     当人道主义与市场经济相遇,当市场经济被创造性地用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理想——

     “以他者为念甚于为己而谋、抑己之私而行仁于外,人类天性之完善以此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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