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一个因信而成的传奇 || 大视野
2018/9/17 0:01:00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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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2日，在“二战”后德国的美英经济区，51岁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当选为经济署署长。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艾哈德负责整个西区的经济事务。
这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艾哈德后来这样描写：“当时有人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西装；每5个孩子中间只有一个能用上自己的尿布；每3个德国人只有一个能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埋葬。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可能的生活好像就是如此。”
阿登纳，这位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立后的首位联邦总理，在回忆录中也有类似表述，“看起来我们注定要像英国《每日邮报》曾经说的那样‘无疾而终’，那样慢慢地、不可避免地饿死。”
| 艾哈德与阿登纳(右)
造成经济悲惨局面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战争让德国变成一片废墟。英国人说，仅在柏林，如果每天清理1000吨瓦砾，就需要30年。同时，从1944年夏末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计划，到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都主张“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没收其军工、飞机制造、合成汽油和橡胶等产业以及80%的重工业，以作为战争补偿，并解散带有垄断性的大公司。根据《波茨坦决议》，德国的工业生产力将被限制在1938年水平的50%到55%，西占区计划拆除的工厂有1546家。1947年8月，英美占领区公布第二个计划，宽松了一些，原则同意生产可以达到1936年的水平。但实际上，当时英美区的生产能力只有1936年的60%，1947年的实际生产量只有1936年的39%，1948年上半年的生产总指数起伏于1936年的50%左右。
| 在二战后只剩一片废墟的柏林
其次，德国的货币体系崩溃了，旧马克一文不值。原始的物物交换流行，人们更愿意用美国大兵喜欢的好彩牌香烟作为交易工具，1947年一条香烟等于工人一个月工资。城里人用钱买农民的食品，农民根本不理，成群结队的市民搭乘破破烂烂的火车到农村，用仅存的财物去换几个鸡蛋或半袋土豆。科隆天主教堂大主教告诉信徒，如果为了活命去偷食物和煤，上帝是会宽恕的。
严重的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失业，还有无家可归的难民问题，让普通老百姓、政治家乃至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都本能地寄望于国家权力，希望通过严密的政府控制与计划，治乱求安。当时西部占领区的最高指挥官是美国的克莱将军，他的经济顾问大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热衷于经济援助和宏观政策，而不是重建市场秩序。他们不许价格和工资自由浮动，通过无所不在的书面指令和指标分配来管理经济，被称为“文牍战”。根据他们确定的票证和配给制度，一个德国人一年配给的鸡蛋是四只。
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源是1933年到1939年德国为了军备扩张大量印钞，战争期间又产生了5600亿旧马克的费用。二战后有三种旧货币都在使用，分别是列登马克(1923年开始发行)、帝国马克(1924年开始发行)、盟军马克(1945年开始发行)。通货太多，为阻止通胀，占领区当局就限制物价，加强管制，但如此之大的货币流通量，让任何调控都很难进行，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商品搁置起来，其周转不通过批发与零售，而是通过小规模实物交换完成买卖。
这就是1948年艾哈德上任时的情况。“计划家”们经过测算，得出不少类似“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的结论。艾哈德说，“他们认为，根据原料存货以及其他统计资料，一国人民的命运能提前很早就被决定。”
然而艾哈德想尝试另一条道路，一条“这些机械论者和经济计划家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道路——如果让人民重新意识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动力。
艾哈德是个经历丰富的人。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右腿致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后来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到1928年，在父母的企业里当过经理。1928年到1942年，他在纽伦堡一个经济观察研究所工作，一开始重点研究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纳粹上台后又将重点放在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上，他认为统制经济的本质是强制把人和经济捆绑在战争上。1944年，他发表了《战争财政和债务巩固》一文，文中隐含的假设是德国战败后经济如何重建。不知何因，纳粹忽略了这篇文章，否则他很可能被处死。战后，英美占领区发现了他的预见性和才能，1945年10月他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1948年又成为整个西区经济的负责人。1949年，他当选为联邦德国的第一任经济部长。后来，在1963到1966年，他还担任过联邦总理。
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共同富裕源于竞争所带来的繁荣，共同富裕是目标，市场竞争是手段。1957年他出版了《Wohlstand fur Alle》，意思就是全民富裕、共同富裕(中文版译为《大众福利》)，1958年英文版译成《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商务印书馆中文版译自英文版，取名《来自竞争的繁荣》。他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是，“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消费者的自由选购，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原则，比任何形式的国家指导或国家管制，更能保证经济与社会进步。”
| 1957年艾哈德出版了《大众福利》
艾哈德奠定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1、现代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人数很少的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另一个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购买力不足的下层社会。要打破这种界限，走向共同富裕，必须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生产率和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名义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低廉而稳定的物价水平。
2、完成“三位一体”必须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有竞争才能使消费者得到实惠。让所有劳动人民能从提高生产力中得到日益增多的工资，这是通过竞争来有效地促进繁荣这一信念的内在组成部分。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力来增加国民财富。
3、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同于19世纪以前漫无控制的自由放任，要辅之以必要的国家调节。国家的作用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确保两个稳定：稳定货币，稳定物价。决不能用滥发货币使货币任意贬值的方法去追求表面上的成功，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暗中窃取人们储蓄的钱财。通货的稳定是基本人权之一。
4、限制竞争的威胁经常来自许多方面。任何个人不应当有足以压倒别人自由那么大的权力。只有反对垄断，让自由竞争充分竞演，才能保证优胜劣汰。
5、减轻赋税压力是全体公民乃至整个经济的合理需求。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政府的开支限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如果限制得住，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一定能够减轻全体公民和整个经济的负担。
6、为了大众的福利，需要建立以劳资合作为前提的劳资共同决策机制，建立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文化和教育鼓励等一套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以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为前提。不能允许工资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否则会产生通货膨胀。国家预算中的社会支出过大，将造成财政赤字，从而伏下通货膨胀的祸根，反过来使社会福利成为无源之水。“国民收入的转移，通过预算中的社会支出，在经济分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对于每个人从一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任何人生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以及其他人类品德得到充分发展，这些品德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以创业精神作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回到1948年艾哈德负责西区经济的时刻。
此时大环境有了一些变化。首先，美国意识到过分削弱德国，让德国变成贫民窟，整个欧洲经济的恢复必然很慢。到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对德态度变为协助重建。其次，占领区决定实行货币改革，用新马克(德意志马克)代替旧马克(帝国马克等)。
1948年6月20日，艾哈德以经济署的名义签发了《关于货币改革后的经营管理与物价政策原则的法令》，宣布停止使用旧马克，每个公民允许以1：1的比例用旧马克兑换60个新马克，40马克当即兑现，20马克4个月后支付。所有银行与信用机构的存款准许以10：1的比率兑换成新马克，其中一半列入自由账户自由支取，另一半则进入固定账户予以冻结。后来，冻结存款中的70%作废，20%转入自由账户，10%被强制购买国家公债。
货币改革使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从700亿没有信用的旧马克降到了60亿新马克，有了可靠的真正的货币。
但艾哈德的步伐不止于此。他认为，真正的货币只能在真正的市场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真正的市场不应当有价格控制和配给制。这和当时占领区英美官员的想法完全不同。虽然《法令》授权经济署署长“保留必要的经济调控措施，并详细规定哪一种商品及生产部门的物价管理应予取消”，但他们绝对想不到，艾哈德会把上百条物价和管制法令都丢到废纸篓里。而在此前，英美当局规定，法定物价如有所变动，必须事先得到他们的批准。
7月7日，在新马克进入流通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艾哈德趁着盟军官员休息，通过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废除几十条生产、贸易及物价管制政策，取消无效的条例，并明确指出希望保留的条例。这一举措不仅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巨大的神经冲击，英美官员也大怒，责问他：“为什么在到处缺粮的时候放松配给制？”艾哈德说：“不是放松，而是根本取消配给制，今后唯一的配给证是马克，谁想要马克，谁就去好好干活。”
一开始，市场一片混乱，黑市活动合法化了，物价大涨，失业暴增，工会组织的示威游行要求恢复配给制，甚至打出“绞死艾哈德”的标语。反对艾哈德的人在议会讲坛上说：“德国经济是一个衰弱的病人，艾哈德撤销管制，放开市场与竞争，就像把病人抛进冷水让他游泳，是灭亡之道。”为此，艾哈德差不多跑遍全国去解释，“我们通过这一转变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迫使我放弃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方面的责任”。
奇怪的是，到1949年物价开始平稳，1950年物价已经开始下降，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艾哈德在书中引用了两个法国人当时的总结：
“黑市突然消失了。橱窗里摆满了商品；工厂烟囱突然冒烟了；街道上货车川流不息。各处建筑房屋的喧闹声代替了废墟的沉默。如果经济恢复的情况令人惊奇，那么经济恢复的速度更加惊人。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响，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描写货币改革对陈列商品的数量和品种所产生的突然影响。商品货物一天一天充实起来，工厂也开工了。货币改革前夕，德国人还在漫无目的地走遍全镇寻找多余的食物。一天之后，他们不再向往什么，只想生产商品。前一天，人们还没精打采，而第二天全国都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
改革也造成了失业。但在艾哈德看来，“在就业上排除竞争，或者说，不把确实必要的失业人口留在社会上，以便对懒惰成性的一部分人施加心理威慑，经济机制的高效运转是不可能的。”最初推行改革时，失业工人约45万，一年以后上升到150万。好在货币改革后的一年零十个月里，尽管失业率从3%上升到12%，工业产量却提高了83%。在激烈竞争中，企业家裁减冗员，提升生产效率。在鲁尔区的煤钢公司，改革后工人旷工率从20%减少到5%。经济恢复，促进了投资，1951年底就业人数开始净增，到1956年年失业人数减少90万，就业人数增加500万，劳动人口不够了，还从邻国的移民中吸纳了数百万人就业。
艾哈德主导的改革还有：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使国内市场的竞争在进口产品的挑战下更加强化；扩大工业折旧费用、增加银行对工业的短期贷款，以促进工业生产；限制政府雇员人数，禁止再增加名额，公务旅行也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等等。
1952年到1958年，西德经济年均增长7.6%，失业率由6.4%降至1.7%。
1948年7月7日艾哈德宣布取消物价管制和无效条例那一天，成为“德国经济奇迹日”。
1957年艾哈德60岁生日时，在联邦政府经济部的门外，一些人排了十几小时的队向他表达祝福。他喜欢抽雪茄，有商店专门运来名为“艾哈德教授”的雪茄。
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70年前的艾哈德，用他深信不疑的观念引导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让德国没有成为“一个被废弃的国度”，而重新崛起为经济大国与强国。大国要算大账，大国要有大智慧，这和人心紧紧相连，而且是要激发人心中的劳动创造力的那一面。稳定货币和物价，就是为了让劳动成果的实现是公平的，真正有价值的，充满希望的。
艾哈德说：“我曾一再强调，我认为个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因抱着这种信念，所以从1948年以来始终致力于全面地取消一切经济限制。只有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蕴藏着最大限度的自由、个人的创业精神以及长远的目光，自由经济制度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他并不排斥政府干预，但反对政府直接干涉经济和参与生产。“只有在完全竞争机制无法实现时，政府才需要对市场进行引导，这种政府的干涉对于维持竞争机制和监督某些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他提出了三条原则：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保持完全竞争；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防止垄断势力滥用其权力；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监督市场，必要时，对市场活动进行诱导。
他倡导企业和大众的责任心，认为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不允许要求任何特权，同样也决不能允许任何集团利用特权来为自己谋利。他反对“一方面请求国家不要参与经济活动，而到了某一时刻，又要请求国家帮助”；他反对偏袒利益集团，“试图逃避激烈的竞争，并为有关集团争取在经济果实中获得超过其应得的份额”；他说人们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反对“这样一种要求，那就是工作做得少一些，力气卖得少一些，约束也少一些，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希望获得更多的成果，使生活得更好”；他追求大众福利，但也强调，“至于国家有多少百万富翁，对我来说既不重要也并非衡量社会良心的标准，只有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并拥有社会安全感才行。”
路德维希·艾哈德，这位被尊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人，是这样看待奇迹的：
“我在经济改革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能追溯到积极参与到人们的行动中去。所以我认为‘德国奇迹’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西德在过去九年中(注：指1948-1957)发生的一切，绝不是奇迹，而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在自由的原则下，有机会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如果西德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其价值只能是向全世界证实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
参考文献：《大众福利》，路德维希·艾哈德，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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