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当普通人怀念改革开放时，我们在怀念什么？
2018/12/27 0:01:00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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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02篇原创首发文章
怀念真正做事的人，怀念正气
最近根据阿耐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它讲述的是，1978到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的先行者们在变革浪潮中不断探索和突围的浮沉故事。
故事一开始，讲的却是宋家两姐弟都在1978年同时考上了大学，弟弟宋运辉还靠自学考了全县第一名，但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镇里面不愿意给他们去县里送政审材料，为此，宋运辉不服气，在镇革委会背了两百多遍《人民日报》社论。
他一直重复着两段话：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选拔优秀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关于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条：一是重在本人表现；二是择优录取。不管家庭出身如何，只要爱党爱国，本人遵纪守法就行。”
恢复高考的难度，真的不是一般的艰难。即便政策已经出台，主流舆论已经宣布，可大多数人的脑子可能还留在过去。历史每进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及忘却密密麻麻的无奈。
其实，早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但他的意见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施行。
1977年5月，邓小平复出前的两个月，他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有一些结论和进展，确定了老基调上的修补方案，即建议招收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协议，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1977年8月4日，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教育史的重大转折。笔者去年曾在秦朔朋友圈写过一篇《夏天的故事：邓小平、查全性及恢复高考记》，里面谈到了当年就决定恢复高考的细节——
邓小平问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部长)：“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来不及了吧？”査全性当下立即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于是邓小平又问刘西尧，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沉吟一会儿，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除了查全性，这个在座谈会上最敢直言的武汉大学教授外，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格外值得怀念。他叫穆扬。虽然领导人和招生工作会议都已经定调，但还有很多问题横亘在现实面前，还流传了一首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育门紧闭吹不开”。造成这种僵局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是“七二一道路”和“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圈阅、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
9月3日，穆扬邀请了六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并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技负责人6人进行座谈。会议结束，穆扬趁热打铁，连夜写出内参，之后又征求《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
一个又一个有为的人在真真实实地推动社会进步，无论是教授、还是记者，这些都不是决策者，但他们影响决策。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做事的信念。只有有心人才能改变人。
邓小平同志看到了穆扬的报告，穆扬知道领导的压力也很大，但9月19日邓小平就发表了新的谈话，他说，招生工作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
看到了吗？每一个名额都来之不易啊!那个时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活着哪有容易的事啊!这就是宋运辉背的两段话的背后，那么深长、艰辛的努力过程。
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不才的我认为，它的起点应该是恢复高考之时，恢复高考是中国将要走上正轨的信号，恢复高考让社会充满了正气，并准备了大量的人才，只有普通人的思想解放了，普通人的执念开始放下了，这一切的进步才真的开始了。十年的教育断档，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万名大学生。而恢复高考，把压抑的一切都释放出来，它是历史的指挥棒，77、78、79新三级学人选拔了几十万，却调动了几千万，更影响了整个社会，这是一种解放和一种挽救。
人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没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信仰公平竞争，追求凭本事吃饭。还蕴含了一种温暖人心的希望——刘少奇的四个子女在同一年考上大学，其中一个女儿还考上北大生物系，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被平反。
这一代人，生命力特别旺盛，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觉得，活着是没有退路、没辙了就要背水一战。在生活中搏一搏，机遇来了，像豹子一样扑上去，抓住它。他们是悲剧造成的人才，他们更有意志力，毅力，更具韧性，更经得起困难的打击，更有主见，社会生活能力更强。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恢复高考的春风荡涤了“不学无术靠关系”、“唯成分论”、“读书无用论”的污泥浊水。“拨乱反正”在那一代人心中简直是一个令人动情的字眼。中国人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特别单纯的，那时，北京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特别火爆，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大家举杯向四川人感谢。有人一遍遍刷着《甲午风云》，因为里面有“邓大人”。
1984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大学生物系几名81级大学生以布头代笔，写下这句历史性的问候——“小平您好!”10月1日，跟随着国庆35周年科技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时，几个年轻人打开预先藏在鲜花里的横幅，向天安门展示了他们的心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我们的敬意，国庆游行是一个高贵的机会。”习惯高呼“万岁”的喉咙第一次学会了问候“您好”。
怀念“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怀念理性与责任
清华大学化77-2，在1979年底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十件大事之一。2011年4月23日下午，清华百年校庆时，一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理念墙竖立在清华大学工物馆4楼。
第一个提出这句话的人是化77-2的王文一。1979年年底，他们班里组织开展大讨论，目的是畅所欲言，明辨是非。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许多问题讨论不出结果，有一次点名到王文一，他说:“外面的事咱管不了，我们在大学里读书，还是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后来团支部就把“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作为大讨论的结论上报，全班同学都很认同。再后来，中国青年报先发表了报道，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也都报道了这句话。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
因为拨乱反正，结论就是“做”，不能总是抱怨、埋怨，“历史的错误，我们也有一份责任，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清谈和指责，仅仅充当一名评论家。”新三级是受过挫折的一代，所以能够摆正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绝对崇拜之后怀疑一切。求知、成才、睁眼看世界，才是他们迫切想做的事情，人生、社会、民族等思考题都摆在面前，实践出真知，先得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记本子。《中国新三级学人》作者钟岩说，他们经过较为透彻的自省，转向了将理想与热情深埋在厚实、冷峻里。
抱怨、指责、埋冤有用吗？不如想想好怎么做。人的自尊、正义、民族气节，才是人类沟通的“世界语”。人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的命运看来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也很有理由沉沦，但人可以持续做努力去试图改变一点事情，虽然可能身处十八层地狱，但也能看见微光，甚至应当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地狱。
其实，最终还是人自己才能改变环境，虽然太艰难了。“文革”中还是有人虽然是黑五类家庭，但并没有因此受到批斗，还能在班级里当班干部的例子，那时候的人间并不全是地狱，或者说地狱里还是有残存的温暖人性；一个深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亲笔批示录取了一个曾经很左、经常批斗别人但后来改过自新考上大学的上访学生；也许有人认为过去失掉了太多，就容易很实际，对功利方面相当重视，但照样有人选择了吃苦和敬业，驶向尚布满荆棘和疑问的改革开放试验区，驶向一片不靠往日辉煌只看你有无真本事的未知价值领域，第二次和苦与寂寞共舞。
人跟人一样，一样平等；人跟人不一样，不一样地会去改变点什么。
从我做起，丑陋的中国人也包括我一份，尖锐地批判现实，是站在一家人的前提之下的，要图强，先从自己的脚下开始。人的现代化，还是应该从自己开始，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刻意追求的理想人格。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还有这个勇气、理性和责任感，认为丑陋的中国人也有我的一份吗？而不仅仅当个键盘侠，只会谩骂和抱怨吗？不公平的事情是还有，常常受委屈和冤枉的事情还有，但想想改革开放第一代的前辈们，特别是新三级学人们的经历，觉得，生而为人，人人平等，凭什么你不能接受不公平，你不能接受历练、挫折和辛苦。特别值得这一代创业者、奋斗者们深思。
怀念《伤痕》和反思精神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用一个整版刊载了小说《伤痕》。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北方的清华大学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南方更早一些地开始了反思，迎着潮头，向着自己的心灵举起了解剖刀。这就是伤痕文学的意义。
其实，文学在七八十年代还是很有思想的，很能拯救人心的。“伤痕文学”开山之作包括：刘心武《班主任》、王蒙《最宝贵的》、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曹鸿骞《神圣的使命》、宗福先《于无声处》等。一代思想家兼文学家，记录了那个时代。
卢新华说，“总之，我要塑造王晓华这样一个人物，决不仅仅是让读者同情她的遭遇，为她流泪，而是要读者在同情中对她又含有指责和批评，同时在这种指责和批评中……洗刷自己心灵上的和思想上的伤痕。”
王晓华断绝母女关系，表明自己忠诚信仰，却伤害了母亲；不断绝母女关系，便意味着违背母亲的教诲——忠诚于信仰，还是要伤害母亲。无论选择什么，代价都是相等的，她是善恶难解难分的象征。王晓华陷入了“爱皮梅尼特悖论”——爱皮梅尼特是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但他就是克里特岛人，他也在撒谎吗？那他说的话能信吗？怎么样都无法自圆其说，怎么都是怪圈、悖论和两难。
陈凯歌，北京电影学院78级，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曾说，在我看来，“文革”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作，但我们非要毛泽东一个署名，加上“四人帮”……尽管“文革”被说成“十年浩劫”而被否定，也有了许多批判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就没有结束。我在《少年凯歌》那本书中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上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反省是一把透析历史的钥匙，一种文化品格。忏悔意识是许多伟大人物自觉追求的。邓小平在1992年，88岁南巡的时候深深自责——“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精华都是通达的。人性的顿悟之后汇集成的方向一定是真和善。只是，最终，人要战胜自己，战胜环境，怀念那种辉煌感，不如怀念那种意志力。终究都是人要改变自己，也要改变别人。苦难、挫折、冷漠，都别害怕，会过去，也会回来，只是你要知道它怎么才能过去，怎么可以至少回来的时间很短、很短。
参考资料：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建议读读这本老书，在挫折时阅读，身心都会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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