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文化 理性认识中药之毒 | 黄开泰
2020/8/3 11:33:00 本能系统医学论
本能按：中药有毒论沸沸扬扬，一直被污蔑中医和不懂中医的人造谣。令不少病人走进了中药有毒的文化误区，对中医中药产生了畏惧感。
中药发生毒性伤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不是中药本身的原因，也不是中医的原因，而是实验文化、形态理论的原因。中医是辨证论治的医，以证候病机的互补对应为临床用药原则，不辨证论治，不遵循互补对应原则，用小白鼠、实验逻辑研究中药，按照药理对应病理的方法运用中药，既改变了中医“随证治之”的客观对象，又脱离了运用中药的临床原则，但却被许多人转嫁到中医中药头上上，再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少病人对中药产生了恐惧感，对中医望而却步，宁可吃没有历史的生命检验、缺乏个体实在对应、由工厂生产的化学药物，也不吃数千年生命检验、和人类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以个体真实为对应的自然药物，真不知是生命的悲哀还是文化的悲哀。
1.文化理论与医药之毒
我在2009年曾发表文章，指出中药毒副作用的原因在医生(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9月14日第三版。)。毒是药物相对日常饮食的基本属性，“是药三分毒”，无“毒”就不叫药，就不能治病。在中医生命文化，药和病相应，病是生命失去了“阴平阳秘”的中正和平状态，发生了过与不及的“偏”，纠正其“偏”就需要“毒”。这有个分寸问题。《素问·至真要大论》：“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任何药物，用之适当、适度和适时，药“毒”和生命之偏呈互补效应，发生治疗作用，不伤害身体；失度、失当和失时，没有互补对应之度，再平和之药也会发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的毒害作用。
有命才有病，药物是用来治病，治病是否发生治疗之外的毒副作用，取决于医学文化，取决于临床模式，取决于医生水平。中药不是西药，中医不是西医，认识中药之毒，只有站在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立场上，遵循中医理论及其逻辑，结论才是可靠的。中药不是从实验是中形成的，不是西医学的内容，按照西医实验文化逻辑，以小白鼠模型、离体之标本为依据，以形态解剖、统一设计为还原条件分析中药成分，研究中药毒性，形成的任何结论，都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
《类经》：“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正确认识中药的毒，经典理论为依据，以活生生的人为客观，以“方证对应”为原则。中医的客观基础是活生生的人，存在个体差异性，随自然、社会、生活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医的临床模式是辨证论治，具有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求实、求是精神。辨证论治以“辨症求机”(辨症，是动宾词组，辨动词，症宾语，是辨的对象，若改症为证，就混淆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果)形成的证候病机为论治目标，方药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君臣佐使等临床决策，皆以五藏表里、寒热虚实、六淫七情等病机为对应，称之为“方证对应”。“方证对应”越好，疗效越高，无有毒之药，有断根之望。没有经典理论的文化立场，没有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客观，不从中医历史去分析，得不到正确的中药之毒的认识。
“方证对应”是临床处方和就诊病人的证候对应，实质是病机对应，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在表者汗之可也，在里者下之可也。寒之病机反用寒凉之药，热性病机反应温热之方，在表反下之，在里反汗之，就违背了“方证对应”原则，药就不是治病之药，而是致病之毒了。“证”(证候病机的简称，亦称证候，后同)非症，是病机之本质的临床形式。将“方证对应”异化为“方症对应”，处方用药不以病机为对应，而以症状为目标，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和配伍关系等失去临床对应，枸杞、阿胶也可能发生毒副作用。
辨证论治是正确运用中药唯一途径。辨证论治有三个基本步骤，都要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离开活生生的人，辨证论治无法进行，中药失去治疗目标。辨证论治的第一步是四诊合参，“无失气宜”、“观其脉证”，收集和确认临床症状；第二步是“辨症求机”，实现“知犯何逆”，做出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判断；第三步是根据证候病机的具体性质，按照互补对应原则“随证治之”。也就是说，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是运用中药的实际对象，即在表才用解表药，在里才用攻下药，是虚才补，有实才泻，血脂血糖、细菌病毒等形态的东西不是中医的治疗对象。
对应病性、病位等病机，用中药祛其邪，扶其正，疾病才能痊愈，不留后患。但祛邪有浅深层次的藏腑差异，扶正有气血阴阳的表里不同，遵循“方证对应”，攻邪而不伤正，治已病而护未病，则未病之藏安，已病之邪祛。不知正邪之病性虚实，不明病位之病邪浅深，邪在藏而反泻其腑，虚在气反补其血，中药必然有毒，这在中医称之为“伤及无辜”。《慎斋遗书》：“用药之法：如腑病而藏不病，不得以藏药犯之；藏病而腑不病，不得以腑药犯之。有腑病而势将入藏，用药治腑，不得不先固藏；病在藏而势将入腑，不得不先理腑。腑入藏，藏入腑，又有轻重之异，药亦不得不随其轻重而用。更有病虽在此，而不必治此，治此反剧。有病已去此，犹当顾此。此皆分阴阳、先后、标本轻重之大略也。”(注意：藏非脏，脏者形态也，可以外在化，可以剖而视之，藏者內藏于形态之生命也，外应天地人事，内应气血阴阳，外之皮毛脉筋骨、眼耳口鼻窍皆联系五藏，以脏为藏，根本就无法体现中医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特征。)
在辨证论治的临床模式中，中药就相当于士兵手里的武器，证候病机对应准确，适其至所、适其轻重，治病不伤身，没有毒副作用。临床疾病是活生生的人的病，不是小白鼠的病，更不是实验室中的标本的病，在病人的生命之中，既有邪-危害健康的一面，也有正-维护健康的一面，中药治病若与证候病机互补对应，因势利导协助正气抗邪愈病，开邪出路促使病邪从体内排出，处方用药各得其所，攻之所以当攻，补之所以当补，未病之藏安，已病之邪祛，毒副作用从何而来？
2.客观对象与医药之毒
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由天人相应的五藏系统构成。五藏生命系统不仅有其形，而且有其神、有其气，气化活动与天、地相应，随四季气候而变，有着各自主应的季节、气候、饮食五味、药味四气。酸入肝，苦入心，甘如脾，辛入肺，咸入肾，春夏热，温热之药顺其时而可补，养其阳也；秋冬凉，寒凉之药顺其时而可补，养其阴也，不违天和，各顺其性，护生命之和，纠疾病之偏，是为中医。
五藏气化因时而动，因需而调，彼此相应、彼此制化，故中药治病，根据就诊病人的正邪盛衰、五藏表里、标本缓急，或补或泻，或入藏或走表，急者治标，缓者治本，服从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的需要。“辨症求机”是辨证论治的关节环节，是在病机逻辑规范下，运用中医理论求同存异的逻辑思维过程。“辨症求机”之同，指寒热虚实之病性、六淫痰瘀之病邪、五藏表里之病位和病种、病形、病势等病机要素的共性；“辨症求机”之异，指这些病机要素在就诊病人的有无、微甚、错杂、多少等的个性。活生生的人的病，是五藏相关的，是天地自然影响的，病机要素错综复杂，寒热温清补泻丝丝入扣，则药与病相应，不会发生毒副作用。指标影像之病，细菌病毒之病，并非中药治疗之病，药理效应的靶向再精确，也会发生治这里伤那里的弊端。把中医中药的客观对象搞错，用实验之形态取代活生生的人，用病理之异常取代证候病机，出现的药物毒害，归到中医中药，在逻辑上是荒唐的。
多维联系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动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应日月之自然，应人文之情感，有个体之特殊，和实验室里的标本、小白鼠，和排除个体误差的统计结论，存在巨大的生命鸿沟。显微镜下的结果、统计学的结论与临床就诊病人之间，在文化理论上，横亘着难以越逾的固有屏障。此毒不是彼毒，不同文化、不同逻辑、不同客观，张冠李戴是荒谬的。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药物本身与日常饮食一样，害身还是强生，全在当与不当，而当与不当的客观性，落实在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和方药性味的互补对应上。中药有毒还是无毒，穷根究底，在文化观念、生命立场、临床模式，在医生的辨证论治水平。中医文化把人当人，中医临床的病是活生生的人的病，“随证治之”的攻，攻在邪之实；补，补在正之虚；清，清在热之实；温，温在寒之虚，不是病灶炎症，不是形态异常，离开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客观，临床一切处方用药，可能都是错的。
多维联系的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既有不可分解的形态之整体，更有多维联系的自然之整体，是中医生命观、疾病观、医疗观的事实基础。在中医理论之中，生命是多维联系的生命，疾病是多维联系的疾病，人是和外界环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命是五藏经络神气交流、因应联系的命，生命之和根植于多维联系的“阴平阳秘”，病与不病之藏腑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疾病无不因为“阴阳神气”失去多维联系之和，动态变化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五藏表里彼此转化，寒有热化，实有虚化，湿有燥化，阴虚可能亡阳，阳胜可能竭阴，不同病机之间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故治肝病需要考虑脾，发汗解表需要考虑营血阳气，攻里需要考虑表邪之微盛，护未病之藏，疗已病之疾，既病防变，避免伤害无辜-治这里伤那里。药理实验之毒，治形态孤立之病发生的毒副作用，都不能算是中药之毒。
辨证论治是非常人性化的医疗模式，“随证治之”要求补而无滞，伐而无伤，寒而无凝，热而无燥，所运用的药物是自然完整性的动植物(包括矿物)，与分子化、化学合成的药物具有本质区别。清·高世拭《医学真传》：“天地有五运六气，人身亦有五运六气，而百卉草木亦莫非五运六气。……药性必分藏腑经脉，升降出入，或行皮毛，或解肌腠，或通经脉，或起水土之气上行，或助金木之气转输，或秉沉降之性下降，以药性之运气，合人身之运气而用之，斯为有本。”地球生命的历史，是同风雨共患难的历史，活生生的人与中药，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存在于寒暑之中，上受日月精华，下受地气养育，中药也就具有了和人体生命相因相应的阴阳同构性，存在“阴阳神气”的关联性。
中医药理论是生命文化，临床客观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不能用实验文化来评判，不能把指标、影像和病理结论等作为评判依据。生命文化以活生生的人为客观，以活生生的人生感应、感知及其反应为事实，既与日月宇宙相关联，又与社会人事相联系，因应调节和因应变化，有亘古不变的自然节律，有随机应变的动态变化，自然寒热之早晚多少，社会人事之苦乐劳逸，共同构成中医理论的客观基础，和实验-排除外界影响、人为设定前提条件、仪器条件下感知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文化以自然客观为本，是生命中的文化，以自然客观的生命存在为文化存在。评价中药之毒，没有病机之规范，没有中医理论之标准，没有中医文化的事实基础，结论是错误的。
活生生的人受天地寒热，感人情冷暖，有个体特征，实验实证再可靠、再严谨，也不能把实验室中的中药之毒和药理对应的毒副作用，扣在中医中药头上。不同的医学理论，有着不同的客观基础、文化逻辑和临床模式，实验室中之毒，药理对应的毒副作用，是形态医学的文化形成的毒，与中医毫无瓜葛。
3.中药安全与污染之毒
实验之毒，背离了中医药理论；药理对应的毒副作用，脱离了辨证论治，理论逻辑是错误的，客观对象也是错误的。中医的客观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实验的客观对象是动物模型、是形态标本，我们不否定实验之毒和药理对应的毒副作用，但坚决反对将实验结论、药理对应的结论，扣在中医药的头上。
中医经典理论，对中药之毒认识清楚，临床运用也有规范，通过四个环节避免伤害无辜。
病机对应是第一要务。病机对应，指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分表里之先后，明外感与内伤，药和病机性质的互补对应，即古人所谓的“中的”。《伤寒论·伤寒例》：“阳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阳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安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阳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速至。”
其次是化毒为治。药之偏性有多样，有的偏宜于病，有的偏不宜于病，根据四气五味和中药配伍理论，监制其不宜于病的毒性和偏性，或消除其毒性，或削弱其偏性，使其发挥治疗作用而不伤未病之藏腑。如《神农本草经》的相杀、相畏，相杀是指一种药物能够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偏性的配伍关系，如绿豆杀巴豆毒；相畏是利用药物间相互抑制的作用，来减少或抑制某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偏性，如半夏畏生姜，生姜能够抑制半夏之毒，既避免了半夏之毒性的危害，又增强了化痰、化饮的作用。
第三，道地药材，依法炮制，剂型适当。清·石芾南《医原》：“燥病夹湿，润药用炒，或用水丸；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欲其速行，则用汤药，取汤以荡之义；欲其缓化，则用丸药，取丸以缓之义。”炮制药品，道地药材，选择适当剂型，不仅使药物发挥最大效能，而且减少药物毒性。
第四，服药因人、因病、因药制宜，胃气弱不能猛浪大量，胃气强亦须顾护，虎狼之品以服药反应为标准，当“止后服”就“止后服”，当服“半升”、“一升”就服“半升”、“一升”。《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以活生生的人为客观，以证候病机为根据，遵循经典理论的原则，运用道地药材，按照传统中药炮制，中药不会发生毒副作用。现在显微镜下的直观取代了生命体验的真实，人们习惯用实验方法评价中医中药，中药毒性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波澜，在不少人心目中，形成了中药就是有毒，服中药就要伤害肝肾、伤害胃肠的认识误区。甚至有人认为，20%的肝损害都是服中药造成的，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事实内涵的中医药真实性有多少？有没有中医临床的事实还原？
不过有一种毒，中医必须足够重视，这就是污染之毒。污染之毒不是中药本身的问题，而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工业化之后，化学污染、物理污染成为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中药也不能幸免。污染破坏了中药的道地品质，严重危害临床用药安全，正确的态度是保护中药种植环境，减少、避免中药的污染之毒。有人总是别有用心，把污染之毒也作为中药之毒大肆渲染。
把科技文化污染形成的毒，转嫁为中药之毒，把在显微镜下看见的非中药材本身的成分，当成中药固有的成分，做出中药有毒的结论，进而形成服中药就要出现毒副作用的认识，是缺乏文化逻辑常识的表现。在中药有毒的影响下，很多人不明真相，以为中药的污染之毒比一日三餐中的饮食还厉害。其实，污染无处不在，中药污染远比食物、空气好很多，拒绝中药，是不是更应该拒绝吃饭、喝水，拒绝呼吸呢？
污染形成的中药之毒，在显微镜下可以直观，属于实验之毒的范畴。污染形成的中药之毒，不是中药的问题，更不是中医学的问题，而是世界文化的问题。没有科技文化的发明创造，没有实验技术的商业化，就没有中药的物理污染、化学污染。要回到没有化学污染、物理污染的纯自然已经不可能了，要避免中药的污染之毒，只能通过环保等文化手段来解决，绝不能作为否定中医药的理由，把中医一棍子打死。
面对甚嚣尘上的“中药有毒”，中医药界必须重视药材的道地问题，采用比食品安全更加严厉的手段，保证中药的临床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重金属、农药化肥等对药材的污染，以保持原本的道地品质，同时，普及中药及“随证治之”的基本常识，厘清实验医学的毒副作用和中药之“毒”的文化区别，消除吃中药就有毒副作用的认识误区，让大家知道，重金属等毒物的污染，不是中药本身之毒，与中医学无关。此外，确立“随证治之”的中医规范，纠正不分寒热虚实、表里内外，以指标、影像和病理结论为用药依据的文化错误，研究并形成合乎自然生命规律的中医学的价值评价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在表反攻其里，在里反发其表，寒其寒、热其热、虚其虚、实其实的临床错误。
4.为中药验明正身
要知道中药有毒与无毒，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药。第二版《中医大辞典》：“中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来源于植物、动物、矿物及其成品的中国传统药物的总称。”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定义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药物，二是来自于自然，不是制药工厂化学合成、提纯生产的药物。这二者互为补充，没有中医理论指导不是中药，工厂生产也不是中药。
根据《中医大辞典》的中药定义考察我们的临床，许多打着中药旗号的，其实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中药，由此导致的毒副作用与中药无关。从应用角度看，临床运用要以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为原则，不合符这样的逻辑规范，任何药物都不能算中药。有效成分对应病理，感冒用抗病毒的清热解毒药，冠心病用活血化瘀药，高血压、高血脂用具有降压、降脂作用的药等等，脱离了理、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逻辑，没有中医理论的指导，都不能称为中药。至于原生药材被纯化，变成单分子后的药物，丧失了药材的自然完整性，四气五味归经等理论的客观基础丧失了，没有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与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的逻辑对应，同样不是中药。
中药的概念是中医文化的概念，既包含了药物本身的自然特性，又包含了运用药物的理论原则和逻辑方法。不能把饮片直接等同于中药，更不应该把分子化的药物等同于中药。中药不只是物质形式上的，还是文化逻辑的。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成品，没有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不是中药；经过有效成分的分析提纯，分子化了的药物，也不是中药。药理对应病理的临床模式，把指标、影像、病理结论和病菌、病毒等作为治疗对象，是形态医学的用药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运用的药物，即便是饮片也不算中药。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保持药材的自然完整性的前提下、在辨证论治逻辑规范中运用的药物。有效成分的纯化，消除了中药的气、味和归经特性，“随证治之”的客观基础丧失了，这样的毒也当成中药之毒，文化逻辑上讲不通。作为中医，需要担忧的不是实验文化的毒，而是污染对中药品质的影响，有效成分提取，中药传统炮制方法消失，现代种植对道地药材的影响。
现在中成药满大街都是，很多病人自行购买中成药，凭一张白纸就可以在中药房捡药，有的根本不管病情是否变化，病机是否适宜，长年累月地服用，完全脱离了“随证治之”的临床原则，这就和中医中药没什么关系了。
有位退休教师，长年依赖她说的“芦荟干块”通便，开始我奉劝她，不要这样服药，但她根本不听，二年下来，结肠到处都是点状出血不得不住院治疗。又过了几年，2012年再来找我看病时，完全没有了大便意识，大肠传导感应基本丧失，脾不升清胃不降浊，大肠的因应协调性近乎瘫痪。长春一位病人也因为大便干结，长年服一种叫“四消丸”的中成药，只要一服，大便就水粪混杂而下，不服，毫无大便感应，坚持每二、三天服一次，十几年后肠镜检查，肠子变黑了。辨证论治的临床，是在明确证候病机性质的前提下的对“证”治疗。自己买药，只知对症，如同“神农尝百草”。“神农尝百草”，一天遇七十二毒，像他们那样长年累月地对症服药，只是肠子出血、发黑已属万幸。
还要说明二点，一是不能把“中草药”等于中药，由中草药导致的毒不能算是中药的毒。
从来自天然，不是工厂生产的这一角度看，“中草药”好像就是中药，但如果从中医理论角度看，则只有对药物的气味、归经、配伍特性等有明确认识的自然药物，才是中药，才能够纳入中医理论体系。没有气味、归经、配伍等理性认识的天然药物，不能算中药。中药大多来自草药。草药是中药的初级形式，是原始对症医疗的药物，经验式的，口口相传，有很大的盲目性。中药是在草药无数次的生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合乎自然生命规律的认识，纳入了中医药理论后的结果。草药没有中医理性认识，没有中医理论指导，很容易发生毒害作用。中药与之有本质的不同，有中医药理论指导，有证候病机的治疗目标，治已病而护未病，是生命安全的。从草药到中药，有一个生命实践过程，需要中医的理性认识。
二是单方偏方验方之毒不是中药之毒。按辨证论治原则分析，中药处方处于理、法、方、药的末端，先有证候病机之理，才有治疗之法，有法可依之后才能处方用药，单方偏方验方是病人间相互流传的处方，既无证候病机之理，也无治疗之法，不是“随证治之”的处方，发生毒害，和中医无关。单方偏方验方多在民间流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辨症求机”，根本就不是中医的医疗。
5.评价药毒的文化基础
在科技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普遍认同实验文化，把显微镜下的中药之毒转嫁给中医中药，中药之毒的舆论影响越来越大，深入人心，一些人甚至出现了中药恐惧症。
任何结论都需要两个基础的支撑，一是外在于理论的客观基础，一是文化观念统一下的逻辑基础，结论是否可靠，取决于基础是否可靠。按理，衡量中药有毒和无毒，必须以中医的实际对象为客观基础，即在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事实基础上形成的证候病机判断；必须以阴阳神气观主导下的“随证治之”为逻辑基础，即符合寒热虚实等病机和寒热温凉等药性互补对应的原则。中药之毒的实验结论，有哪一个具有这样的基础？客观基础存在于实验室之中，不是来往于天地间的活生生的人；逻辑基础是形态分析，不是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由此发生的毒，扣在中医药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
实验室的客观基础不是活生生的人，是小白鼠、是标本，形态分析的逻辑不是病机与中药性味的对应，是病理与药理的对应。人们议论的中药之毒，实质上是实验文化指导下产生的毒，属于形态医学的内容，是药理学的毒副作用，将其当成中药之毒，在文化上是荒唐的，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毒副作用的特征是治这里伤那里，即“伤及无辜”，是“随证治之”失误的结果，与医生的四诊水平、“辨症求机”能力、“方证对应”性等息息相关，和中药本身没有关系。
在辨证论治的逻辑规范下，在活生生的人的疾病的基础上，中药毒害作用的发生，主要是逆反了证候病机，寒性病机用清热药，热性病机用温热药，虚性病机用攻泄药，实性病机用补益药的结果。其次，是方药决策失度、失位和失偏的结果。失度指药物用量超过了病性的轻重程度，失位指方药的升降浮沉与归经等偏离了上下表里的病位，失偏指方药升降浮沉的作用方向偏离了病势趋向，概括起来就是失去了证候病机互补对应的度，没有做到“治有轻重，适其至所”。
中医药理论形成之后，为活生生的人保驾护航已经数千年，几千年的生命历史，是多维联系、动态变化的气化活动史，不是标本统一、模型规范、实证可重复的历史。生命内在的气化活动，十分复杂、相互影响；外在的环境条件，随机变化、彼此相关，在这样的生命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医药理论，服从自然客观的生命规律，临床医疗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没有自以为是的解剖实验，没有机械僵化的标准规范，“效不更方”或“药随证转”，皆以证候病机为对应。一成不变的诊断标准，墨守成规的治疗规范，医治活生生的人的疾病，弊端是难以避免的。辨证论治没有僵化机械，即有圆机活法的灵活性，又有“方证对应”的原则性，“随证治之”总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依据。“随证治之”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随自然客观的生命气化活动，随个体真实的证候病机，在药物和病机性质的互补对应原则规范之下的“随证治之”。
人是活的，病是变的，运用得当，砒霜可以活命，反之，人参可以要命。实验文化的严谨性在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及其动态变化的疾病之间，存在生命的鸿沟，临床无法跨越，毒副作用难以避免。中医学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无论有毒中药还是无毒中药，临床“随证治之”，当用乌头细辛就用乌头细辛，当用大黄芒硝就用大黄芒硝，当用人参黄芪就用人参黄芪，君臣佐使、相杀相畏，必须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对应，否则山药莲米亦有害。
中医药理论是十分成熟的生命理论，早在理论层面就认清了中药之毒，并解决了化毒为治的问题，实验里再来用小白鼠研究，纯属多此一举。真正的中医绝不能用药理成分取代中药的四气五味，而是在如何将经典理论运用到临床疾病上下功夫，争取在辨证论治的逻辑规范下，不断提高“随证治之”的准确性，做到既病防变，杜绝中药的毒副作用。
中药之毒影响最大的，要算2003年的关木通事件了。事件起因，是有病人因为口苦，三年时间，自己到药店购买服用了数百袋含有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出现了肾功能损害，打官司中医药输了，药厂给予了经济赔偿。病人自己购买龙胆泻肝丸，一服就是三年，姑且不论这样服药是否符合辨证论治，与中医药理论有没有关系，我们就从龙胆泻肝丸用关木通来说，也会发现用实验方法确定中药及其临床运用，在中医行不通。
关木通原本不是中药，数千年中医临床用的是白木通，那么关木通如何混进中药队伍里来的呢？据有关资料，关木通是在东北的日伪时期，通过实验发现成分类似白木通，就作为白木通的替代品进入中医临床，后来，中医也不加区别，堂而皇之让关木通地进入了药典。关木通事件之后，中医没有认真研究其文化根源、临床原因，盲从舆论界奉行的实验文化观点，大肆开展了中药之毒的实验研究，后来还把中药毒性的实验研究文章，放到中医继续教育网站上，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给中医临床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药典作为法规性文件，对中药都作出了计量规定，超过计量就是违法，出了问题医生承担全部责任。在这样的法规下，许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疗效很差，中医在病人中的声誉每况愈下。活生生的人的病情有轻重缓急之别，体质有刚柔勇怯之异，寒热虚实多少微盛，药量遵循药典规定，大小多少对应太差，君臣佐使没有区别，医生没有了法律责任，但临床疗效也没有了。
中药用量的大小，有没有毒副作用，出现什么样的毒副作用，必须建立在中医文化基础上，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依据，以“随证治之”为原则。评价中药之毒，必须在还原中医的临床事实，还原“方证对应”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唯实验文化的马首是瞻，对中医事业有害无益。中医学经过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在活生生的人的医疗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以实验文化为逻辑，形态物质为依据，评判中药之毒，出发点错了，客观基础错了，结论自然也就错了。
——深圳梧桐山国医私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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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用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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