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可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不会再有王世襄
2016/11/15 拾遗
心 / 里 / 有 / 束 / 光 眼 / 里 / 有 / 片 / 海
拾遗物语放鸽，玩狗，斗虫，火绘……
你听过的没听过的民间“雕虫小技”，
他均能玩得有模有样，甚至还一一著书立作。他叫王世襄，被誉为中国第一玩家。时人议之，多有艳羡：玩得多恣意。
不过，书法家启功,
却说他是“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
其作品“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
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学者张中行称之为：
“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何谓名门之后？王世襄就是顶真的名门之后。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
祖父的哥哥王仁堪，为光绪丁丑科状元，
梁启超是他的门生。
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
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
▲王继曾先生抱着一岁的王世襄母亲金氏一族，则是江南有名的大户人家。
母亲金章在英国学习美术，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花鸟画家。
舅舅金城则更有名，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过张大千。以诗书传家，王家一门蔚为大观。不过，“诗书传家”到了王世襄这一代，岌岌可危。
▲四岁时的王世襄(左一)与哥哥1
王世襄有个哥哥王世荣，大他两岁。“他聪明好学，又懂礼貌，亲朋都十分爱他。”可惜，十岁那年，王世荣不幸夭折。“可惜死了一个好的。”亲朋纷纷扼腕叹息。不言自明，余下一子王世襄必然是“坏的”。打小，王世襄就“讨人嫌”，不爱读书，偏爱玩一些不入流的玩意儿。
▲王世襄随父母游览杭州林隐寺前的飞来峰10岁开始养鸽，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就读于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
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不过，幸好有母亲对其天性的保护和宽容。
“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再长大点，王世襄又开始爱上放鹰。
改革开放后，
王世襄特瞧不起满街流行骑摩托车的小年轻。
一见街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的摩托就撇嘴：这比骑马架鹰可土多了。小小年纪，王世襄就在京城博得一个“顽主”称号。
不过凡是所玩，非身体好不能玩，谓之“武玩”。如熬鹰，一般鹰未熬成，人先垮了。虽顽劣，王世襄倒还能照顾到学习。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早年间，父亲就为他在燕大旁买下一座园子，现专辟为他读书所用，号为“王家花园”。可他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
白日里，后头跟着老家人，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夜里，则经常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读了两年，多门功课不及格，差点被开除，于是就转到了国文系。“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王世襄感觉到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
“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
那时，王世襄本有哈佛留学机会。因“怕有辱国体”，竟未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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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数年，有惊无险，1938年，王世襄本科毕业，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鸽子送朋友，狗成了看家狗，所有玩物均束之高阁，开始专心致志，潜心学问。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原来，母亲久病，并在几个月后病故。“深感玩了多少年，实在让父母伤心失望，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金章画作那年他考上研究院国文系，决心做出一番事业。许是为纪念母亲，王世襄上报“中国画论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尽管家学渊源，可一旦动笔，王世襄深感自己“狂妄无知”。其时中国，外忧内患，强敌环伺。社会上纷纷兴起“实业救国”，像这种艺术研究，并非当时“显学”，几无可资借鉴的时人研究，非穷经皓首，坐上几年冷板凳不能成。
▲燕京大学一角可想而知，这极大考验着纨绔惯了的王世襄。再则，当时华北沦陷，时人痛呼“偌大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有条件的人，纷纷南下避祸。可王世襄偏偏玩得起，也坐得住。在王家花园，王世襄心无旁骛，一坐就是2年，完成并答辩通过了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不过，王世襄并不满意。
“不过是罗列前人的言论，
缺少自己的分析与评价。”
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也未去工作。“当时北京是沦陷区，一工作岂不成了汉奸。”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拼
本打算准备利用燕大的图书馆，
继续写完《画论》。
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燕京大学北日寇占领，王世襄无奈只得进城回家。回家后，父亲说做事要善始善终，王世襄又努力干了两年，全稿长达70万言。不过，王世襄并未以之示人。“必须再用几 年时间，修改一次，才能提高。”直到80岁后， 王世襄一目失明，自知已无力重写，才得以影印出版。待到书稿完结，父亲尽管年迈，且身边只此一子，
但还是毅然把王世襄“赶出家门”，使其南下报国。
▲抗战时的重庆朝天门码头3
南下，王世襄实有记挂。年迈老父，自不必说。
在国研院期间，
王世襄已结下一生的良缘——袁荃猷。
小王世襄数岁，袁荃猷是王世襄的小师妹。
因请教王世襄国画，一来二去，
二人情投意合，暗定终身。
不过，这时显然并不是儿女情长之时。一路向西，王世襄紧追国民政府。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成为终身伴侣名门之后，且浪子回头小有成就，毫不费力，王世襄轻松觅得数份工作机会，均是薪水不错且闲暇较多的工作，足以续其年少时的优哉游哉。不过，他却都一一弃之。他的目光瞄上了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今日，历史语言研究也不是一个热门的行当，非但要坐冷板凳，也不容易出成绩。恰如年少时偏爱那些不入流的玩意，“人弃我取”，王世襄委托世交梁思成引荐。“那里集中了多位大学问家，可以求教。”
▲傅斯年当时，研究所的所长是大教育家傅斯年。虽是梁思成引荐，傅斯年依然高冷。“你是哪里毕业的？”“燕京大学。”“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王世襄悻悻然告退。所幸的是，梁思成收留他在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名为助理研究员，实为学徒。
▲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德国建筑学家鲍希曼(从左至右)在这里，同样汇聚着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请教，很快就在文物鉴赏方面登堂入室。所学也很快得为所用。
1945年日本战败，
王世襄被推荐位平津地区追讨文物的代表。
他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追讨回的240件青铜器，几乎件件是绝世珍宝。
▲商饕餮纹大钺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会后，再遇傅斯年。“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
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其后不久，王世襄又被派到日本追讨文物。但美国对日本多有偏袒，设置重重关卡。
王世襄据理力争，
费尽周折追讨回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
踏过一段灰暗，属于王世襄的光明似乎即将到来。
▲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4
1945年，王世襄与袁荃猷结婚。1946年，王世襄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1951年王世襄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当时中国，风起云涌。可这些，并未波及到“向不过问政治”的王世襄。春风得意马蹄疾，王世襄的事业蒸蒸日上。可到了1952年，王世襄的命运急转直下。在1952年开始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曾经引以为豪，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反成为难以洗刷的污点。
在办案人员眼里，作为“接收大员”，
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
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审查进行了一年多，终证明了他的清白无辜。
王世襄在关押期间得了肺病，
可“取保释放”后，故宫却开除了他的公职。
所幸其所学颇杂，又被民族音乐研究所接纳。1954年，故宫想调回王世襄，被拒绝。1956年，王世襄再被划为右派。愤懑么？肯定是有的。不过王世襄并未滋滋与此。好吧，既然你们不要我，那我自己玩。
既然离开了故宫，且划为右派，注定王世襄被主流文物界排斥在外。尽管不舍，但王世襄却一个轻快地转身，投身于当时偏门的文物研究。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后面有个大架子，不时带回一些破烂古旧的家具。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被当成破烂,很便宜。买回来后,王世襄执弟子之礼请人来修，并一一做记录。
事实证明，这些当时的破烂，在日后千金难得。
“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
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
古家具专家、王世襄弟子田家青说。不过，在当时，这些家具带给他的只有苦恼。收入本就菲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家具越聚越多，
很快王世襄就被挤到了一间漏雨的小屋。
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就睡在里面,为此，邻居黄苗子曾写有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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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这种日子也成了奢望。1966年，浩劫开始。
王世襄也嗅到了危险，
不过他担心的倒并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自己苦心收藏保存下来的那些明代家具。按照当时的“规矩”，被不懂行的抄走后，这种四旧，往往被被一把火付之一炬。怎么办？
王世襄计上心来，与其被动抄家，
不如主动要求抄家。
于是，他向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1966年9月2日，文博所工作人员来“抄走”了大批文物和财物。正是此次“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不过，噩运并未远离他。1969年，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南方潮湿，不利于他尚未痊愈的肺病，
且相隔千里，妻子不免担心王世襄。
浩劫初始，王世襄好友、诗人陈梦家就因不堪受辱而自尽。不久后，王世襄的一封邮包让妻子打消了担心。邮包里是王世襄亲手制作的一把小小的扫帚。
并有附信谓曰：
“用灶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她自然明白王世襄的心意——尽管被弃之如敝帚，但当自珍。
1970年春的那场暴雨，
给下放干部们的油菜地带来一场灾难。
王世襄看到一株油菜已经大半截根都露在地面，茎也折断一部分，但黄色的油菜花依然开得绚烂，而且顶部还开始结籽了。王世襄把油菜不屈的生命力称为“菜花精神”。还赋诗一首：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两年后黄苗子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
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
“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黄苗子儿子黄大刚说。
6
自回到北京，王世襄就开始追讨被抄走的文物。1976年，王世襄用毛笔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
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
自当捐献国家……”
陆陆续续，旧日收藏的文物回到王世襄手中。
重新得到这些文物，
带给王世襄的不是满足感，而是紧迫感。
当时，他尚未为世人所知，但在文博圈，却已是名气斐然。于是不少圈内人前来讨教。可他在大院儿外贴上一张毛笔书写的告示：“工作繁忙，恕不见客，请见谅。”真有人“熟视无睹”，来敲门，他往往只半开门，探出头来说一句“我很忙，没时间”，
就把门关上了。
每天早上4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亮灯。到了晚7时，他才会利用看“新闻联播”的时间休息一下，但也没闲着，一边看电视，一边听广播，而且是一只耳朵听BBC英语新闻，另一只耳朵听体育节目，同时还能与人聊天。原因无他，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
依托自己收藏的文物和往日下的功夫，
王世襄的著作开始如泉涌一般喷发。
《髹饰录解说》1983年出版，是对我国现存唯一的漆工古籍《髹饰录》的注释、讲解。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及随后出版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举填补了国内关于明代家具研究的空白。…………
▲明式家具英文版明眼人也都可以看出，王世襄苦心研究的这些学术著作，
似乎并不合时宜。
一看名字，就知道艰涩难懂。
可王世襄写书的原则是：
如果书看着特别难，那是吓唬人，有本事应该让人看着不难。事实上，王世襄的这些书很快风靡全国。有一年马未都陪王世襄去山西闲逛。在一个农民家中，马未都拽了一下王先生的衣角，示意王先生看炕头上那本被农民翻得脏兮兮的大书——《明式家具珍赏》。
“您那本书是全村最贵的书。”
出门后，马未都笑言。
而何以王世襄能写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原因无他，他是一个真玩家：要玩就要玩透。“如虎添翼，念书人如果真的再会动手实践，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长了翅膀。”王世襄曾说。“他找师傅请教家具的卯榫结构，让人家帮忙拆开、解析，为了写书还让工匠做了很多卯榫，他画图，总结成理论，在书中与大家见面。”文物出版社摄影师孙之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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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王世襄已成著名文物专家，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炙手可热的名人。有人曾问田家青：王世襄先生眼力那么高,那么他在平日生活中使用的器物,是不是也那么考究?“王先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他平时用的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王先生的衣着也特别简单。
王世襄经常参加活动或会见海外来的收藏家，凡是去五星级酒店,常会被门童拦住,起码得询问几句,“审审”。不过很快，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们就都知道了他。不是因为他的收藏，而是因为他的厨艺。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北京举办过一次全国一级厨师大赛，特邀了三个评判员，其中就有王世襄。
▲王世襄买菜的篮子
相比评菜，王世襄更爱自己做菜，最爱买菜。
不管多忙，他都要自己去买菜，且总能挑到既便宜又正宗的菜。“王世襄先生做饭，是用最普通最便宜的原料做大众餐，关键在绝招。”田家青说。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在香港的几个朋友，经常从香港打飞机到北京，单就为吃一碗他做的炸酱面。犹如返璞归真，当年骑马架鹰的少年顽主，成为一名安贫乐道的胡同大爷。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已名满天下的王世襄还和妻子住在胡同老宅里。
王世襄可以安贫乐道，但他的藏品却让他日日忧心。到80年代，曾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立时挤得满满当当，大小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叠摞起来。
尤以冬日最为忧心，
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找一个妥当的归宿。想要捐给北京的博物馆，但那时都没有家具馆，均无法接收。
1992年，上海博物馆修了新馆，
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
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
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久与现实缠斗，疲累之下，觉得这不失为所藏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至于他自己，所求是一个不被打扰的安身处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他只有一个条件：庄贵仑必须一件不留全捐给上海博物馆，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
1993年2月，在上博馆长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至于价格，不过100万美元，“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要知道现在，各大拍卖行纷纷开设明式家具专场，一不留神，就创天价。
“紫檀大椅一共四把，
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我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
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
便是圆满的结束。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王世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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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付家中所藏最珍贵的文物，王世襄也暗藏“私心”。到1989年，王世襄已出完《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
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
修改画论或著述北京民间玩好。画论即当年搁置下的70万字《中国画论研究》。但启功先生的一句话让他重拾儿时玩好。“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也许这就是人生，注定让王世襄与儿时的玩好来一次久别重逢。
于是王世襄暂弃画论，
专心对民间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释工作。
而让自己珍贵所藏有了归宿后，王世襄更是没有了后顾之忧。《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代鸽谱》、《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著述，都是之后十几年里写成的。
这时，人们蓦然发现，王世襄竟然这么会玩。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会讲英语。
“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接着话锋一转：“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2000年，王世襄86岁，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集结为《锦灰堆》出版。
▲“锦灰”，即别人不重视、但又是美的东西书中，有袁荃猷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
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这套奇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2003年秋天，袁荃猷因病故去，王世襄的精神便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
这年11月，通过拍卖行，
王世襄散尽自己多年珍藏，
包括相伴夫妇二人55年，
那把最珍贵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
“我年纪大了，要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弗利苏王子手中，接过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克劳斯亲王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10名获奖者，其中最高荣誉奖1名，奖励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卓著者。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
他的创造性研究向世界证实：
如果没有王世襄，
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与世长辞。“21世纪的中国还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世人慨叹。今人议王世襄，往往由其玩而谈。津津乐道于其如何会玩。
可恰如本雅明说：新时代的富人们只学到了旧贵族的缺点，却对他们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闻。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王世襄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
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这种态度和标准的表象是玩乐，里子却是一种不冤不乐。“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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