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现在难出大师?答案就在这老课本里
2018/2/7 拾遗

    

    


     心 里 有 束 光 · 眼 里 有 片 海

     拾遗

     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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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教材大变革之际,

     我想起了一则新闻报道。

     2005年,温家宝去看望两弹元勋钱学森。

     在听完温家宝关于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后,

     钱学森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然后,钱老发问:为什么现在的学校难以培养杰出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其实,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也许就藏在民国老课本里。

     1958年,邓康延出身于西安。其父母是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一出生,邓康延就赶上了大跃进,接着又遇上可怕的三年大饥荒。后来,他外婆回忆说:“食堂领了两碗稀粥,小外孙呼噜噜喝完一碗,又把外婆的一碗喝了。”

    

     好不容易上学了,又碰上文革。满街都是批斗游行、大字报和传单。“正读‘石木水火’的课本被急停,老师要求大家抄写最高指示。还没来得及学‘日月星辰’,美好的小学生活就突然变味了。”也许,正是经历了可怕的岁月,邓康延后来特别喜欢钻研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没有未来,历史蕴含着经验和教训,如同镜子。”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邓康延考上了西安矿业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煤科院西安分院,“当了十年的地质工程师。”但邓康延并不太喜欢地质工作,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他,一直梦想“找个码字的工作”。1992年,他终于憋不住了,破釜沉舟放弃编制,奔赴深圳,开始了15年的“文艺中年之旅”。先是到《深圳青年》做了编辑,然后是策划总监、编辑部主任,最后又去《凤凰周刊》做了主编。

    

     2006年,在《凤凰周刊》任主编的老邓,接待了一拨热爱田野调查的朋友,席间听到中国远征军的壮烈故事后,老邓悲从中来,拍桌长叹:“对于逝去的历史,最好的纪录是影像,我以后一定要拍个纪录片,还原真相,还远征军尊严。”不久,一家公司找到邓康延,想把远征军故事拍成电视剧,老邓回答:“这个题材,我只拍纪录片。”没想到,这家公司竟然答应了。

    

     2007年,老邓去了云南。为了拍摄好《远征军》,除了寻找活着的老兵外,他还四处搜寻当年的书籍报刊。在一个旧货市场淘书时,他发现了几册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看见编校者竟是蔡元培、叶圣陶等大家,老邓一好奇,就买了下来。回到招待所,翻开老课本一读,老邓立马震撼得五体投地。“那天下午,我坐在椅子上,竟然没有起过身。”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寥寥数语,全是白描,只是把针头线脑的字,集中起来给孩子认识,但慈母手中线的唐诗意境,却翩然跃于纸上。“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他看着花。”最后一句,突然一转,那只羊就变成了哲学家,生活的审美和情趣一下流淌出来。“开学了,我们选举级长,谁得的票最多,谁就当选。”谁得的票多,谁就当选。不是因为老师指定,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这就是1920年代的公民教育。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瓶中有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

     力透纸背的温润、儒雅、笃定,让老邓读得全身血液澎湃起来:

     “感触最深的有三点:一是教材内容极为丰富:讲伦理、塑审美、育习惯,既注私德教育,也重公德培养。二是教材编撰理念十分先进:无虚伪说教,无空洞口号,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三是文字之美远胜今天。文字清新质朴,却极具意象之美,让人感受到母语久违的自然和张力。”老邓,一下就爱上了民国老课本。

    

     从此,老邓便开始搜集民国老课本。北京潘家园、西安朱雀路,深圳新秀村、广州珠海中路,纽约的唐人街、巴黎的旧书市场,都成了他流连淘书的宝地。为了搜集民国老课本,他甚至专门去过几次台湾,“结果大失所望,所见既少且糙。后来才明白:国民党溃退台湾时,细软都不及带,更何况课本。”不过几年下来,老邓还是收获颇丰,“一共收集了千余册民国老课本。”

    

     老邓一边收藏,一边研究。发现民国年间,纵是兵荒马乱,但其小学课本,却那么从容淡定,“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接着,辛亥革命结束帝制,于是,新式学堂如春笋破土而出,蔡元培、张元济、陶行知、沈颐、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一流大学者、教育家、艺术家、出版家,怀抱为民族未来谋福祉的愿景,“开始专心致志编撰小学课本。”

    

     为了让课本既有工具性,又兼具人文性、文学性,既承袭传统文化的风骨,又带有面向世界的开明,大学者们可谓绞尽了脑汁。“共同讨论,反复修改,常为一字,费事恒至一二日。”邓康延看过一则民国资料:大学者们在编撰一课时,为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用“去去去,去上学”而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应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去字太俚”,不庄重,争执两天,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还是“来来来,来上学”。每本书,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崇尚天道伦常自然,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爱、礼仪、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中。”那一代大知识分子,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和情怀,编撰融入进一张张书页里。

    

     研究这些民国老课本后,老邓开始给报刊撰写一些阅读体会,没想到这一写,竟然炸锅了。《读者》《读库》等报刊纷纷开辟专栏,让老邓为其撰写“老课本之新阅读”。写着写着,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民国老课本,我为何不精挑细选汇编成书呢,让大家躺进原汁原味的故纸堆里,好好做一回“民国的孩子”。

    

     说干就干。这一页书的字缺了几个,“那我就从别处挖过来。”这一页书的图比较模糊,“那我就使用电脑来修复。”…………花了大半年时间,老邓杂取各种老课本之精华,然后汇编成了一本书。民国老课本虽然文字优美,但如今语境毕竟不同于当年,“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决定为原文配上精短诠释。”

    

     课文《职业》一课,原文是:“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老邓在原文后诠释数语:“一十八字,道出生命的庄重。进化的自然选择,适己而利人,善哉。不可无职业,也不可职业乱窜。犬捕鼠,多管闲事;猫看门,形同虚设。世上职业千万,有需要就有职业;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喜爱又能谋生。”

    

     课文《荷》一课,原文是:“池中种荷,夏日开花,或红或白。荷梗直立,荷叶形圆。茎横泥中,其名曰藕。藕有节,中有孔,断之有丝。”老邓在原文后诠释数语:“华夏之荷,非我华族难晓其味,断之有丝,断之有思。”为“断之有丝”续一句“断之有思”,便从植物升华到民族精神,境界一下开阔起来。老邓就这样用“点睛之笔”,以新时代之精神解读老课本之灵魂。

    

    

     《老课本 新阅读》一书出版后,陈丹青看了,感叹:“民国课本好善良啊!”席慕蓉看了,震惊,写了一篇《民国初年的奇书》。张晓风看了,买了20本,专门送给文化界的朋友。“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鸥,一直在研究教科书演进史,看了《老课本 新阅读》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在这里。

    

     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五六十年代的语文课本

    

     1970年代的语文课本

     《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曾多次声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

     “小学语文教育,从教育理念开始,就大错特错了。教材里的课文很多都极其糟糕,充满了赤裸裸的说教和假大空的情感……”2009年,以网络为平台探讨教育问题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份20万字的研究报告,历数小学语文教材的“四大缺失”:事实的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而这些缺失的东西,都藏在民国老课本里。“翻看民国老课本,就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向我们娓娓道出教育的内核。”

    

     1980年代的语文课本

    

     1990年代的语文课本

    

     2000年代的语文课本

     其实在民国,不光是语文教材,就是算术、音乐、美术、农业等课本,也都充满了信念、常识和情怀。民国时期学者编撰教科书的态度,犹如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充满了童心、慈悲心和父母心。哪怕是一本地理教材,也编得让人拍案叫绝。

    

    

     如何向孩子阐释地球是圆的?民国地理老课本是这样教的——“王生不明地球的形状,他哥哥对他道:地圆像皮球,所以我们叫他地球。试立在海岸,远望来船,必先见桅杆,后见船身,这便是地圆的实证。”再辅以配图佐证:“在岸上望海船,见甲船全身时,乙船只见桅杆,丙船则全不见,可证地为圆形。”通俗易懂,明白晓畅。

    

     山东,如跪倒的骆驼

    

     陕西,如风中舞着的美女

     各省形状的比喻,也让人绝倒。“南同江苏分界,西南与河南比邻,北沿渤海,东为半岛:山东省是也。山东地势中部多山,最著名的是泰山;北部有黄河入海口,物产不多,只有煤矿最著名。”“陕西省,古称关中,在山西河南的西面,地势都是山川,农产很多,煤矿要算是中国最丰富的地方了。”这样的地理,是不是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

    

    

     无论走到哪里,邓康延包里,都带着那本1933年出版的《模范公民》第八册。这本书,是他在广州集邮市场寻得的,虽然只花了5块钱,但老邓却当作宝贝。“从邂逅起就一直置于我随身的手袋。它身轻不过二三两,但里面蕴藏着深厚的公民意识和令人敬仰的道德风范。”

    

    

     《模范公民》第八册第一条,不是宏大的爱国、主义或理想,而是“要留心研究新事物”,“这些模范事体,可亲可敬、易施行、不过时。”老邓特别喜欢,于是费尽心力,终于找全了《模范公民》八册书。找全一看,老邓更是震撼不已。从卫生、游息、修身、伦理等等方面,图文并茂地教习孩子怎么做人处世。“邂逅1933年的中国公民,与之对比,我深感惭愧。”如今,民国范一词甚是流行,可民国人为什么都那样有范?在《模范公民》中可以找到答案。“大国民的生长,靠的就是小时候、小本子、小事情。”

    

     傅国涌先生说过一段话:“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源头的石头改变了河流的方向,这或许就是民国一代出大师的一大原因吧!研究越深入,老邓越觉得有责任。

     “我应该好好挖掘整理这些老课本,

     因为里面蕴藏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很值得现在的教师和家长学习。”于是,老邓又开始埋头整理《有声有色有山河——民国音乐美术老课本赏析》等书籍。

    

     老课本里有一课叫《天初晚》书中有一幅插图非常有意思:一个小孩打开窗户眺望远方,天边一轮月亮透过薄云升了起来。此番情景,不禁让人想起:2007年,温家宝在同济大学演讲时,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老邓挖掘整理这些民国老课本,就是希望我们能从这些故纸堆里学会仰望天空。

    

     一位西方教育家说:“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民国老课本就做到了这一点。“你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学到笑、学到怎样走路,可一打开这些课本,你发现你有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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