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曹操的一生功过
2018/10/16 19:30:00杨奎 学习时报

    

     官渡之战前夕,面对袁绍的主动进攻,曹操面临极为严峻的战争形势。遥想袁绍当年,“有威容器观”“为人宽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不但地广兵强,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声望,而且在百姓的心中是非常有德政的一方诸侯。当此之际,郭嘉为曹操献上著名的“十胜十败论”,从激励曹操必胜的角度出发,也暗含对曹操的劝勉,提出了十个方面应当实现的战略安排。“十胜十败论”不但可用于判定袁、曹的官渡对决,也可用于评判曹操的一生功过。

    

    


     曹操画像(图片源于网络)

     道胜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繁礼多仪即讲排场、架子大,程序多、内容少,修饰多、务实少,虚伪多、诚恳少。人情莫不喜自然而厌繁缛,繁缛的礼仪不惟增加运行成本、降低办事效率,也疏远上下级关系。郭嘉投奔曹操前,曾在袁绍帐下呆过数月,虽然袁绍对他格外礼遇,但他还是毅然离去。袁绍喜欢繁文缛节,有一次回汝南老家,有很隆重的车队,阵势非凡,快到郡界时,他因怕受到同乡名士许劭的批评,就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就把其他车辆打发走,自己装模作样、轻车简从地回了家。曹操则不然,他胸怀大志,乐观包容,坚韧不拔,藐视一切困难,具有吞吐天下的英雄气概,完全不屑于繁缛的礼仪。许攸投奔曹操时,他已经休息了,但他跣出迎之。他“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他五十四次大笑的场景,许多都是在非常庄重或者生死攸关的场合,这虽然算不得正史,但也十分形象地刻画了他的性格。

     义胜

     “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以逆动”即袁绍不从民意,不拥戴汉天子,以一个反对汉天子权威的军阀面目出现。“奉顺”即曹操顺应民意,拥戴汉天子,以汉室的权威治理天下。东汉末年,汉室虽已倾危,但在百姓心中依然是正统,刘备的民望一直很高,与他打的兴复汉室的旗帜也有关系。毛玠、荀彧都看出若要取得胜利,需要顺应民意,“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这条建议立即为曹操采纳并立即实施。在曹操行动之前,沮授也洞察此理,力劝袁绍早行“挟天子而令诸侯”,否则将被其他人抢得先机,结果袁绍不纳。当此之时,曹操因“奉顺”而以义胜,只此一点就在诸侯之中取得了道义制高点。但是,曹操在后期加封国公、受九锡,并未得到民意的普遍拥护,连他的首席谋士荀彧都表示反对。荀彧认为曹操应该怀忠贞之诚、爱人以德来匡扶汉室,结果被曹操逼死,荀彧的六子荀顗后来成为司马氏篡魏的得力干将。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后,对天下人说“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明白告知天下人谁有实力谁就可以不顾大义篡位为帝。这句不讲政治的蠢话,动摇了曹魏政权的政治基础,后来曹魏政权被司马氏“以其之道还施彼身”。当初郭嘉判定的义举,曹操不再坚持,失去了义,则人心背离。

     治胜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上下知制”。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纲纪大坏,法令不行。当此之时,袁绍的治下法令宽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曹操则施行申不害、商鞅的法治思想,强调“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面对散乱的政治秩序,审时度势,以猛纠宽,制定并实施严格的法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曹魏政权基本实现了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打击豪强、杜绝朋党,形成了清明的局面。曹操出任济南相时,发现青州各郡修了许多刘邦孙子刘章的祠堂,仅济南就有六百余座,祭祀活动大行,社会风气日益奢靡,百姓却越来越穷。曹操对此重拳出击,将这些祠堂全部拆毁,不许官民拜鬼拜神,让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济南一时“政教大行,一郡清平”。曹洪有一个宾客在许昌违法乱纪,被许昌令满宠逮捕,曹洪向满宠写信求情无果,于是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召见满宠,满宠预料曹操可能会释放这个宾客,于是提前执法,将那个宾客诛杀。曹操得知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负责任的官员就应该这样办!”

     度胜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袁绍虽然军力雄厚,手下有一流谋臣沮授、田丰和当世名将颜良、文丑、张郃,但是,他内心却怀疑这些部下,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亲戚子弟,在他那里,贤良者得不到信任重用,不贤良者也没有被分辨匡正。荀彧说袁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郭嘉也说他“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袁、曹二人起兵之初,曾有一段高下立判的对话,袁绍问曹操:“若事不济,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袁绍,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的用人之明有目共睹,他三次发出《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强调贤才的重点是才干,“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官渡之战胜利后,他将部下与袁绍的秘密通信全部焚毁,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包容度量。但是,曹操对人才的把握也出了很大的偏差,他以己之短忌人之长,“诸将有计画胜己者,随以法诛之”“轻害士人,天下非之”,诛杀的良臣良将良才为数不少,如崔琰、高顺、孔融、华佗,许多英雄离他而去,成为了他的对立面。

     谋胜

     “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官渡之战的战史也是袁绍的拒谏史,他手下谋士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建议都被他逐项否决。曹操面对问题,能听得进部下的不同意见,据此改变自己原先的主张,而不顾及自己的颜面。他具有优秀决策者从善如流、“唯道理是从”的忘我胸怀,能够在不同决策方案中作出选择,不会让下面的人迎合他的意图,也不会因智谋不从己出而不予采纳。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归来后,召见之前反对进军的人,这些人都非常害怕,担心要受到处罚,不料曹操却重重赏赐了他们。曹操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但是,曹操在后期的几个重大决策却未能做到“谋胜”。刘备刚入川时,司马懿和刘晔都提出应当立即南下,趁蜀中人心未附,可以传檄而定,而如果现在不取,等刘备站稳脚跟则后悔无及。但是,曹操却作出了和光武帝刘秀截然相反的决策,“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曹操有雄霸之心,在此关头却失去了一往无前的进取心。赤壁大战前夕,贾诩提出不应南下,而应当安抚百姓,等待时机,结果曹操骄傲自满、过于轻敌,没有听从贾诩的建议。曹操在此战略决策上的一招不慎,导致了三国鼎立60年的局面。

    

     戴敦邦绘横槊赋诗

     德胜

     “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名誉如同泡沫,在泛滥的瞬间澎湃不止,可是一旦奔涌而出,就立刻会被打回原形。袁绍喜欢沽名钓誉,喜欢别人奉承他,他手下多是高谈阔论、言过其实又做不成实事的人。曹操能够以诚待人,不务虚、只务实,许多忠正、有远见、有真才实学的人愿意为他所用,麾下的文臣武将也能竭尽其忠、用尽其力。但是,曹操是乱世之奸雄,并不是读书人理想中的英雄,性格中有非常残忍、暴虐、奸诈、忌刻的一面。曹操到徐州后,“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将袁绍的降众全部坑杀。陈宫原来是曹操的部下,张邈原来是曹操的至交,这二人最后都背叛了曹操,这和曹操的为人也有很大关系。钟惺说他“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

     仁胜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袁绍每次见到穷人,就会忧形于色,也有体恤之心,能行些小恩小惠,但对于他看不见的穷人是考虑不到的。曹操则不然,有些小事可能想不到,但对于大事,考虑极其周详,能够连通四海,给天下的恩惠会超出他们的预期。关中土地原本肥沃,但因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而土地荒芜。战乱停止后,许多百姓都回来了,但是却无产无业,无法谋生。为此,曹操实行食盐官卖制度,将卖盐收益用于购买耕牛农具,提供给那些流民,于是百姓日夜归乡,关中立刻恢复稳定。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实行屯田制,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招募流亡百姓屯田;下令军队屯田,屯田第一年就得到谷一百万斛;还兴修水利,恢复农业,发展教育,提倡节俭,为北方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明胜

     “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袁绍的许多部下没有公心,不为袁绍能图定大业,而是为自己争权夺利,彼此拉帮结派、相互倾轧,对上又各进谗言,惑乱袁绍。郭图因为自己的智谋不如张郃高明就向袁绍进谗言,逼得张郃投降曹操;逢纪嫉恨田丰的亮直就向袁绍进谗言,致使田丰被杀;审配收治许攸家人,致使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则不许部下结党,能够以公道率下,下级也能够团结一心。淯水之败后,三军大乱,只有于禁所部完师而退,并在路上阻止劫掠百姓的兄弟部队。有人向曹操进于禁的谗言,诬告于禁谋反,曹操听完于禁解释后,不但没有受到谗言的影响,还高度肯定了于禁的做法,夸奖他是“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曹操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但是,曹操在对待下属的关系上,杀死功臣许攸,逼死重臣荀彧,赐死名臣崔琰,牵连直臣毛玠,令手下的谋臣不自安,也没有完全做到“明胜”。

     文胜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袁绍理不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经常作出错误的选择。曹操则能区分正确和错误的微妙界限,对于正确的,能够以“礼”来推行,对于错误的,能够以法来纠正,能做到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他力倡务实俭朴之风,天下士人无不自我勉励,车马服饰不敢逾制,官吏自治于朝堂,风俗下移于万民。曹操规定自己的亲属都不得违反律令,即使对他的儿子曹彰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在适用法律时,还能充分考虑法律的宽严尺度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变动关系。当时的法律规定,士兵逃亡的,要杀他的妻与子。针对士兵逃亡的现象,曹操本打算加大处罚力度,将连坐对象扩大到逃亡士兵的父母和兄弟,但当他认识到如果逃亡士兵的妻与子被诛杀,将断绝士兵回归的念头,而如果再加重处罚,将发生更多士兵逃亡的现象,于是非但没有加重处罚,反而废止了诛杀逃亡士兵妻与子的规定,使逃亡士兵的家属得以幸存。

     武胜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知用兵之要。而曹操最突出的才能当属军事,孙权评价他“御将自古少有”,诸葛亮评价他“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他有武将之能,“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钻研兵法,有精深理论造诣,曾经自著兵书十余万言;选拔将领不拘一格,于禁、乐进出身于行伍之间,张辽、徐晃出身于亡虏之中;知人善任,能根据将领的不同特点用其所长;善于激励将士,毫不吝惜对部下的赞美,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治军严厉,以身作则,即使自己的战马践踏麦田,他也要割发代首;作为杰出的战术指挥者,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用兵如神的范例。他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以慷慨沉郁的诗风,抒发雄浑壮烈的悠悠情怀,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叹息。

    

     图片源于网络

     当然,郭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十胜十败论”褒曹贬袁的色彩十分突出,褒贬之间也有很强的主观性。尽管如此,“十胜十败论”仍然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战略思想,准确预判了官渡之战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郭嘉是三国历史上智慧的佼佼者,他的思想是值得战略家和军事家认真研究的。”曹操因“十胜”而崛起于群雄并起之际,又因偏离“十胜”而没能实现“天下归心”的抱负,李世民评价他“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可谓至公至允。千载以降,他被公认是奸雄,而是否当得起文武茂异的英雄则存在争议。曹操为打下大魏江山亲历戎马27年,曹魏政权时间却很短,仅有45年。郭嘉早逝,没有看到他的亲密战友荀彧的命运,假使郭嘉活到了那一天,他会作何感想呢?

    

     文章原标题为《用郭嘉“十胜十败论”审视曹操一生功过(上)(下)》,分别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10月8日第7版、《学习时报》2018年10月15日第7版

     本期编辑:董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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