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书灯|钱钟书的博与淡
2018/11/28 21:00:00李秀潭 学习时报

    

     伴读音乐《夜 明》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

     愿您下雨有伞,愿您天黑有灯。

     彼岸未达,斯人已逝。未逝的是其学养和精神。

     本文字数:303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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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巨匠。他身兼学者、作家两重身份,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作为学术大师的广博和睿智,其为人为学,如奇峰瀚海,被文化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出生于美丽的无锡。钱氏家庭推源极古,可溯及五代吴越王钱镠。传说钱镠指挥大军发箭射潮,修筑海塘,造福百姓。所谓“钱塘江”即得名于此。

     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是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母亲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之妹。钱钟书父亲为他取名“钟书”,源于他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这正是他一生钟情于书的恰切写照。

     钱钟书学贯中西的学术成就,与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其基础来源由学校教育、家学和自学三方面组成。他接受的学校教育以西学为主。

     钱钟书少年时期就读的主要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极为严格的教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文基础。家学以国学为主,钱钟书由此扎稳了极为坚实的古文根底。钱钟书以后恢宏的知识结构,由此奠定。

     1929年,钱钟书中学毕业,考进清华大学外文系。20世纪中国现代大学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居领先地位。

     当时北大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较浓,清华则更接近于西洋文化。而清华早期的师资,很多来自北大。校长罗家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陈寅恪、吴宓等,皆一时之选。这极其优越的文化环境,对钱钟书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形成大有禆益。

     钱钟书自觉地进行着中西文两路的进修,奋发不已,锋芒初露,被同学誉为清华“三才子”之首(其余二位是考古大家夏鼐和历史学家吴晗)。

     1935年秋,钱钟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与夫人杨绛一同赴英牛津大学留学。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严谨的学风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极大地提升了钱钟书的知识修养和外语水平。

     1937年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又和杨绛一起至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法国文学。巴黎大学是欧洲最早的教育中心,钱钟书由牛津到巴黎,感受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不同学风,更深入地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和文学,也给他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机会。对他后来发挥所学,对欧洲各种文化和文学兼容并蓄及融会贯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清华大学函聘钱钟书为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他和杨绛携女儿学成回国,结束了求学,开始了人生新阶段。

    

    

     回国前期,从1939年至1949年,钱钟书由青年而中年。最早的作品是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其次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而真正的代表作有两部:一是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一是理论著作《谈艺录》(1948年)。两部著作奠定了他毕生写作的基础。

     1949年至1976年,钱钟书由中年渐转老年,发表的著作不多,仅在50年代完成一本《宋诗选注》(1958年)及60年代的若干篇论文,这一阶段主要以学术积累为主。经过长时期的酝酿,钱钟书终于完成从《谈艺录》到《管锥篇》的飞跃。1978年《管锥篇》初辑整理完成。

     改革开放新时期肇始,钱钟书的研究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1979年《管锥篇》一至四册的出版。

     《管锥篇》书名取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自谦小见之意。全书由781则札记组成,分10卷。用典雅的文言文分别评论《周易》《毛诗》《左传》《史记》等10部中国古典要籍。内容涵盖哲学、宗教、历史、训诂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悲剧心理学、比较文化学、比较诗学等。这部书横贯经、史、子、集四部,气魄宏大,内容浩瀚,文采斐然。

     征引典籍涵盖古今中外,涉及作者达4000多人,其中西方学者和作家达千人以上,包含中、英、法、德、意、拉丁语各种文字的典籍近万种。

     在这部晚年集大成的文化巨著中,钱钟书以独立思考、深广忧愤的学术良心,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注释了人生。

     代表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总体认识,是一部凝聚社会人生智慧的思想宝库,是中华文明殿堂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座高峰。

    

    

     钱钟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师。

     1990年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钱钟书这三个字更如日中天,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

     面对鲜花和掌声,钱钟书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与理智。他是个对人生看得最透彻的人。“福过灾生,誉过谤至。”对他来说,名与利皆等之浮云。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在载沉载浮的年代,他历尽春秋,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淡漠毁誉,宠辱不惊。他没有“大师”的气势和派头,有的只是甘饴寂寞、澹泊自守的学人品格及精神。

     钱钟书是个“钟情于书”的大学者。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那样的“照相机式”过目不忘的天赋。但他的博学,更主要靠他的用功与勤奋。钱钟书这个名字,首先就意味着读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向。孜孜兀兀,努力以赴。

     工作后他惜时如金,杜门寂处,足不出户,笔耕不辍,潜心读书研究,不爱应酬,不好拜客访友。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

     钱钟书电话告诉想拜见他的一位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学术是寂寞的事业。他对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学会活动,深为不满。请帖征文,概置不理。坚守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

    

    

     随着钱钟书著作影响的扩大,在欧美、日本、港台和国内,“钱学”方兴未艾。

     中国士风,“好事者”多。有的创办《钱钟书研究》刊物,有的大学招收《管锥篇》研究生,有的成立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博士班,有的称誉他为“文化昆仑”。

     对此,他极力反对。他向作家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他在给首创“钱学”的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的信中写道:“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在钱钟书眼中,一切“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问都是“俗学”。钱钟书为人令人钦佩之处,就是绝不“攀龙附凤”,绝不“群趋若鹜”,绝不“随人俯仰”,绝不“巧宦曲学”,绝不“媚世苟合”。“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熔为一片”。钱钟书先生人格的魅力,文章的魅力,无不与他整个性情相关。

     近年来,有关钱钟书先生不图钱财的佳话为世人津津乐道。在他回答电视剧《围城》片酬问题时说过一段话:“我都姓了一辈子的钱,难道还迷信钱吗?”对待钱,他在巨著《管锥篇》中作过精辟分析。他通过晋代《钱神论》等古籍考证指出:古人名钱曰刀。“钱”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杀人之物也。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亦以示凶害也。“利”旁有“刀”,言人治下率多得钱财者,必有刀剑之祸也。执两戈以求贝,谓之“贱”;执十戈以求贝,则谓之“贼”而已。因此,钱先生一生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历来处以淡泊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拒绝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高薪聘请,举家北上,重返清华大学任教。作为大师名人,他卧室并列两张单人铁床,其余都是箱子、柜子等半旧的老式家具,没有一件现代化的装备。

     从这种生活小处可见钱先生之大气节,亦见先生之真性情真人格。生活对于他来说,朴素的就像他终生坚守的真理那样。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当时钱钟书尚有宏大写作计划。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98年钱钟书仙逝,在20余年中,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篇》为新撰之书外,其他多为旧籍新刊重印。新撰文章多为讲演稿、序跋、纠谬等应景之文,再也未能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这不能不是钱先生晚年的一件憾事。

     彼岸未达,斯人已逝。

     未逝的是其学养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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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18年08月24日

     第A4版:学习文苑

     本期编辑:王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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