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传播角度看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
2014/10/25 千人智库
文/蒋劲松
主粮转基因风险争议之所以陷入僵局，长期处于低水平彼此恶斗状态，原因很多，从科学传播的角度上说，关键在于对这一争议的性质以及科学传播本身缺乏正确认识。
科技vs.伦理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是纯属科学技术的专业问题还是攸关公众健康、公众信任的伦理问题？争议的解决是只能依靠转基因专家，还是需要依靠多学科专家与公众的广泛讨论？这是相关科学传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因为主粮转基因的风险涉及到人体医学、环境生态问题，主粮转基因的必要性涉及到农业等学科，所以相关学科的专家的观点必须得到重视，主粮转基因的科学讨论不能仅由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专家垄断。
由于主粮转基因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利益，相关技术专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因此他们的意见必须要受到审视，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尤其是那些个人利益以及集体利益涉入较深的专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在转基因重大决策问题上，他们应该自觉回避，有关方面应该制定和严格执行利益相关人士的决策回避制度。
主粮转基因的问题涉及到公共安全、生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单纯学术的问题，与公众利益相关，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尊重民众意愿的角度，保障民众的知情同意权，社会公众的意见必须认真听取。因此，仅仅就具体技术细节进行科学传播，一味听信相关转基因专家的背书，而缺乏多学科的全面反思，缺乏对于转基因产业链的利益分析，是无法让公众消除怀疑的。
“无罪推定”vs.“有罪推定”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应采用“无罪推定”原则还是“有罪推定”原则？在事关人类世代健康和安全的问题上，决策的原则究竟是发展优先，还是安全优先？
传统科学技术的认识模式，目的是追求发现科学真理。为了严格起见，通常采用证明制，也即是说，只有证明了存在某种机制、现象、规律，人们才可以相信这种机制、现象、规律的存在。人们宁愿慢一点接受新知识，也要保证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在这种逻辑中，假如明明存在某种机制、现象、规律，科学家却没有及时发现，是不受惩罚的。如果明明没有某种机制、现象、规律，科学家却主张有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科学家基本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在科学发现的问题上，在速度和稳妥之间，科学家们明智地选择了稳妥。
而一旦将此逻辑机械地应用于高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确定的问题上，保守主义的态度就变成了大胆冒险的态度了。因为，现在流行的做法是实行无风险推定，举证责任在主张风险的一方。按此逻辑，明明有风险却没有发现，科学家是不受批评和惩罚的。如果没有风险，科学家却主张有风险，其科学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这种逻辑下，对于科学家本人来说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尽量忽视、漠视高科技应用带来的风险，而不是积极地发现、认定风险。
但是，高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风险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容易认定和发现；风险具有巨大的危害性，一旦发生，后果非常严重；风险的显现往往具有长期的滞后性，如DDT从发明者获得诺贝尔奖，到全球全面禁止使用花了数十年时间。因此，为了更加稳妥起见，我认为，对于高技术风险的控制必须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也就是说，高技术的安全性应该由推动高技术发展的一方来举证，来说服有异议的一方；而不是由反对一方举证说明其风险性。举证责任由高技术的推动方承担，还因为举证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资源的投入，普通公众和消费者根本无力负担，理应由高技术发展受益方来承担，这才符合公平原则。
因此，在主粮转基因风险问题的科学传播上，就必须要明确应该由转基因技术的推动方承担转基因安全的举证责任，必须向公众说明主粮转基因问题上“有风险推定”的合理性，应该将民主监督、审查和控制的原则应用到技术的研发、应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传播绝不仅仅局限于向外行科普，转基因科学家也非常需要普及传播这种风险控制的逻辑，他们才会更加自觉、更加谦卑地遵从风险控制的逻辑。
仅凭理性vs.兼听则明
主粮转基因的风险争议，是只能诉诸理性来解决，还是必须兼顾感性与理性？直觉、艺术、神秘主义乃至宗教的智慧，是否在此问题上毫无用处？人类有限的、可错的理性是否可以独立承担过于沉重的决策重任？从过往崇拜高科技导致的恶果中，我们是否应该重拾保守主义的智慧？这是转基因争议相关科学传播必须要面临的最深刻问题。
在转基因争议的问题上，担忧者、反对者尤其是那些科学知识缺乏者，往往受到某些科普作家们的严重批评，说他们缺乏理性，过于感性、过于诉诸直觉、情感和神秘主义。其实，这种论调本身，说明这些科普作家们对科学的性质和局限性了解不够，他们这种偏狭的思路是与科学传播精神相冲突的。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内心深处对违反自然现象所产生的某种不安，其实是人类适应自然回避风险的强有力工具。早在近代科学产生几千年上万年之前，人类就有了与自然打交道的智慧，甚至某些古代技术今天人类居然百思不得其解，难以猜透。这种在现代科学和理性之外适应大自然的能力，是不可以随便轻视的。而现代科学赖以发展的理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适应能力基础上的。
在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中，环保主义者如蕾切尔·卡逊也曾经被攻击者指责为情感泛滥，不够理性。结果证明：那些由对自然深厚情感所推动的运动和认识才是最符合理性的，甚至比自然科学更早地领会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在西方历史上最早敏锐地意识到生活的环境遭受了破坏，呼吁保护环境的群体，并不是科学家，而是浪漫主义诗人。而基督宗教人士也是西方最早关注科学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问题的群体之一。比如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就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强有力推动。
这提示我们，对于自然，我们可以从物质的角度来思考，更可以从情感、神秘的角度来思考；可以用实验室中的研究手段来进行研究，也可以靠沉思冥想的宗教修行来进行研究。近代科学技术从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开始起步，在处理环境问题上的成绩并不出色，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有理由要求科学技术不能垄断话语权。科学共同体在DDT等农药的风险确定上的表现，让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今天科学共同体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看法就一定可靠。
如果说在西方中世纪，科学研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时赋予科学以独立性是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今天在罢黜百家独尊科学的形势下，这种为科学之外其他文化要求认识权利的做法，也是现代社会进步所必需的。
环境保护的历史表明：如果人们具有对于自然的敬畏、怜惜的情感，即使在缺乏充足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也能较好地保护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情感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知识。认为理性的科学知识可以与情感分离，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一定会强于情感，不过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偏见而已。
现代科学在局部领域中对某些细节认识的精微，常常是牺牲了更为大局的领悟能力的结果。高度同质化的科学家同行评议，虽然可能纠正个别科学家的错误，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犯下的系统系错误，却常常无能为力。现代科学虽然在许多领域给人类的认识带来巨大的贡献，但毕竟总的历史不长，在对改造自然所造成的长期复杂的负面效应预警方面，并没有充足理由让人们安枕无忧。
比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出现之前，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核安全的科普作品，无一例外都拍胸脯让我们放心，用貌似极其严谨的概率计算说服我们，核电站绝对安全，比其他我们常见的技术设施都要安全得多。在福岛事故发生的一段时间里，每一次民众对后续发展产生担忧的时候，那些核专家们都一再站出来为福岛核电站背书，让公众放心。结果，几乎每一次他们的保证都落了空，最后的结果比他们所有人的预测都要恶劣。
又比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在营养和膳食问题上，科学是最高的权威。但事实上，营养学史研究表明，在西方和东方一样，正是宗教首先提出并实践了素食的生活方式，最后科学才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放弃了偏见，转而承认素食的合理性。
拓宽理性的范围，在对风险预警的问题上，尊重人类的感性、直觉，尊重神秘主义和宗教的智慧，承认当下理性的不足，承认科学的不足，不滥用民众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不乱拍胸脯安抚公众，这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
这当然这不是说理性无用，直觉万能，而是说各有其所长，不可偏废，当综合应用。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当兼收并蓄，倾听各种不同渠道的声音，综合学习各种智慧。
许多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除了科学技术视角之外，还有伦理、文化不同视角，科学技术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之外，必须要尊重伦理、宗教、文化的声音。 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这一认识更向前推进一步，那就是：现代科学非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即使在认知领域中也不能垄断真理。
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割裂、限定条件的实验室研究注定对于长期的复杂现象的内在规律有其内在的弱点，相关结果在应用的时候必须非常谨慎。科学结果应用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决定了人们采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策略是更加合理的态度。
近代科学发展初期，研究的对象是相对独立的机械运动，人们可以通过在实验室中将对象隔离起来用还原论的思路来进行研究，人们可以只考虑对物体施加影响后的直接后果，而不管周遭环境发生了什么样复杂的变化。这样定量化的知识，在只考虑经济利润，只考虑如何去控制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今天人们痛感环境破坏，越发认识到自然是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整体，越发认识到我们的生活不仅仅需要经济利润这一单个指标，需要全方位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时候，还原论的、依赖于隔离实验的实验科学传统的局限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将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宗教等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独尊自然科学技术，而贬斥其他话语的做法就日益失去其合理性了。
因此，在今天科学越来越占据话语霸权的时代，科学传播应该做的是，指出科学的局限性，帮助人们拓宽视野，走出唯科学主义，重新学会从情感、直觉中学习，重新学会倾听艺术、神秘主义以及宗教的智慧，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维持一种审慎的平衡。
蒋劲松，清华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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