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晓光：“因果恶性循环”是中国科研界的大问题
2015/4/2 千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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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记者 王锋琪
近年来，科研机构改革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从业界迅速蔓延到了社会大众。呐喊背后，是频繁浮出水面的学术造假、贪污腐败等科研“怪相”。这些“怪相”该怎么治？从结果倒推，已落幕的数轮修补似乎收效甚微。眼下，新一轮改革已经启动，人们呼唤能真正破除旧秩序，实现从“隔靴搔痒”到“触其本质”的变革，还国内科研界一片纯净乐土。
周晓光正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等待。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是这次改革的先发阵容，其“率先行动”计划的启动将带动新一轮科研体制改革的浪潮。此计划希望到2030年左右，全面实现“四个率先”目标(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无数舆论目光关注下，改什么、怎么改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被解读。准备迎接新变化的周晓光，对于这轮改革的态度很坚决——“中国的科研土壤治理并非简单的调配、调整，而是需要潜到最深处，从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上找症结，这样才能诞生触及本质的改革方案和成果”。近日，《千人》杂志记者近距离对话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周晓光，聆听圈内人对科研机构改革的解读和期待。
前景预估：改革步骤完成需15年
《千人》：科研体制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此次改革在启动阶段就备受关注，原因是什么？
周晓光：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跟当前习总书记作为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推动“国家深化改革”的大方针联系紧密。回顾过往历史，自“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改革从未间断。但这三十多年间，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都没有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国家认识到必须依托更深度的改革才能改变原来反复出现的问题。在我看来，国家重视之下会带动更有力的执行，这也是科研界普遍抱有期待的原因。
《千人》：这轮改革中，中科院率先推出了5个试点。您认为“先试点、再推行”的改革步骤是否合理？如何看待改革的推进情况？
周晓光：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任何领域的改革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前期酝酿和小规模试验。原因在于：如果直接推行“摸着石头过河”的大批量改革，看似一步到位，很可能导致问题集中爆发，或者对已出现的问题纠正滞后，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改革效果的实现。
中科院正是这次改革的重要阵地之一，“率先行动”计划已经启动了相关步骤，但具体到对我们一线科研人员的实质影响上尚未有较明显的变化。我想距离形成制度、落实到科研人员层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推进速度不能太操之过急。因为放到大的时间表里，这轮中科院这次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整个政策落实到位、全面铺开可能需要15年左右。
《千人》：改革消息公布后，您和身边同事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您对于改革所达到的效果有哪些期待？
周晓光：大家可能在具体事务怎么做、怎么改会有不同看法，但最迫切的关注点是有一致看法的——研究所未来的出路在哪？具体往什么方向走？会被划分成什么样的事业单位？在这个层次上，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探讨涉及，但还没有明确的结论出来。
对于这轮改革效果，我本人抱有的最大期待是——能够真正意义上提高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听起来是个很虚的概念，其实具体体现因该在科研投入和产出的比例能否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上。我希望国家在科研领域的高投入，能换来产品转化、经济效益、学术成果等多方面的突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的学术成果不仅仅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指在学术界产生长远影响力的各种成果。
改革内容：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
《千人》：改革是打破旧秩序再重建的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阻力。针对此次改革，您认为最大的阻力来源是什么？
周晓光：我认为是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两个方面。我曾经在国外学习工作了三十多年，现在回国也有三年多，同样是做研发或研发管理，但有种“水土不服”的不适应感。记得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对于很多现象、做事方式是看不懂的。后来通过大量的观察、思考，慢慢理解了一些。但是当我看清楚整个面貌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其实所有的问题只是表象不同，但内在机理是一环扣一环的，全都指向了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这两把利剑。
这轮改革刚启动，有不少人支招倡导引入国外科研管理的优秀模式。我支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我并不认为单独照搬国外的优秀模式、方法就一定会达到预想效果。原因是：每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是建立在本国文化、人文、习惯等基础之上的。要真正有效借鉴国外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们需要从更高层次上思考这个问题。比如：美国没有“强人文化”、没有“官本位”、没有“托人办事”的普遍观念，大多数人“按章出牌”的概念比较强，这是区别于中国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大的社会生态环境下，是不是需要考虑国外很有效的管理模式搬到中国来如何才能成功？
其实，从上述两个简单对比我们可以窥见一二：中国的科研土壤治理并非简单的调配、调整，而是需要潜到最深处，从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上找症结，这样才能诞生触及本质的改革方案和成果。
《千人》：您刚提到问题的本质是“一环扣一环”，能够详细梳理一下？
周晓光：先说科研管理体制的问题。它的外在表现有很多种，但目前深受其害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科研评价体系指标过于生硬，常常以SCI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影响因子为硬性衡量指标，作为科研人员经费申请、升职的重要考核依据。这种评价体系引发的效应也很明显：我国已成为全球论文发表数量第二大国，但真正能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却很少。这种评价体系的另大弊病就是，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一方面体现水平但另一方面与学科热度有关，并不能体现研究工作的长远影响力。如在我收悉的领域中，许多刊物影响因子并不高，但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往往代表了此领域中最有影响的工作。
我也经常反思为什么会采用如此生硬的方法衡量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在这个环境浸淫中，我开始寻找到问题的一些症结——我国整体科研水平相对落后，国内往往无法组建小领域中非常有权威的专家组进行学术评价。在此背景下，科研管理层只能选择比较僵硬的方法，甚至干脆以领域内论文发表的数量作为指标。由此陷入了越是冷门学科、国内科研水平相对低的学科越不好评价。这种评价方法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比如：国外常常会把个人贡献值、产生实质价值等维度纳入评价体系。但这样的评价往往是有主观性的，花费的精力大，知识水平要求高，因此对审评人员的道德及技术素质要求也较高。国外无论在任职、升职评定中对同行们的推荐非常重视，因为这代表了内行对申请人工作肯定。我认为类似做法能有效调和科研管理评价体系中的现有矛盾。但这种方式应用在国内“托人说情”的大社会环境下还是否有效，也是个疑问。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述的文化差异带来的水土不服的问题。一种弥补的办法就是邀请国外同行协助评审。别的国家也有这样做法，如澳大利亚就邀请我对其国内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做评审专家。
二是行政绑架学术的现象明显，分别体现在对“物”和“人”的管理不合理。首先，在对“物”的管理上过细、过紧。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国内的科研经费申请与管理条例太过细致，仅仅是书面呈现内容就比国外多出太多，“出差去几天、每天开销怎样、开销明细如何”类似的东西占据了大量统计时间。而在国外往往是“一年花多少钱做什么”这样粗线条的汇报方式。我相信在没有道德问题的范畴里，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希望将自己的有限科研资金用到可实现完成项目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因此适当放开自由度是应当的；除此外，管理过紧也体现在项目申请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有过重的行政干预痕迹。并不是说行政干预不重要，但我认为最佳的管理模式是在最少的行政干预下完成任务指标，应当重点把控项目立项与审计首尾两端，其它的适当放权交由科研人员讨论决定，要把“管理钱”和“怎么用钱”两点分开，减少不必要的连带利益关系。
其次，是对“人”的管理生硬及对人员重视程度不够。如：项目申请中用在人员身上的经费太少也限制太多。我在国外年年也要负责下一年度预算工作，但最大的开销往往是人员消耗。但我们的项目申请预算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员的支出。但无论做什么项目，头一位的就是要有人。但我们的项目申请对人员费用，如工资、劳务费等管理太严。但要完成项目又必须请合适的研发人员，所以往往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空缺，诱发“贪污腐败”问题。
另外一个与人相关的话题就是用人之道的问题。很多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成果丰富的科研人员，一有成绩后就被(被迫还是自愿)拉到行政管理层去了，也就是当官了。这样容易产生隐患。一方面是擅长做科研的不一定擅长做管理，不一定将人才用到了地方。另一方面是当学术优秀的科研人员爬到行政的梯子上但又不脱离学术领域，可能造成其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绑架学术，比如在项目审评、项目分配问题上厚此薄彼。但这与我们官员福利制度又密切相关。
我们常常会感叹学术风气不正、各种腐败滋生，但如果把上面几个表现串联起来，很多问题就有了说法：学术指标定得过高、过于生硬，导致科研人员在没有办法完成项目的情况下论文造假，或者互评项目时相互帮忙放水；科研经费管理过于强调“物”的硬性指标而忽视了“人”是最大生产力来源，导致在具体项目中动用其他途径把“人”这部分的投入、福利开销补充，于是更加助长了贪污腐败；现有科研体制下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变相带动了做科研和做官的选择上向后者倾斜，导致学术被行政绑架现象严重……由此可见，种种遭人诟病的表象之下，都是科研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因”所种下的“果”。
再来谈谈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把之前举的两个例子展开：一是美国没有“强人”文化，大家普遍没有把领导当成绝对权威，这样一来领导很少有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的空间，普通员工也不会因此扼杀了创造性。我在美国做科研的感受是——你做出了成果，大家尊敬你，但不会因此来衡量地位高低、排号座次，但在国内现有体制下还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二是美国没有“官本位”观念，大部分人眼里当官是个苦差事，既然收了纳税人的钱，就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如此一来，当官更多意味着一种责任，并没有更多的利益牵扯。而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当官是有前途、有面子的代名词，我们现有体制在权力、福利、行政级别等多个维度的设定又固化了这种观念，做学术与做官的选择重叠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变相增加了改革难度。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工作中，外化成思维方式左右人们的选择判断。类似于“强人文化”、“官本位”这样的观念，会在科研工作中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
现在改革刚刚开始，希望越来越多人注意到简单的小修小补是不够的，亟待真正从科研管理体制、传统思维方式上破除旧秩序。
《千人》：说到科研，到底有多少成果被转化是大众关心的话题。您认为如何借助这轮改革提升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
周晓光：首先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国内科研界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浮”。在前面所说的科研体制、传统思维方式作用下，科研人员身处这个大环境中普遍想找“短、平、快”的事情做。原因是什么？对于科研人员自己来说，这样的项目或研究周期短，更容易凸显出亮点，为个人项目申请或晋升带来诸多效益；其次是对行政管理人员来讲，也更愿意看到在短期内有更多的成果出现，对其加分受到提拔大有帮助。这样一来，真正有难度、耗时长、风险大的研究项目大家都不愿意去做了。但是“硬骨头没有人啃”之后，我们学术研究里前瞻性、有分量的成果就会大打折扣，体现出来的就是“短、平、快”的浮躁。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年诺贝尔科学奖评选结果出来后，国内都会有一场全民大讨论——为什么至今没有在大陆本土的中国人登上领奖台？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不是应当注意到大多数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经历了漫长的科研探索期？比如：我认识的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住，在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之后科研成果得到转化、最后得到诺贝尔奖花了15年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但中间长周期的探索、优化过程往往被忽略了。这也是我国科研界“浮”的一种表现。不良风气推动下，原本科研成果转化不高的现状或将持续恶化。
要改变这种“短、平、快”的浮躁之风，我认为需从国家政策层面着眼，要在制度上鼓励科研人员的长期努力，落实到科研人员管理上要分层次评价。这样会减少因偏废一方造成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现象出现。
《千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何有针对性进行补救？
周晓光：我经常听到“技术转化”这样的提法。毋庸置疑，从科学研究到转化为生产力是产生经济效益很重要的通道。但我认为现在的问题远比单纯一个技术转化要复杂得多——我们并不缺转化，而是缺少完全自主的创新技术转化。现阶段，中国的小商品市场非常发达，说明我们的整体模仿、转化能力并不逊色。然而，我们的创新能力却远远不够，很少能看到把一项全新技术转化为产品，而这恰恰是我国亟需构建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分别着眼短期和长期，培植创新力也有相应做法可以借鉴。首先，从短期来看，国家可利用税收调节等杠杆鼓励发明创造。科研成果的转化的重要因素是市场需求，创新型企业是承担产品开发、市场推销、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角色。因此，科研院所与创新型企业如何更加紧密结合，对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出发，一方面要鼓励科研院所主动拥抱企业，给相应科研人员利益激励，包括参股方式或回报方式等；一方面要推动企业利用在科研院所的发明成果做产品研发。做产品研发资金投入巨大，除了其他融资渠道外，国家可以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激励。具体做法上可参考美国模式：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应该是在刨除研发相关费用之后的利润，假如企业在2014年产生100万纯的利润，但拿出了10万做产品研发，只应针对90万利润部分征税。这样就会激励企业去做产品研发的投资，为技术转化带来了资金。
其次，从长期来看，培植创新能力要从娃娃的教育抓起。创新的主体是人，怎样快速意识到一种新想法，并通过不同表现方式运用到实质生活中去，其实就是从孵化到落实的全过程。但是这种思维的火花怎么培育？很大程度上是小时候接受的教育理念所决定的。我们常常会困惑：在小学乃至中学阶段，美国的课堂知识水平深度一般是低于中国同年龄层的，为何科技创新活力却远超中国？在我看来，美国对小孩的教育更强调的是知识背后的思考分析能力，形成一种创新思维—也就是“智慧”。而国内的教育中往往是停留在知识累积层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随手翻开在美国生长孩子的历史课作业，看到这样一道试题：“在某年某月某地发生了一个事件，如果这期间某某人没有生活在那个小镇，你认为美国的历史是否会改变？”。题目的答案没有千篇一律的对与错，需要对那段历史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在知识基础上的思维及分析能力。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模式还有很多反思空间。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是一代人的发明创造的思维方式养成。从这个角度而言，从小时候抓起培养创新思维尤为急迫。
改革的胜败在于理顺人的问题
《千人》：针对此次改革，您的期待是什么？
周晓光：因为多年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及思维方式不可能一夜改变，所以要有思想准备，这场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非常艰巨的过程，要给一定的时间，所有初始不能期待过高。但我认为胜败的关键是理顺人的问题。
首先要将管理与研究的责任分开。不是说搞科研的人不可以转变到管理层面上去，但不因该是一肩双职，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精力过于分散，同时可以防止有行政管理权的科研人员所带来的可能利益冲突。但要做好这一点，必须解决科研人员福利待遇及升迁问题。在国外，也有同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都有各自的升迁之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echnical Ladder”和“Managerial Ladder”。无论哪个Ladder，都有得到同等待遇与福利的通道。而我们现在以早期“干部制度”为源的管理体系无法为搞技术的人提供一种“提拔”之道，怪不得大家会为一个处长职位打破头。
其次要给一线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这体现在项目申请、研究方向的选择、资金的使用等等，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应该相信大多数科研人员会为做出更大成果而最大利益化的使用有限的资金，除了大件设备的采购，不应该管之过细。特别是在项目申请过程中不可能将在几年后发生的开支准确的一一列出。
第三要给研究人员适当的激励政策。在美国，大学教授在外开公司或在公司内有利益的到处都是，只要与科研院所处理好知识产权的问题，应该给一定的自由度，甚至激励政策，这样才能鼓励科研成果的转化，不能动不动就说“国家资源流失”。我们知道成果转化过程往往比原始的科研成果本身还要费力、费时、费钱。没有一定的激励，如何让科研人员去做成果转化？如果成果都放在科研院所内成为一潭死水，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又何谈“资源流失”？
【人物简介】
周晓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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