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内幕
2016/6/2 千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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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在核武器研制的光辉岁月里,前辈们在戈壁沙漠的环境中创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真正的确立。

     来源:历史真相大揭秘

     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而在战术上逐渐重视起来。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又正式表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翻脸不认账,中国人自力更生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为了配合这一援助计划,科技人员每天突击学习俄文,办公室、走廊上、宿舍、食堂一片俄语声。年轻人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总离不了苏联的原子弹样品和图纸资料,希望早日上马,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就在科技人员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一些苏联专家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突然翻脸不认账,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再供应。

     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宫廷政变赶下了台。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人的志气,更低估了从事核工业的科技人员,他们在中国是一流的,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

     原子弹的重大技术难关被成功突破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有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因此“内爆”型是一种更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正是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之处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就要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

     中国人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发奋和勤劳。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235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决定前往西部某地亲自查看。他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正是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决定了世界的前途。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当时,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格豪爽的陈毅外交部长,着急地跑到核武器研究院了解情况。他说:“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实力,做外交工作讲起话来就有了分量了,我支持你们。”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也把专家叫去询问,原子弹搞得怎样了?他说出一句既表示要有决心,又很外行的话,“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科研人员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元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235未装上,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当天下午2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都认为原子弹有希望了。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至关重要

     随着试验日的临近,相关的技术细节也反复斟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这个高塔竖立在大戈壁上,成了罗布泊一幅独特的风景,除了它,四周几百里都是一色的沙漠,铁塔如同伫立在万里荒漠的一位巨人。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铁塔的摆动就使人头晕眼花,比乘船反应还大。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核爆成功后,张爱萍(右一)向周总理报告

     毛泽东和周恩来问: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将军(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那天清晨,罗布泊的天气不太理想,云层较低,能见度不太好。但随后不久,试验场整个场区气象好转,为正式试验提供了较好的天气条件,是个好兆头。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参研人员欢呼雀跃

     上下同心,科研人员付出极大的牺牲

     中央早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

     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到国防工业各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数百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实际上,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抗议了,于是有的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科研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1个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1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是一种最高奖赏,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

     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曾大声疾呼:“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比起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的闪光,也只是第二位的。

     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1964年10月16日,是中国科学界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历经无数的艰辛努力,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戈壁滩爆炸成功。在重大的科技成就面前,邓稼先并没有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中。随后,他又和其他同事投入对氢弹的研究中。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当时,氢弹试验成功仅仅花了2年多的时间,这同法国用8年零6个月、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氢弹爆炸成功之后,“文革”的风暴已席卷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邓稼先沉浸在悲哀和忧愤之中。然而,更使他感到困惑、愤懑和痛心的,是核武器研制事业所遭受的劫难。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邓稼先毫不退让。他深知,自己只要在技术方面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就有可能使无辜的同事受到牵连。

     为了能用更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邓稼先四处奔走,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加工车间。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都接触放射性物质,因而受到核辐射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后来,邓稼先到北京住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不正常。

     在生命的最后数年,邓稼先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制,为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因此而耽误了自己的病体。1985年,邓稼先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面对无情的绝症,邓稼先却显得十分坦然与冷静。

     手术后第4天,邓稼先就忍着伤痛,用颤抖的手给研究院写信,让人送来书、材料,还让人借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杂志,一有空就靠在床头翻阅。当他慢慢地能下地行动以后,便请司机悄悄地把他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自己去找书。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妻子、儿女的守护中长眠,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最后的遗言是:“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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