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难题能否解开？
2016/11/20 千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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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高力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旭昆日前做客杭州枫林晚书店，分别从政治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东西方在“自由与富强”这一主题下产生的思想遗产以及遗留难题。
来源：澎湃新闻
自由与富强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和经历的实践常常使自由与富强成为两难选择。
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建构这对关系上，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顾此失彼，左右支绌。在今天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这一问题？
近日，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高力克、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旭昆做客杭州枫林晚书店，分别从政治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东西方在“自由与富强”这一主题下产生的思想遗产以及遗留难题。
以下为讲座内容精选。未经演讲者审阅。
讲座现场。从左至右：张旭昆，罗卫东，高力克。
高力克：
自由与国家，我称它为悖论式的两个主题。在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两者也有很大的争议；在中国百年政治思想史上，到现在还是一个难题。我们说当代中国思想界严重分裂，主要两大思潮就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
从1990年代开始，我们就看到邓正来发起的一个市民社会讨论，然后是王绍光、胡鞍钢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就是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话语。到了2010年，知识界出了一个现象。北京一位鲁迅研究者叫摩罗，以前一直都是精神界战士、思想上的鲁迅传人。他在2010年突然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站起来》，批判他以前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批判“五四”先贤为洋奴。这本书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前的自由派朋友纷纷跟他断交。这本书在新浪上网民读者的评论，0到5分的评价，打0分和打5分的读者对半。这就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现象。
到了本世纪，美国有位学者叫弗朗西斯·福山，出现了“福山现象”，可以说他是左右逢源、政学通吃的唯一的这么一个人物。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福山一系列的作品，清华大学刘瑜女士亲自给每一本书写序，推荐福山的作品。我们知道，福山是1980年代的“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最近，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把现代政治秩序概括为三大组件：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
福山的思想发展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宗旨没有变、自由主义的底子没有变。但是很显然，他在这本书里把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归结为国家的起源，法治起源是公元11世纪天主教的宗教革命，那么负责制的政府出现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后果。“光荣革命”的英国是把三大要素完美结合的第一个国家。
福山认为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秩序应该三大组件都要具备。那么他对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过去有优良的中央集权、官僚制政府的传统，但是国家过于强大，压抑了法治和民主的产生。他的书可以说比较全面，都说到了，把中国的强国家传统纳为现代政治秩序的第一大要件。所以我们看到，福山每年都要到中国来。去年，他来见了一些政要，然后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福山对话，对话者不是清华大学的刘瑜，而是汪晖、崔之元等新左派人物。也就是说，福山的思想既受刘瑜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也受到国家主义者或是新左派的欢迎；既受到学界学者的关注，又受到政界的关注。而福山讲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自由和国家的关系。
最近我还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才俊周濂写了一篇文章，谈论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把这个讨论挑明了：韦伯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作者蒙森的观点是，韦伯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国家主义者。前两天有位台湾教授写了一个序，周濂去跟他讨论，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当代自由主义如何自处的存在论的问题，一个根本问题是自由主义如何回应大国崛起的语境。那么德国是有教训可供借鉴的。韦伯的问题其实也是日本的问题，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方面鼓吹个人独立，一方面鼓吹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福泽谕吉晚年也是非常国家主义，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打赢以后，福泽谕吉也是老泪纵横，他晚年完全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所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百年中国一直没有解开的结。到今天我们大国崛起，个人自由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发展主要的诉求。现在知识界的分裂，比如经济学界的茅于轼先生反复讲的就是右翼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左派对茅先生有很多攻击。还有前不久不幸去世的大使吴建民，人去世了网上还吵成一片……这都说明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是做晚清民国思想史的，我最近出版的这本《自由与国家》的问题意识就来自：自由和国家的两难选择在我们百年知识分子史上一直是个艰难的过程。
比如被誉为“中国启蒙之父”的严复。严复最早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提出学习西方，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严复发现了英国富强的根源是自由，严复是《国富论》的译者，在翻译《国富论》的时候他强调英国的繁荣是经济自由带来的。所以严复早期的起源思想看起来比较简单，他认为自由和富强是以英国为例，自由是富强之道。他当时思考的自由，一方面是西方自由为体，西方文明为用，西方最根本、最本质的要素是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严复是用一种工具角度来看自由，他认为自由可以带来富强繁荣，在亚当·斯密的理论里，经济自由会导致国家的繁荣。
严复后来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后来翻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现自由是具有历史性的。为什么英国自由冠绝天下？他说因为英国是岛国，只要有海军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安全是自由的根本基础。美国为什么自由呢？美国是一个大的海岛，美国两边是大西洋、太平洋，北边加拿大也是不设防的，基本上只和南边墨西哥之间有一点边境，所以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大岛。于是严复发现，岛国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自由多。而德国为什么以兵立国，因为它是欧洲大国，地处战略要冲，四面都是敌人，所以德国要以兵立国。严复认为军队是自由的敌人，尤其是陆军常备军是自由的敌人，孟德斯鸠他们都看到了海军是自由之友，因为是与海航贸易相联系的，而陆军是自由的敌人。所以严复发现，英国和美国以自由立国，德国是以兵立国，以兵立国，自由就少了，他认为是地理环境使然。因此严复非常反对梁启超说的，盎格鲁-撒克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以民族性来肯定英美的富强和发达，严复认为这个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严复发现了在自由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国家主义的反自由道路——也能使国家富强，就是德国的道路。他认为英美法是先自由后富强或由自由而富强，德国是先强后富。所以这么一来，自由是不是普世价值，是不是德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在严复那边已经有两条道路了。
那么严复又提出一个问题：日本的地理环境和英国相似的，是一个岛国，号称“东方不列颠”，为什么日本的改革不学英国道路而要学德国道路？严复的回答是，学英国就不能富强。所以后期严复认识到一个问题，即后发展政治的复杂性。英国当时很简单，由自由而富强，自由和富强这两个问题不成问题。到了中国、德国、日本就复杂了，自由和富强两者是冲突的。所以严复提出，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国土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这跟他1895年提出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有了不同，开始对自由的问题有点犹豫。史华慈认为严复在翻译《自由论》的时候，把自由作为一个富强的工具，没有提升自由的内在价值。而北京大学李强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严复对《自由论》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是看到了内在价值的。我则认为严复两者都有，工具性的自由观也有，内在价值的自由观也有。
到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新民说》提出来要学盎格鲁-撒克逊，认为这是最优秀的民族，他把欧洲的民族都排了一遍，讲了盎格鲁-撒克逊有八点优点。然后是“新民”，要学盎格鲁-撒克逊养成公民人格。所以梁启超对自由的看法是，自由是欧美立国之本，是世界之公理。梁启超明确讲自由具有普世价值。我们都知道他到北美去游历了一番，回来思想一下子就保守了。特别是去了旧金山，发现中国华人完全是一盘散沙，他非常感慨几万人的旧金山中国城，而且差不多有两三代中国移民了，他们在最自由的国家，可政治模式要么是寡头专制，要么是暴民政治。而英国人在上海4000人的租界俨然一个小国，秩序井然。所以他回来就认为中国人政治能力是不合格的，中国要搞30年、50年的开明专政，才可以搞宪政。梁启超从自由主义，后来转向了国家主义。梁启超被称为“国家主义”之父。
再接下来就是孙中山，发现英美法的民主政治缺乏政治效能，政治效能最强的国家是德国。他发现自由民主政治和威权政治，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很弱，而国家能力强的国家往往反民主。所以孙中山思考的是要建一个新型民主政治，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万能政府。我们今天建的是全能政府，他要建万能政府，他要把英美和德国的结合起来，他是这么一个思考。
接下来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相当犹豫。我写了胡适和徐志摩的苏俄之争。徐志摩1925年到莫斯科待了几天，之前因为徐志摩受到罗素的影响一度是“左”倾的，到了苏联却以后非常失望。徐志摩觉得苏联制度没有个人自由。所以他的苏俄梦就破产了。第二年，1926年，胡适是庚子赔款中国委员，也去莫斯科待了三天，胡适回来就对苏联极力赞美。他认为苏联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政治实验，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所以不能否定这样的实验，他回来讲，中国不能学英国和美国，要学德国和日本，他对苏联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它的理想主义和有计划性。对胡适的左转，当时很多中国共产主义者很欣慰，包括李大钊提出了要回国的时候还是从苏联回来，不要往美国走。结果胡适从美国走了，到了美国思想又转变了，所以李大钊很失望。
所以胡适对苏联的观感，跟徐志摩有一个争论。胡适是站在中国国家建构的角度，肯定苏联的成就，他比照的是北洋政府的腐败、软弱无力，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没有什么政治关切，他考虑的是个人自由，所以他对苏联非常讨厌。这是一个小插曲。到了1935年，《独立评论》杂志社，有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独立评论》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个英美派教授发起的。众所周知，1935年，苏联崛起，德国、意大利崛起，也就是说左右的新极权主义崛起。所以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来，中国应该搞新独裁主义，不要学西方搞民主政治，胡适力挽狂澜为民主辩护。他们这一波教授里，胡适在1935年成为少数派，其余都是受到了极权主义的诱惑。从中可以看出，这也是胡适一左一右的摇摆，也是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富强上有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一个困境。
然后我再讲到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就是林同济、雷海宗，他们思想资源基本上就是德国。我就是从“战国策派”一直追溯到梁启超推介的德国伯伦知理，后来“醒世派”的思想资源则是德国的费希特、瓦格纳以及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等等。“战国策派”，也是用德国的资源来思考中国问题，就是尼采、康德，还有狂飙突进派的思潮。
所以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建构这个问题上，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这两个问题上走不出来，可以说是顾此失彼，左右支绌。所以我想思考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思考这个百年难题，怎么破解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是大国崛起。许纪霖教授一直讲富强有两种，一种是文明的富强，一种是野蛮的富强。野蛮富强是指德国、日本，这是非常危险的道路。自由和国家在英国美国没有问题，两者虽有矛盾，但基本是辩证、良性的关系。到了德国、日本等后发展政治当中，两者变成一个悖论。我觉得随着市场经济的腾飞，市民社会的成熟，法制社会的健全，中国还是可以迎来自由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
张旭昆：
我在浙大出版社启真馆刚要出一本书，书名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西方经济思想史论》，就是把西方经济思想——以往都是按照年代排序下来，一个人一个人介绍的——我这本书稍微有点改变，不是简单按年代人物，而是按照专题，某个专题张三讲什么李四讲什么，我分了几个专题来写。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主要是按照专题。第一章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凯恩斯为止，我们经济学研究什么问题，它的方法是什么，做一个梳理。第二章是财富生长与经济发展，是现在的热门话题。第三章是价值理论，其中包括我们最近讲的供给制改革。后面还有第四章人口与资源经济学，这个问题从马尔萨斯开始到杰文斯关心资源的枯竭问题，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大问题。凯恩斯以后，关于人口跟资源问题，包括环境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特别196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把环境问题凸显出来。
按照专题梳理一下，好处在什么地方？比如后生想研究经济学，但经济学分得很细，坦率讲到今天为止没有人任何一个人可以把经济学所有领域的经典著作看完。所以经济学今后发展肯定是分类，有宏观、微观或者更细的分类。现在研究经济学的后生要找一个方向，那就需要了解在这个方向上前人有哪些观点意见，我的书就是起这个作用，告诉后生前人有什么大体的方向，因为确实不可能把所有的书看完。我这么多年从30来岁大学毕业到现在60多岁，我只能说把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经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版我都看了一遍。今后恐怕都得分门别类来了解历史，深入发掘有关的东西。因为不是亚当·斯密时代了，斯密那时的经济学名著很少，看过两三本也就OK了。今天范围太大了，物质生产要分工，思想产品的生产同样需要分工。像浙大也提要通才教育，通才的话只能是某一个学科最一般的东西了解一下，只能是一个尝试。你真正深入研究一个东西和方向，绝对不可能做通才，绝对是盯着这个点搞下去。我这本书想起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在某一个点上前人有哪些思想，但也只能到凯恩斯为止。
我最近在思考公有制、私有制的问题。20世纪的实践证明了，不可能搞彻底的公有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私心，你没法儿改变，只能顺应。最后历史证明，不要改变农民，我们要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大私有制一定干坏事，因为权利太大，垄断。私有财产必须认可，人人都有小财产这个社会反而稳定，中产阶级起来。
存在天生的不平等，智商有高有低，外表有漂亮有难看，这都是天生的，而且不平等得很厉害。美国人做过分析，漂亮孩子平均工资比不漂亮工资多30%，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后代必须平等。天生的不平等卢梭也是承认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但是他研究的是后天的不平等。所以为了避免后天的不平等，所以我现在看社会主义追求最终目的的平等，这个确实真的我们所有人的追求。
我们不能搞印度的种性制，龙生龙凤生凤，中国“文革”初期那种制度肯定不行的。因为每个人的后代智商都有可能高于父母也可能低于父母，这个是上帝安排的，讲不清楚，也不可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允许在机会上有平等。如果确实父母很笨，生的儿子一定很笨的话，那么印度的种姓是最好。很多人并不聪明的父母，生的孩子可能很聪明，我觉得这个是平等目标的生理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平等，既然笨蛋的孩子永远是笨蛋，那我们为什么要给他平等机会，浪费资源？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笨蛋的孩子有一定概率很聪明，而聪明人的孩子有一定概率很笨。我们要追求平等，让大家起码后代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潮。
高老师刚才谈了富强跟自由。有了自由最终会达到富强之路，但是这是有秩序的自由。但事实上有了富强未必有自由。有的政府对待老百姓，就是给一个宠物权，觉得我只要让你生存好了，就皆大欢喜了。但人并不是解脱贫困就够了，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人要有思想表达的自由。
从长远来讲，一个民族如果只是解决温饱就OK了，那这个民族肯定就完蛋了。也不能因为我们科技有什么重大发明，来评判政府能力大小。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的话，最伟大的领导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秦始皇。为什么呢？秦始皇在那么落后的时代，没有挖掘机，什么机械都没有，就可以把长城建起来。这跟我们今天登月的技术上，在相对难度上没有差别。隋炀帝也可以，他挖了大运河，在当年的技术条件下把这个挖起来，跟我们登月工程是差不多的。隋炀帝和秦始皇，单纯从工程成功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两个人比现在人都伟大。所以我们不能从科技技术的水平来评价这个领导人伟大不伟大。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反对的私有制，肯定都是大私有制，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大私有制、大企业，对工人的压榨都很厉害。但是工业革命以前，有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我在研究社会主义思想——整整一个世纪，英国没有产生社会主义者。因为那个世纪的英国满是小业主，代表小说就是《鲁宾逊漂流记》，那个年代英国小说都是这样的，主人公通过个人奋斗能够从社会底层走到上层。在这样一个充满小私有制、小业主的社会，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有道理的。后来的问题是技术，技术是导致人类社会收入分类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大原因。
我也在思考互联网，是产生大量小私有者的技术还是推动少数大富人的技术？目前来看两股力量都有。马云是垄断，但是不稳定，而互联网也催生了一大批私有者。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技术可能最后会推进社会的相对稳定，但这个话我不能讲死。人类社会很多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都跟技术有很大的关系。一种技术如果不允许大企业能够生存，只允许小私有者生存，那么这个技术推动社会就相对稳定了。反过来，如果一个技术从效率角度来讲只允许大私有者生存，那就意味着有大多数的人要变成没有私有财产的，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不稳定的。所以从大角度来看，我看过皮凯蒂的书，实际上他没有把所有分配变动跟重大技术进步牵连起来。我也不能定论说人类社会矛盾尖锐可能跟重大技术进步有很大的作用。你们后生年纪比较轻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重大技术进步与社会矛盾尖锐与缓和之间的关系。
罗卫东：
我以前也没有很系统听过高老师讲他自己的研究，今天高老师讲的半个多小时很简练，但是很准确，梳理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潮、社会思潮，那一代精英分子的理解，他们怎么在脑袋里面加工、最后提出了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些想法、意见和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是有很大救世抱负的，也不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以后才采取行动，而是非常仓促地参加到政治活动当中去了。而且那个时候的人，我相信对生命的意识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重视，对人命不是很重视。20世纪的中国，几乎是一个实验的场所，各种思潮翻来覆去都是要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每一波人理解的或者自认为正确的理想社会，至于老百姓自己想什么，他们并不在意，这就是知识分子太让人可怕的一面。当然政治力量和各种力量策略性结合，最后形成那样一个局面，启蒙和救亡的主题，又相互纠结在一起。
所以中国是不幸的。知识分子做的工作并未比那些军阀高明到什么程度。我觉得阎锡山很高明，他起码在山西形成了一个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小环境，并且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段历史理解，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在繁衍过程当中，能深刻理解到知识的局限性和人性的局限性。如何一个知识分子，无论他读了多少书，如果不能从常识出发，不能从人的有血有肉的个人生活出发构建未来的理想，而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能力参与国家政治去主宰别人的命运，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自律，所有的知识者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自律。特别是我们这儿有学生在，有激情。没有一个学者能够提供完整的知识和全面深刻的理解，就会很容易和自己的天然倾向与某种学术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最后去义无反顾地加入一个可能到晚年会非常后悔的运动，自己会觉得特别不堪。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终极道理之前，相信常识是比较好的。然后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享受和消费的过程，比较好。不要急于用自己学的东西去改造别人，先改造自己再说吧。这个大概是20世纪给我们的一个很惨痛的教训。这些思想家们都有高尚的理想，对某一方面有深入理解，同时又是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的参与社会，一方面道德上给人很大的感动，但他们缔造的现实却是如此残酷和血淋淋，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会让我们感到无语，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我们需要警惕参与政治和改善别人这样一种冲动。
所以我想启蒙首先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更多是一个学习和互动的过程，通过对别人的关照和对自己的关照认识，不断让自己在人格上达到安全的状态和相对平和的状态。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活动像工商业经济的发展那样能够带来正能量，不论最后的私有制是大的还是小的。其实只有商业社会是真正发展了有客观度量的、平等交易的这么一种可能性。任何的政治活动和其他的艺术科学活动，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经济增长或者近代整个财富的起源，一方面当然建立在一个原始自由状态，但同时追求财富的过程又会拉动一些新的、对整个人类状态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由此形成一些很有意思的互动。所以不论当初这个过程，是像马克斯·韦伯讲的是因为宗教革命以后，那些新教徒们关于拯救和责任伦理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出现；还是像马克思主义说的那样，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另外一些观点——最后总体上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人类的结果。
讨论政治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逻辑有一个自我放大的倾向，慢慢通过资本自身的驱动，会控制人类的生活，所以最后还是会有对人类自由带来很大威胁。所以政府、社会团体以及我们所谓个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警惕。当今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力量可以让你完全放心，除了你自己完善你自己以外。今天有马云所在的这样一个“资本帝国”，拥有成千上外的淘宝客户，这已经是一个政治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关系，它有各种各样的条约，它有“公司的宪法”这样的结构。这样，资本进一步扩张，就会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我们会按照它的逻辑进行选择。
我觉得世界是不终结的，也是开放的，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理想的模式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既然如此，承认缺陷，以及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风险，让我们拔离任何乌托邦的完美主义，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人文教育最重要一方面。人文教育就是让你承认不完美，让你承认任何现实的力量，它是一个辩证法，非常重要的力量都会有一种摧毁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们再慢慢思考下去，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这样的学科就是来帮助大家做思考。
我们三位，高力克、张旭昆都有新作，我没有著作，我组织翻译了《经济增长理论史》。翻译的来龙去脉在书序里写得很详细，差不多有一万字。我希望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因为这个作者，他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深度参与了20世纪美国国家政治——他是肯尼迪的顾问，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加“二战”，参与过马歇尔计划等等。他是一个实践者，同时又是一位非常有学养的历史学家，他对待整个长期经济发展的动态看法，和我们待在学院里面纸上谈兵的学者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他的看法更有意思，因为他还不是一个野路子，他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麻省理工的教授、普林斯顿的教授、哥伦比亚的教授，又到剑桥和牛津做客座教授，最后在德克萨斯奥斯汀分校担任历史教授。这是一个很专业的学者，但是他对政治和人性的理解显然超过了我们大多数的书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行内很多地方不一定可以得到认可。但是这本书的综合价值很有意思，他把当代的一些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动态经济增长理论一些相关的要素，所做的梳理是相当有意思的。他把分析性的东西和综合性的东西，把自己的一些宏观的判断和具体的求证，在这本书里面做了的平衡。这个作品也是他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了，一般到了70岁写书，书不会出大问题了。年轻时写的书会有冲劲、片面的深刻，但是很容易错误。而老了以后……再老一点书都不会写了，因为他觉得写什么都是多余的，上帝都不说话。人类没有活得那么长，不懂才会不断地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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