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处理学术不端名硬实软缺“牙齿”
2016/11/21 千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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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除了“以论文论英雄”的制度缺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名硬实软、缺少“牙齿”。
文：柏木钉
来源：人民日报
据《科技日报》报道，在前不久中科院学部举行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直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科研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及其严重程度史无前例。
朱邦芬院士所说的“史无前例”并非危言耸听。近年来，诸如伪造数据、资料或结果，在科研材料、设备或研究过程中作假，窃取他人的思想、方法、成果或文字等学术不端行为不时出现，甚至呈现有增无减、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此仅举两个例子——
去年5月，英国大型医学学术机构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 Central)宣布撤销在其所属刊物上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
今年9月，美国知名网站“抄袭监察”(Plagiarism Watch)通过其英文论文抄袭检测系统顺藤摸瓜发现，世界科学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家英文论文造假公司与一家巴西SCI杂志默契合作，收费为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涉嫌抄袭、造假的论文。该网站发布的报告甚至建议：中国政府、大学和机构、出版商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中国研究滑向深渊”。
比例如此之高、数量如此之多、手段如此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在我国“史无前例”，恐怕在全球也是“史无前例”。
如何遏制“史无前例”的学术不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治乱须用重典，诚信建设要有“牙齿”。
诚哉此言。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以论文论英雄”的制度缺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名硬实软、缺少“牙齿”。虽然相关部门和领导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文件上，雷声大雨点小；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所谓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人员多为兼职，机构形同虚设，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以至于“零容忍”沦为“零作为”。此外，相关文件也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有威慑力的惩戒措施。
激浊才能扬清，惩前方可毖后。要想早日遏制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像反腐败那样，让学术诚信建设“长出牙齿”：在国家和单位层面上，建立真正的第三方独立学术监督机构，并让其有职有权、有人有位、有责有钱，不尽责就追责，以切实担负起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使命；在制度建设上，建立重典，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给出可操作的细节，使调查过程有效率，处罚结果有震慑力。
官员腐败不除，误党害民；学术造假不禁，科技难强。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性，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科研产出上看，学术不端行为导致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催生了大量的垃圾论文乃至假论文、假成果，致使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从科研资源上讲，财政经费来之不易、数量有限，学术不端行为浪费了有限的经费，糟蹋了宝贵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学术不端行为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践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扼杀了学术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有百弊而无一利。
是时候了——让学术诚信建设“长出牙齿”，把“零容忍”落到实处，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蔓延，让学术不端者尝到苦头，还中国的科学研究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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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是近年来科技界越来越多地显现和议论的问题，似乎有越打越多、屡禁不止的趋势。日前，在中科院学部举行的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中国物理快报主编、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提出了要区分科研中的学术不端与学术不当，坚决打击和遏制学术不端。
朱邦芬将科研行为分为负责任的科研行为、科研不当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三类。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是讲究科研诚信的，是对纳税人负责，对环境和未来负责，对学生负责的。
什么是科研(学术)不端行为？朱邦芬引用美国总统科技办公室2000年的一段叙述，包括：1. 伪造：伪造数据、资料或结果，并予以记录或报道；2. 篡改：在科研材料、设备或过程中作假，或者篡改、遗漏资料或结果，使科研记录不能准确地反映研究；3. 抄袭和剽窃：窃取他人的思想、方法、成果或文字而未给他人贡献以足够的说明。“尽管学术不端行为还有若干新的变种，如欺诈评审等，但最主要最恶劣的有上述三种。”朱邦芬说。
还有一些行为是介于学术诚信和学术不端之间的，朱邦芬认为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就是学术不当行为，“例如滥用同行评审特权、有损研究对象利益并对其隐瞒、有悖伦理道德的实验、故意忽略研究的负面结果等等。”
朱邦芬说，国内经常把前述三种典型学术不端行为和一些学术不当行为混为一谈，都称作学术不端，“这就扩大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内容，实际上包庇了最恶劣的学术不端行为。”
目前国内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都没有界定什么是学术不当行为。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就在学术规范(试行)中，就明确规范了不当科研行为的表现，如不当使用科研信息，未经授权，将在审阅稿件、项目申请书等文件时获取的信息、他人未公开作品或研究计划等，发表、透露给第三方或为己所用；不如实披露自己所发表的学术科研成果已知的瑕疵、缺陷或副作用；夸大有关学术成果的意义和作用；不当使用数据等等。此外还包括不当署名和非故意而导致的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等。
在论坛上，朱邦芬提出，要大力提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打击科研不端行为，实施“一票否决”；要从教育入手，批评科研不当行为。
对于科研诚信，朱邦芬把它提升到了现代科技发展基础的高度。“公众对科研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科研失去诚信，公众将不再信任和支持科研。而对科技工作者个体而言，一旦失去科研诚信，这将是其科研生涯的终结。”
谈到目前我国科研诚信现状时，朱邦芬用两个“史无前例”来形容：一是随着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滑坡，急功近利盛行以及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成为学界领导人和中坚，我国科研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及其严重程度史无前例；二是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增加和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各界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度史无前例。
为何能产生学术不端？朱邦芬认为既有不良学术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责任。不良环境包括：按论文数给奖金；按论文所发表的杂志影响因子评奖；发表论文数量与学生毕业或教师升职聘任挂钩；举报后单位仍疏于查处或包庇，“不能期待人们用道德的完善去填补制度的缼欠，而应该用制度的健全去引导人们不断走向道德的完整。”在个人责任上，学术不端行为的主因还是研究者自身的道德缼欠，因为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避免地有漏洞，不能以此为自己失足辩护。
在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也谈到了学术不端问题。到底是制度的缺失还是人品不端呢？杨卫认为两种因素都起作用，他用“几个坏苹果与一副烂筐”来举例，说筐在修补之中，坏苹果也时有出现。
杨卫提出，诚信建设要有“牙齿”，要处罚分明，治乱局要用重典；另外要有可执行的信用制度，包括违规者所依托单位也要建信用制度。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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