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幼儿教育：来自中、美、日三国的比较
2017/11/28 千人智库
导读幼儿园、托管机构作为孩子最早进行社会化、接受教育的场所，对于孩子的早期成长而言十分关键。因此，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幼儿教育”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摘自《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国，日本和美国》
来源： UltimaEdu创教育
转载自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
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的幼儿教育，同当前的中国社会一样，正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焦虑中的父母往往没有思考的余地，手足无措。
幼儿园、托管机构作为孩子最早进行社会化、接受教育的场所，对于孩子的早期成长而言十分关键。因此，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幼儿教育”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时，运用跨文化视野的研究成果，参照同我们具有共享相似的文化背景或者对我们的教育理念有直接影响的国家的幼儿教育经验，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清现实。
在中国，舶来观念与文化传统“此消彼长”的互动
我们曾经认为独生子女身上的个人主义性格特点需要通过“管”加以纠正。但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在当下的经济结构中取得成功，创造力、冒险精神等个人主义的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自从1985年我们开始做先前的研究以来，中国已经成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极具活力的佼佼者。那些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社会和经济改革鼓励了大城市中工商、企业家大量涌现，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这里，要把中国经济变化和幼儿教育课程改革相联系，其道理是很明显的：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成功进入到全球化经济里，要在全球化经济中取胜。同时，中国需要新型人才，一种更有创造力、冒险精神、更具适应能力、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要培养这样的新型公民，中国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施行新的教育方法。幼儿园需要改变课程和教学法，减少说教和约束，增加以儿童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
尽管大多数受访的中国幼教专家对上述道理都知晓，但是他们认为与其说新的幼儿教育范式旨在培养有冒险精神能创新的资本家，倒不如说是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相信新理念所具有的智慧性和正确性。
这样说来，中国幼儿教育观念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经济战略的转变引发的。我们认为，把教育中的变化看作在多个社会领域包括经济、政治、育儿等同时发生的价值观、信念和策略的转变，这样比较适合。其实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整个社会中经济观念的变化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无疑会影响幼儿园里每一个班级的教育活动；而幼儿园中的每日教育活动也无疑会在将来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每个国家的幼儿园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争取在保留传统和适应变革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每个国家都期望幼儿教育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培养儿童掌握一些新的技术与技能，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以此在未来取得成功。但与此同时，这三个国家又都期望他们的幼儿园能成为发扬本国文化的场所，让新一代儿童继续传承优良的传统思维、理解方式、观念和相处之道。中国社会要求幼儿教育机构培养的儿童能够在21世纪全球化经济变革中获得成功，但是它同时也需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幼儿园既要保持传统又要进行变革，它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压力来自经济、人口、政治、大众文化和智力资源等方面。
这段是我们在1989年的书中对先前大观幼儿园录像中积木游戏场景的描述：孩子们被要求坐在桌子旁边，入座后，老师给每个孩子分发木制拼花积木。积木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其中有几张结构图片，可供孩子们参考。这时，向老师对孩子们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搭积木，对吗？看着图来搭，我们玩这类游戏时，必须动脑子，对吗？你完成了，就举手，我们中的一位老师就会过去，看看你是否搭对了。现在开始，一定要尽力按顺序搭。”随后，孩子们开始静静地进行搭积木活动。那些不按顺序做的孩子们被老师纠正。
有一个孩子的盒子歪斜地放在桌子上，向老师把它摆正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十分钟后，大部分孩子完成了。老师走过来检查他们的完成情况。……十五分钟的搭建、拆开、重建后，有些孩子开始失去耐心，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和同桌小声说话。王老师说：“保持安静!做功课的时候，不能讲话，要安安静静地做!”
2002年幼儿园的积木游戏与其相比，有天壤之别。虽然老师仍然相信和期望通过积木游戏培养孩子们的空间知觉和智力发展，但这类活动不再被安排成或设计成为通过教学来提高智力的活动。在2002年录像中，我们听到老师告诉孩子们：“一会儿，我要带大家到楼下的积木室去搭积木。你打算用积木搭些什么呢？想搭什么就搭什么。我们看看谁搭得最棒。”正如这章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在整个积木室的活动时间里，孩子们跑着、笑着、尖叫着，老师也参与到游戏中，气氛活跃而愉快。
从1985年到2002年大观幼儿园积木游戏气氛和风格的变化受到了教育范式转换的影响，大观幼儿园正朝着“以游戏为主的教学”、“主动学习”和“尊重孩子”的方向发展，这也反映在董老师对此活动的思考中， 她说：过去每个孩子用一小盒积木进行游戏，现在看来，这样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独自玩积木的孩子错过了和其他人分享和合作的乐趣。
现在，我们使用积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起玩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较大的建构、交流和合作的空间，这些活动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石园长说，在新模式中，老师在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是“引导孩子，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并分享成功的欢乐”。
中国的早期教育借鉴大量的西方理念，正方兴未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幼教界会不停息地引进。事实上，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轮访谈显示，幼教界对外来理念已不似从前那般如饥似渴了……我们在2006年和2007年对中国幼儿教育工作者进行最后一轮的采访表明，1990年到2005年间，中国幼儿教育界强力推行的以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人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价值观重新认识中得到平衡。这预示着大张旗鼓地借鉴西方理念的时期很快会被一个使外来之物本土化、中西理念融合一体的时期所取代。
中西融合的进步主义教育兼收并蓄杜威、维果茨基、方案教学、瑞吉欧方法、儒家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原则以及一贯重视记忆、练习、掌握、知识和批评方法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提出，中国教育的全球化就像钟摆一样，在闭关自守和对外开放之间来回摆动。但与钟摆不同的是，它没有一个终点、固定点或事先预设点，相反，随着新型融合式教育的出现，国外和国内各种理念和因素的结合会给钟摆一个新的悬挂点，使钟锤摆动的幅度和位置不断地变换。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全球理念流通中处于消费端的中国，好像已作好理念供应者的姿态。或许，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向中国的幼儿教育去寻觅有创新性的理念。
或许，思南路幼儿园将成为下一个瑞吉欧，世界各地的幼儿园园长将奔赴上海访问观摩，学习中国幼儿教育里涌现出的融合模式，这种模式把建构主义和以儿童为中心的原则融入中国的大班制、集体观念、精通技能和专业以及通过批评的方式自善其身等传统中。
本土文化特征鲜明的日本幼儿教育
日本的早期教育反映了它固有的文化逻辑，因为它内在的文化根基，这种逻辑既不容易受到改变也不容易借鉴或影响国外的幼儿教育。这种深刻的文化逻辑使日本早期教育在世界幼教体系中独一无二，顺应了现代日本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对幼儿园能够保留日本文化价值的渴求。日本许多传统机构已经被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彻底脱胎换骨了，在人们眼中，幼儿园是在社会变迁的海洋中仅存的传承文化的小岛。
在新的小松谷保育园录像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和以前的录像中一样，老师并没有干涉孩子们之间的纠纷。但是这次争端不是发生在两个男孩间，而是一群女孩之间。一些看过这一录像的观众备感不安，因为他们觉得男孩子之间的身体对抗要比女孩子常见，也或者攻击行为来自一个群体而非个人会使旁观者强烈地感到这是欺负人的行为，在当今日本学校这种以强凌弱、以多压少的行为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对这起由玩具熊引发的争抢事件的一种看法是，这是大女孩结伙对付班上最小的女孩。不过，我们建议用一个更为准确和有帮助的方式来考虑这件事，即把整个事件当作是大女孩们对班上最不成熟的同学进行的一次社会化教育。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准确实用，森田老师和其他小松谷保育园教职工也是这样看的，也因为这种看法和传统的日本儿童社会化理论相辅相成，同时也是日本老师所熟悉的文化脚本。
我们觉得美国和中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会对日本小松谷保育园的一些活动或现象感到惊讶甚至不安。这些情景包括：老师对孩子之间的争抢纠纷不干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并为他们服务，男性员工和孩子们有亲密的身体接触等。
与中、美两国同行相比，日本幼儿教育工作者赋予孩子的肢体语言行为更多价值，给予更多宽容。看了这一片断的许多日本观众认为，女孩们的这些扭打与其说是行为失控，不如说是这些孩子做事更像四岁的孩子；与其说这些孩子行为差劲，不如说他们积极地发展社会性，只是用了不成熟、幼稚的方式。
森田老师所说的“在一边等待观察”，日文中是mimamoru。这个词是由两个动词结合在一起的，按字面意思是“看”和“守护、保护或者看守”。在吃午点时，我们在婴儿室看到了与mimamoru相似的做法，川井老师看着祐辅给一岁的将树喂饭。祐辅把小勺推得有点用力，将树就转过头来用一脸求助的表情看着老师。川井老师尽可能少干预，她只是靠近了一点，做了一个手势给宝宝将树鼓励也示意祐辅要更加小心手上用的力。川井老师用这种办法观察指导，微妙地帮助两个男孩子的交流。她没有打断这种交流，也没有使他们相互失去信心。这些日本老师能够克制自己并不急于干预，他们时刻掂量争端的轻重和可能会升级的危险，以及孩子所需要的社会交往经验的价值。如果他们操之过急进行干预，孩子就会无缘获得这种社交经验。
森田老师在奈绪和别的女孩争抢打架中看到的是双方社会性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女孩们能更好地处理奈绪的问题而不会使她太沮丧；奈绪也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任性情绪，和别人以其他的方式沟通得到玩具熊，而不是通过强硬争夺。奈绪和其他女孩们会逐渐走到一起，并和睦相处。这是当代日本社会中幼儿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强力干预或过多干预都会使其失去应有的效果。
为什么日本幼儿教育的理念对其他国家的相对影响不大？我们能给出的一个概括性解释是：日本幼儿教育深深地植根于自身文化的土壤，很难脱离其文化情境，因此也难以全球传播。我们认为，幼儿教育体系可以被分为两种：自觉构建的或自为自在的。自觉构建的体系可以走出国门因为它很容易被包装，这种体系的创建者善于表述自己的核心理念，比如，蒙台梭利的蒙台梭利教学法，丽莲·凯兹的方案教学，洛利斯·马拉古兹的瑞吉欧·艾米利亚教育和大卫·威卡特的高瞻课程都属于这类。这类体系大多有培训指南，如果不提倡培训指南，它就会一方面回避说教，但另一方面依然有一套办法去普及和推销该系统，例如瑞吉欧·艾米利亚利用世界各地来人学习观摩、学生艺术作品的流动展、研讨会、网站、书籍与杂志文章，甚至在美国还设有联络员等，为传播其理念引线搭桥。
与之相反，有日本特色的幼儿教育没有创建人，没有基础教材，也没有传播机制。总体来说，它没有课本指南来具体解释日本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没有职前教师教育专业去有系统地进行日本式培训。日本学前教育的特征是内在的，反映其很深的文化逻辑。政府对幼稚园(yōchien)和保育园(hoikuen)提出的目标着重强调了社会公益心、儿童生动活泼、创造性、对自然的感恩、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移情心等价值观，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却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向，也没有给出像美国那样把发展适宜性的教学标准化，或像中国那样把幼儿教育课程改革做多层次解读。
日本学前教育体系的特质和长处，包括课堂中混乱与有序的交替(Sano，1989)，避免过早介入孩子间的纠纷，靠高生师比促进孩子同伴互动，重视情感，尤其是移情的发展，这些都没有在课程指南中明确说明，没有写进教师培训手册或幼儿园宗旨，没有在教育学院中讲授，也没有日本学者在学术刊物上探讨。
而这些教学理念和方法是代代相传的结果，与其说是在大学里讲授的原则和写在课程与教科书中的指南，倒不如说是师傅传徒弟，新教师向老教师(有的只有一两年工作经验)取经而获得。因为这些日本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心照不宣、逐渐衍生的而不是特意设置的，所以它们既没受到刻意宣传也没有遭到众多反对。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特征没有人为的显著标识，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它们不用特别提及，因此也不需要解释说明或标准化，也就难以包装之后行销海外。
日本幼儿教育难以走出国门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日本儿童教成日本人。我们已经指出，日本幼儿园的教育是把日本传统价值传给幼儿使其得以发展，如移情心(omoiyari)、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能力(kejime)以及人际交往意识(shūdan shugi)。虽然这些价值观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有类似的价值表达，但它们的内涵不同，在别的文化中也不都是教育重点。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为了达到日本幼儿教育的目的，去借鉴日本幼儿教育的方法，只能是徒劳无功。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
美国幼儿教育实践的吸纳与输出
无论是在1985 年还是在2005 年，中国和美国幼儿教育的目标与实践都存在巨大差异。起初，中国注重管和教，凡事严格要求，而美国注重游戏和个人选择；二十年后，中国幼儿教育目标转向了儿童主导的活动和创造性的培养，而美国的幼儿教育却掉转船头，开始重视幼儿入学准备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前，美国这两类托幼机构是明显区分的。
半日制幼儿园多为中、上层阶级家庭服务，而日托中心是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因为大多数中、上层阶级家庭的母亲不工作，还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孩子不需要在家庭以外参与更多的社会化活动，所以半日制幼儿园通常仅为孩子提供半天区角游戏活动，且孩子一周只来园两三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市郊住宅区的兴起，单一收入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以及中产阶级的全职主妇数量猛增，半日制幼儿园也如雨后春笋般随之增加。
从1970年代起，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女权运动伴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使大批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母亲外出工作。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日托机构需求的增加。
1970-1980 年代，中产阶层的幼儿父母通常选择家庭式的托幼服务机构，而不是日托中心，因为日托中心多少有为贫穷家庭服务的名声，而且以保育为主而非教育。1980年代初期，为了满足中产阶层家庭对日托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半日制的幼儿园开始延长白天的服务时间，更新机构名称，逐步演变为儿童中心(children’s centers)。儿童中心的兴起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提供托幼服务上依然留下一个大缺口。1985年，全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四岁孩子在儿童中心类的托幼机构，这包括“开端计划”(Head Start)中极端贫困家庭的孩子、私立营利性和教堂办的非营利性日托机构中工薪阶层的孩子，还有在私立的多为非营利儿童中心里的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这后一种非营利儿童中心是以前半日幼儿园演变过来的。
这些按社会阶层需要而形成的混合型托幼服务市场使得大批家庭的幼儿不能进入正规的儿童中心类幼儿园。有些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幼儿父母愿找亲朋好友办的家庭托幼服务，喜欢那种家庭气氛；还有很多幼儿父母也选择这类服务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负担得起、质量高的托幼园。
在美国，这类问题通常被归结为中间层次托幼服务的短缺，即那些没有穷到够资格进入“开端计划”和其他扶贫托幼机构的家庭，但因其收入低，又付不起较好儿童中心的学费。这类家庭通常称为“掉到缺口里”的家庭，其数目相当大。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些穷得有资格进入“开端计划”贫困家庭的低收入和那些能缴付像圣提摩西这样私立幼儿园学费家庭的高收入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很悬殊。同时，也有一些富裕和收入一般的家庭，选择把孩子留在家中，一直等到上学前班。
1990年代是美国幼儿教育对外开放的时代，主要受到来自意大利瑞吉欧·艾米利亚地区学前教育的影响。根据我们在美国的采访，当问及自1985年以来幼儿教育最大的变化时，园长和老师往往提及“瑞吉欧”的影响，他们总会说起那个意大利的地名。在我们的追问下，他们会具体提到瑞吉欧的影响主要在于艺术和美学方面以及对儿童的学习记录。
为什么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幼儿教育模式能对美国早期教育的意识形态(先且不提课堂实践)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其中的缘由比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直接借鉴先进理念要复杂得多。当然，瑞吉欧·艾米利亚拥有良好的幼儿园，可是，意大利其他地区以及很多别的国家同样有很优秀的幼儿园；而且就中国和日本也同样有很好的幼儿园。尽管如此，美国幼儿教育界并没效仿这些幼儿园的教学实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幼儿教育体系可以出口美国，而其他具有潜在价值的幼儿教育理念却没能在美国流行起来？
特别讽刺的是，瑞吉欧·艾米利亚走红国际是因为它的核心理念之一，或者说它最根本的理念：学前教育要建在全体教职员工和广大社区之间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家长和社区踊跃支持不断参与。这种参与反映了这个城市家长、教师和行政官员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然而，为瑞吉欧·艾米利亚模式提供了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原则输入到美国后又会怎样呢？瑞吉欧·艾米利亚的政治信仰、社会主义原则和让许多美国人反感的基本内容先被一通剥光，仅剩下瑞吉欧·艾米利亚实践中最吸引美国中产阶级情调的那些东西，即强调审美和对儿童的思考和学习记录。这说明能够成功地跨越国界并且在其他文化环境中生根发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外乎下面两种情况：要么是按照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1987)的说法，不依赖于环境,可以四处通用的体系，如林奈植物分类法、高瞻课程和其他类似包装过的课程；要么是在输出时把原有地方性的特点清理干净，就像康一岩渕(Koichi Iwabuchi，2004)所说：除去“它们的文化气味”，像瑞吉欧那样失去原有的特定情境和特点(Tobin，2005)。
在先前的研究中，就美国文化和实践的核心理念，我们归纳出如下几点：自由选择、自我表达、个人权利和对幸福的追求。事隔一代人后，我们在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幼儿教育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人们使用一番新的道理来支持为人熟悉的教学实践。有些旧的教学实践在逐渐变化，有些新的实践得到引进，但是总的来说，仍与我们之前发现的上一代文化信念和实践相差无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幼儿教育无论在幼儿园的园所数量还是在平均服务的质量上都比较落后。关于这一点，2001年经济合作组织的报告中有明确说明，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在全球传播早期教育理念和课程中居世界领先地位。输出教育理念和方法在国际贸易中是重要的生财之道(Steiner Khamsi, 2004, 204-207)。
一方面，美国在国内为建立良好、完整的早期保育、教育体系常常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外销售“美国制造”的高瞻课程、方案教学和其他课程并使之全球传播，这些绝非偶然。美国幼儿保育教育体系七零八落、时常变动、争论不休的状态为国内早期教育研究、培训和课程创新工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广阔市场。高瞻课程和其他美国研发机构在国内市场中通过有资助的、有合同保障的研究得以推出产品元件，然后再通过改善产品将其推向海外。
作者：约瑟夫·杰·托宾(Joseph Jay Tobin)，美国佐治亚大学Elizabeth Garrard Hall讲席教授；国际知名的教育人类学家、学前教育研究专家。其研究主要涉及跨文化视野下的学前教育、移民儿童、儿童与媒体等。托宾教授开创的 Video-Cued Multivocal Ethnography(用录像引发多重声音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极具突破性和创新意义，被学界广泛推崇为质性研究方法的典范。
托宾教授于 1989 年及 2009 年分别出版(合著)的《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国，日本和美国》及《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国，日本和美国》两本专著，被誉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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