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改革始于对“落后”的认知和坦承
2017/8/6 孙立平社会观察

    

     在《中国改革是哪来的？起因是什么？》一文的最后，我说到：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对于“落后”的发现和承认。实际上，改革就是始于对“落后”的认知，没有对“落后”的认知，就没有改革。

     而这个对“落后”的认知，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意味着原来双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立开始缓和下来，原来被浓重意识形态氛围遮蔽的常识性认知重新浮现出来。这首先表现在，起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有限的对外开放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共引进了26个成套项目。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设备引进。

     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三个世界理论意味着，第一，中国不想做或者不想去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了，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一员，顶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第二，第三世界是相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的，是相当于发达国家而言的，因此，第三世界实际上是把自己定位于不发达国家。

     当然，对于“落后”的透彻的认知，并将这个认知公开摆在桌面上，还需要有一个条件，即领导层的更替。因为对“落后”的真正认知和公开承认，既涉及面子也涉及责任问题。而新的一届领导层则可以完全甩掉这个包袱，甚至可以通过坦承原来的“落后”，凸显自己的功绩，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新的合法性基础。

     不管怎么说，领导层的更替，特别是有了四人帮这样一个“弊端的承载体”，给了人们一个方便的对之前的弊端和“落后”进行审视和反思的机会。

     在研究中国改革的学者中，不少人都强调开放对于改革的作用。甚至有人更明确地说，中国实际上是开放促成了改革。更有人说，改革其实就是开放的配套措施。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开放对于“落后”的认知和承认，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当时中国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震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当中，对于当时西方正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的接触和认知，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紧迫感。记得当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被翻译引进过来。报纸刊物上，关于西方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话题。

     对外部世界的见识与了解，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更客观地看待自己，承认自己的落后。并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记得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字眼就是“球籍问题”，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迎头赶上，就会被开出球籍。二是促成了从承认落后到往前走进行变革的意识的转变，促成了出路究竟在哪里的思考。

     不错，在当时确实有往回走和往前走的分歧。所谓往回走，就是回到文革前的17年。因为当时的决策者毕竟绝大多数就是17年时期的执政者，他们对17年更熟悉，更有感情。而且与文革的混乱相比，17年也确实显得较为正常一些。

    

     这当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往前走的主张占了上风，而回到17年的主张没有成为主流？

     对这个问题，很难用单一的因素进行解释。粗略地说，可以看到如下因素的作用。

     第一，文革的反弹力。在当时，这个反弹力是巨大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对于文革的评价远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分歧(今天对文革评价的分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之为对改革的反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第二，现代化的话语。在文革后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文革结束之后，现代化更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基于对文革及文革前体制的反思，基于走出贫困和落后的渴望，基于对现代主流文明的认知，实现现代化成为毋庸置疑的目标。

     第三，国际大环境。那时候，不但西方的发展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而且，那时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当时的苏东国家，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第四，所有这一切，在社会的主流精英中，尤其是在执政者中，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绝不能回到过去的旧体制中，而应当对旧体制进行变革。中国的出路不是17年旧体制的复归，而是通过变革走向一条新路，并经由这条新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但正如秦晖教授指出的，那时的共识是走出旧体制。但走向哪里？则没有明确的共识。其实，说没有共识也不确切。因为没有共识往往指的是个各有各的主张，但达不成一致的意见。而那时，实际上是，即使有分歧，每种主张自己也都没有确切的目标和路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当然，到后期确实出现了摸着石头也不过河的现象，但那是另一回事了。

     每期一图

    

     摄于呼伦贝尔鄂温克旗。

     开通赞赏功能。下面的二维码是苹果手机的，需扫描。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孙立平社会观察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