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垄断:第一位的是活动空间,第二位的才是资源
2017/8/16 孙立平社会观察

    

     这是讨论改革问题的第四篇。所写内容与现在无关,就当作是历史学文章吧。但改革作为一段历史,其中的许多问题是值得探究的。

     研究改革,回避不了的问题之一是,我们从哪里来?即改革前的那种体制是什么?我们如何界定?在《改革前的那个体制究竟叫什么体制? 》一文中,我讨论了再分配体制的概念。但再分配体制是从经济体制的意义上来说的,那整个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

     在前面的《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一文中,我说:可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其实,我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使用“总体性社会”这个概念的。但这里要交代一下的是,这个词不是我独创的。这个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他提出了totalism这个概念。后来他自己也好,国内学者也好,都将其称之为全能主义。但这个词本身强调的是总体性。

     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概念。但极权主义概念,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因此而具有贬义的特征。邹谠先生是想用totalism这个概念,取代极权主义的概念。而totalism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这样使用起来也方便。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使用总体性社会这个概念。

     这个总体性很重要。总体性社会的概念,确实可以使我们更好认识当时社会的一些重要特征。

     比如说,说到改革前中国社会,人们总会首先提到国家对资源的垄断。但仅仅看到这一点,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国家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还垄断着社会活动的空间。

     让我从一些小事说起。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三难”的说法,即住宿难、吃饭难、理发难。记得80年代初,我在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北大周围只有一个饭馆,即长征饭庄(原来叫长征食堂),是一个国营的饭馆。有时同学回校在一起吃饭,占座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有时甚至等座的人要围在吃饭人的桌旁等。现在想想那时的情景都觉得有点滑稽:一桌人在那里吃饭,周围围着一圈等座的,有的甚至将脚蹬在就餐人椅子的横梁上。但当时就这样。

     因为,那时的饭馆只有国营的,因而数量很少。大约是到了80年代中期,私营的饭馆才开始大量出现。而私营旅店的出现应该是更晚的事情。对此,人们经常用国家对资源垄断的角度来解释。这应当是不错的,因为那时候个人一般不具有开饭馆、开旅店的资源。但仔细琢磨一下,也不完全是这个。如果说个人开饭馆、旅店还需要一笔像样的资源的话,理发就不一样了。最简陋的,有一个推子,一把凳子,一块白布,在路边就可以开个理发摊。但当时政策不允许。

     对了,就是这个“政策不允许”,极为重要。这个“政策不允许”表明的是,当时国家垄断的不仅仅是资源,同时也垄断着“社会活动的空间”,即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领域或场所。也就是说,即使你有某个方面的资源也不行,这个空间是由国家垄断的,是不对个人开放的。这样的垄断岂是资源垄断可以概括的?

     所以在1993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也就是说,改革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方面释放“自由流动资源”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扩展“自由活动空间”的过程(这个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叫政策允许范围的扩大)。将活动空间与资源区分开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新的东西。

     比如,在中国不同地区,“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各自释放的速度或顺序是不一样的,这对于中国后来发展的格局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深圳本身并没有像样的资源,但特区的建立,实际上是赋予了其别处没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别的地方不允许做的事情深圳可以做。这样,独有的自由活动空间就吸引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包括资金和人才)。相反的例子是东北。那时东北的资源和人才优势是很明显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自由活动空间很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很死),不但不能吸引外部的资源,甚至孔雀东南飞,资源和人才纷纷跑到自由活动空间更大的地方。

     再比如,市场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原来似乎都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改革,使得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特别是随着私有化的进程,更多的资源开始为民间所拥有,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化进程的不可逆性。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自信的宣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其实所有这些人都忽略了一点,控制是总体性的,甚至可以说,对于空间的控制是第一位的,而对于资源的控制可能是第二位的。

     总体性社会的核心当然是总体性权力。也就是说,这种权力高度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运作逻辑。说一件事情。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个群体性事件:80年代初某地修了一个水库,淹了三个村子,结果引起了一场持续将近20年的上访抗争过程。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被淹的是三个村子,有轻有重。你猜猜,哪个村子上访抗争坚持的时间更长?一般会以为是淹得最重的那个村子。其实恰恰相反,是淹得最轻的那个村子。为什么呢?

     我学生研究的结果是:在坚持时间最长的那个村子,有一个带头上访的精英人物,是一个中学教师。这家伙极为聪明,所有的抗争都严格遵守法律,地方政府也拿他没什么办法。但他百密一疏,生了好几个孩子,严重超生。这样,政府就找到了整治他的把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有继续努力将抗争坚持下去,并在抗争中保持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从而使他自己能得到民众的保护。

     晋军博士提出了一对概念,即精英逻辑和灾民逻辑来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即灾民的目标是获得补偿,而精英的逻辑则是将抗争进行下去,从而使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我感兴趣的问题则是,这当中的总体性权力以及由这种总体性权力所形成的抗争逻辑:由于权力是总体性的,不在这个地方也能在另一个地方找上(整治)你,给你小鞋穿;这样就使得抗争精英总是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中,于是他们就只能用使抗争不停下来的方式获得安全感。其实,中国许多群体性事件中,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因素的作用。

     总体性权力是通过一系列机制运作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机制。这个组织机制最重要的是四大系统:政党组织系统、行政组织系统、单位制组织系统和街居组织系统。这方面就不方便具体分析了。

     每期一图

    

     2014年摄于呼伦贝尔莫尔道嘎

     新写的原创文章开通赞赏功能。下面的二维码是苹果手机的,需扫描。

    

    

     长按或扫描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孙立平社会观察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