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如何界定前体制的弊端:大锅饭是一锅还是多锅?
2017/8/21 孙立平社会观察

    

     改革的方向取决于对改革前体制弊端的界定,因此,如何界定改革前体制的弊端就非常重要。对前体制弊端界定的偏差,有可能导致此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偏差。

     这里仅以分配的问题为例进行讨论。大家都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词非常流行:大锅饭,铁饭碗。在那个时候,主流的舆论是认为,大锅饭,铁饭碗是前体制的突出弊端。因此,改革就要破大锅饭,砸铁饭碗。于是,破大锅饭,砸铁饭碗就成为当时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记得1988年或1989年,在一本似乎叫《国情研究》的杂志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把改革前体制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如果说是大锅饭也不是一锅,而是几锅,此外还有小锅。也就是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

     说当时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没有错。比如,当时全国同样级别的干部、工人工资都是一样的(地区间有一些差别),没有奖金,干好干坏一个样。全国的大学生,毕业时的工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会固定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冻结状态)。说这个是大锅饭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大锅饭严重影响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通过改革破除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造就新的激励机制,当然是必要的。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的同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明显存在的。

     首先,特权的存在。杨奎松教授指出,当时实行的是官阶差序标准,同时把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

     其次,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1979年), 比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世界银行,1983)。在那个时候,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是低得可怜,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列制度安排,城市居民和农民成为两种事实上的等级身份。

     再次,在城市中干部和工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这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福利上。比如,住房的分配和补贴、医疗待遇、子女教育和就业等等。

     我要说的是,将改革前的体制是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还是界定为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这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那就要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解决锅内平均主义的问题,强调拉开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如果界定为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大锅饭不是一锅而是几锅,甚至还有小锅,那就应该在解决锅内平均主义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锅际的不平等问题。

     但由于当时对改革前弊端的定位有问题,导致改革只强调了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只强调了拉开收入差别的必要性,而忽视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结果是在这方面越走越偏,不但在改革之初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特权迅速恢复,而且此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应当说,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每期一图

    

     延安甘泉雨岔大峡谷,摄于201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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