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甜头推动历史
2014/3/16 稻田报告

     人都是贪婪的。历史要往前发展,总得有那么点利益驱动。革命也好,卖国也罢,总之,无利不起早,总要有那么点甜头,否则咱历史的车轮哪,它就动不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里面,记录了庚子年之前,天津的基督教会吸引信徒的手法:

     他说啊,当年为了吸引中国人信教,教会常常要煮上大锅大锅的稀饭,摆到教堂的前面,发放给逃荒来津的饥民。这种粥哇,当年被当地人称为 “毛子粥”。

     神父们发粥的场景,那是相当滑稽的,他们往往一边施粥,一边向饥民推销基督教:“怎么样? 信主吧! 入会吧!入会我再赏你五块钱!”

     又有粥喝,又有钱领,这基督教,还是吸引了大批的“善男信女”。

     当然,这传教,也得要看对象,有些人吃了认,可是也有人吃了抹嘴不认的。老红军涂国林在《狱中记实》里面,记录了他蹲国民党监狱的一起往事:

     1929年。上海漕河泾监狱。涂国林被关押在此。当时的国民党监狱里,每个月都会有寺庙的和尚、基督教的传教士,来给犯人们施舍一些食物、并顺便宣传一下教义、以期发展一些潜在的信徒。

     每次这些宗教人士到来,狱卒都会高喊:“谁信教?!过来领菜!” 于是,犯人们这会儿齐喊:“我信佛!我信基督!我啥都信!”

     于是,传教人士开始分发食物。分完之后,有的犯人刚刚咽下食道呢,立马就翻脸,并开口骂人:“我操你妈!老子才不信你!”

     传教人士要遇到这号流氓,也无可奈何,只好叹息而退。

     那么,流氓最好的归宿是什么呢?在近代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兵。

     当兵,是当年流氓最好的归宿。当年的清军,许多就是收编的土匪,例如什么陆荣廷啊、张作霖啊、董福祥啊……嘿,简直是数不清。

     所以,旧式军队的军纪差。徐永昌在《求己斋回忆录》里,记录了他所目睹的 1912年2月29日 北京兵变一幕,内容如下:

     “……..我当时在通州当兵,北京的变兵,抢了老百姓许多钱财,我的战友于是去抢变兵的钱财,实在抢不到变兵的时候,不甘心空手而归、索性抢劫城外的居民家,一时间,军风堕落,战友们见面就互相打听:今天收成如何?有的战友抢到钱、分些给长官,所以长官也睁只眼、闭只眼……..”

     徐永昌的文字,记录了旧式军队以下的丑恶现象:

     1、当兵的有枪在手,抢劫老百姓,可以发财。

     2、为了争夺赃物,兵与兵之间,有时也互相抢劫。

     3、兵抢到了、和长官分享。长官以这种方式“入伙”。

     这就是旧中国军队的生态。所以旧式军队有“兵匪一家”的说法。

     你又要我卖命、又没有甜头。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那怎么行呢?

     总要有点儿甜头。否则啊,谁都叫不动,啥都干不了。

     你就说这“剪辫子”的事情吧。清廷虽然是倒台了,可是那辫子呀,可是自己从小就留起来的,虽然说它是“奴隶”的象征,可是真要剪掉,心里还真有点不太愿意。

     那么,当年的部队,怎样动员士兵剪辫子呢?有两种办法:1、不剪就罚。2、给点甜头。或者双管齐下、恩威并施。

     其中,冯玉祥的部队,就采取了以下的办法:“剪辫子,赏银一块钱”。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里,是这样忆述此事的:

     “……新兵们还都留着辫子,成营后不久,袁世凯下令剪辫子。我召集士兵,作了一番宣传,说明了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的历史讲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在剪辫子的时候,仍然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有的连饭都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苦笑,但肚子里却在流泪。剪辫子时,一排一排拍照留念,并每人发一块钱赏银,剪掉的辫子,有的郑重地包好、寄回家珍藏,有的哭了三四天不止,总是觉得不习惯……”

     不习惯归不习惯,好歹也有那么一块钱“甜头”。可不要小看这一块钱,这点儿甜头,对军心的稳定,可有用了。

     你要让人干他不愿意干的事儿,总要给那么点儿甜头才行。

     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记录了这么一个现象:

     蒋介石在1927年4月“反共清党”之后,上海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们,开始四处搜捕共产党员。中共的情报人员顾顺章,凭着自己在青帮里发展的关系网,经常能够在逮捕行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就获得警察的提前“通报”,然后,顾顺章会给予警察一些酬劳。

     这下一来,你猜发生什么了?久而久之,巡捕房的警察们,就将 “抓共产党” 这个事儿,当作了本部门的“生财之道”。抓了放,放了又抓。财源滚滚,不亦乐乎。

     这上海租界的警察,显然是尝到了甜头、甚至将它发展成一块“业务”了。

     在当年,搞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甜头可尝,谁愿意跟你去拼命?

     工农革命老同志黄雍,在《1927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一文里,写下了这样的一份回忆:

     “…….在攻打(广东)陆丰大安之前,我们曾经鼓励大家伙:打进大安之后,每个人都能发一些钱,但是,打进大安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很多赤卫队员遂要求回家去,很快,我们查封了镇里的一家当铺,没收了许多金银,每个参加打大安的赤卫队员,都发了两个大洋。这样一来,他们就都不愿意回去了……..”

     看到了吧?我提着脑袋儿,跟你打土豪,打完之后,没有甜头,谁还干呢?

     无独有偶。《杨成武回忆录》也记载了这样一件往事:

     在长征途中。红军打进了贵州茅台镇,战士们发现:当地许多地主、土豪家里,堆满了一罐一罐的茅台酒。

     战士们没收了地主、土豪家里的这些茅台酒。喜欢喝酒的红军将士,当场喝了个痛快。有的酒,也分给了当地的穷苦老百姓。

     实在喝不完、也分不完的,则将茅台酒倒出来、用来泡脚、洗脚,据说,这样可以 “舒筋活络”。

     茅台酒泡脚。这样的生活水平,谁能跟咱比?

     干革命,总得图个啥吧?不能啥都不图吧?

     这打江山哪,要凭个“民心”,可是这“民心”该如何获得呢?其实窍门还是这两个字:“甜头”。

     《汪东兴日记》1947年6月30日,记录了这样一件往事:

     陕西某农村。八路军组织当地的人民群众“抢收”地主家的麦子。“抢收”完麦子之后,八路军将麦子分给老百姓。

     人民群众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很高兴,大声高唱 “军民鱼水”。

     很快,当地的地主武装组织了“还乡团”,携带枪支,匆忙赶来,试图抢回自己的麦子。

     八路军是正规军,立即开展反击,当然不费吹灰之力,打跑了这些地主杂牌武装。

     “民心”是咋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没有甜头,哪来的民心?

     不但民心,有时候连那 “统战工作”,也需要给点甜头。润滑润滑。

     江山变色之后,行将就木的李宗仁考虑“落叶归根”。

     在他下决心之前,李宗仁派了秘书程思远先回到北京,将李宗仁收藏的一些书画,也带了回来。

     北京显然 “很会做人”、果断拿出了十一万美元,将李宗仁的这批字画,通通都给买了下来。

     李宗仁收到了花绿绿的美钞之后,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说:“北京真识货!北京真识货!”

     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统战部” 工作人员宋堃,将这件不起眼的往事,写进了回忆文章《追忆李宗仁归来》当中。

     尝到甜头之后,李宗仁义无反顾地回归大陆,“落叶归根” 了。

     这就是:历史。

     冯学荣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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