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投行梦
2014/6/1 稻田报告
华尔街先生”——那些投资银行家，已经遇到了麻烦。
2012年12月的一天晚上，程思宇收到上司的短信，约他第二天早晨上班前到楼下的星巴克碰面。他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他听说这是华尔街的习惯，如果被上司约到楼下的星巴克，总是有坏消息。
程思宇实习所在的是一家美国的小型投资银行，在中国主要针对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鼎盛时期公司拥有过超过20名员工，在过去10年里曾为超过60家中国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这是程思宇梦想的一份工作，他也是这里最优秀的实习生，在员工聚餐时他是唯一受到邀请的实习生，上司也曾暗示过愿意他留下。
为了走到这一步，程思宇精心策划了过去的5年。他大学读的本来是机械工程，在大四那年，金融危机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投行，并对此产生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热情。在他眼中，投行是一群最聪明的人在做可以影响世界的事，当然，他们还有奢侈的物质生活。这个画面吸引了一向好胜的程思宇，这个一路从成都到上海交大班上永恒的尖子生。要在上海立足、出人头地、继续证明自己，外资投行在他看来是最好的选择。
程思宇曾仔细分析了投行的人才需求和自己的情况，决定把自己塑造成混合型背景的人才，这在金融机构里往往更受欢迎。于是毕业后他先到一家500强的汽车公司做了两年管培生，然后到市场研究部工作了一年。这份工作不仅让他掌握了对产品和行业的调研方法，也积累了一些人脉。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自学金融知识、考CPA、报考复旦金融系研究生上。
他知道外资投行注重金融机构的实习背景，所以刚开始读研，他就不停地寻找实习机会。在达到自己的目标前，两年里他在麦肯锡、埃森哲、中银国际、国泰君安都实习过。2012年1月，他终于跨进了外资投行的大门，来到这家美国投行实习。
同样有着外资投行梦的Cindy比程思宇起初幸运不少。她是2007年毕业于美国一所大学的金融系研究生，还曾在贝尔斯登衍生品部门实习过6个月。回国后她顺利拿到了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和一家香港券商刚成立的投行部的Offer。而她毅然选择了后者，“投行的光环感是很难抗拒的。”
但是在投行的工作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光鲜。她前两年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准备文件、做PPT、做财务模型。由于投行总部在香港，上海的投行部更像是个办事处，仅有的几个同事都是负责基础的事务。她称自己的工作很琐碎、重复，和其它任何一份普通工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与企业的真正交涉和决策权都是由总部的MD亲自来做的。
MD(Managing Director)是投行部门里最高的职位。在MD之下的职位有Director (总监)、VP、Senior Manager(高级经理)、Manager(经理)、Associate(助理)等。在外资投行中，只有MD才真正有话语权，他们手中往往有丰富的企业资源和人脉。MD从不需要担心裁员和失业的问题，只要手上有资源总是不停会有猎头找上门。
成为MD是Cindy和程思宇共同的目标，那是财务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共同实现。Cindy算是做得不错的，在4年半的时间里她取得了Manager的职位，躲过了去年公司投行部的一轮裁员。她本以为自己会沿着投行的职业规划一直走下去，估计自己两年内可以升到Senior Manager。
然而Cindy的计划被2012年5月的一天突然改变了。她还没来得及做平时的第一件事——打开电脑，就被叫到了HR办公室。她被告知公司决定撤掉上海和深圳的投行部，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作为补偿，她将拿到6个月额外的薪酬。
Cindy走出HR办公室还没回过神，公司的电脑已经被收走了。虽然她早就知道公司的一些客户因为达不到香港的上市要求做了一半就做不下去了，客户拖欠的差旅费和服务费一直影响着公司的现金流，她也经常看到关于投行裁员的新闻报道，但她并没有想到，能力不错的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半年多以后，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程思宇身上。正如他收到短信时的不祥预感，第二天早晨他的上司在星巴克告诉他公司决定撤掉中国的投行部。不过现在他比Cindy幸运的是这个MD主动提出带他一起到一家中资投行。
现在几乎所有的外资投行都进入了hirecount freeze，通俗点说，就是裁员潮。这是它们面临市场低迷惯用的节流措施。这两年里撤掉中国办公室的美国投行有罗仕证券、Rodman & Renshaw Capital Group和PiperJaffray等。据Dealogic数据，2011年中国企业在美国交易所实施的反向并购总额只有7400万美元，大大少于2008年高峰期的13.4亿美元。而过去3年中资企业赴美IPO规模也减少了2/3。财务披露以及企业架构的问题已经让投资者失去了对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的信心。
香港市场也陷入了同样的低谷。2012年上半年港交所的IPO只有306亿港元，比2011年同期下降了84%，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也比2011年下滑了25%。截至2012年10月，以全球集资规模计算，香港已从第一位下滑至第六位，许多企业因为市场低迷担心破发而延迟了赴港IPO计划。为了节省成本，在中国设有投行部的香港券商也在纷纷裁员，剩余不多的业务由香港投行总部接管，Cindy的职业理想就这样成了节流的牺牲品。
于是程思宇经过考虑后决定放弃找下一个外资投行的机会，接受MD的邀请。而对于已有4年多投行经验的Cindy，她既不了解中国IPO市场的操作规则，又不愿意和无数个像程思宇这样的应届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在过去半年里，她也曾多次懊悔，为什么当年一心只想进外资投行。如果当初选择了一家中资投行，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虽然中国IPO市场的低迷也对投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中国的审核制度以及企业文化让中资投行有着不同的生存规则。一个企业为了达到证监会的审核标准往往需要一两年的时间重组企业架构，有的甚至更长，而等待审批的时间也往往在8个月以上。即便现在IPO停发了一段时间，有未来上市计划的企业现在依然需要前期的服务。
中资投行往往对裁员十分谨慎，也只有中信、中金这样的大型投行为了节省成本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末位淘汰制。中小型投行现在采取的节流方式则更多是降低保荐人的津贴，裁员对它们也许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冗长的IPO准备期让它们不得不在低迷时期坚持下去，如果等到IPO市场好转起来再重新发展投行业务就会错失市场机会。
这让在中资投行工作的沈亮看上去比Cindy他们幸运一些。她既不是海归，也非名校毕业，也没有显赫的实习经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2009年毕业时投了上百封简历最后只找到了一家中资的中型投行的工作。
沈亮的前两年和Cindy的截然不同。入职的第一个星期，没有太多的培训，她就被派到了仅有两三个人负责的项目上。“投行的实际操作和书本上的完全不一样。做事的逻辑、怎么理解证监会的规则、和企业打交道的方式，这一切都是新的。每一天学到的东西都是超负荷的。”
她用“惶恐”这个词形容自己前两年的状态。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和朋友吃饭，只要看到老板的电话她就会立刻拿出笔和本子，生怕自己漏掉了重要的信息。她每个月几乎只有三四天呆在上海，其它时间都在出差。
工作的第二年，沈亮所在的项目成功发行了IPO，她拿到了人生第一笔提成，总共5万多元。在过去的3年半里，沈亮已经接触了5个项目的不同阶段。两个月前，因为公司传出保荐人降薪的消息，她所在小组的保荐人带着她一起跳到了另一家券商。
跳槽在中资投行中非常频繁，尤其是保荐人，保荐人往往还会带着小组里的一两个成员一起跳，这也是为什么中小券商不敢轻易裁员的原因。由于证监会要求一个上市企业必须有两个保荐人一起签字，要具备投行牌照需要至少有四名保荐人。券商要发展投行业务就必须增加保荐人的数量。不同的投行在项目提成上差异很大，大型投行因为自身的平台资源优势提成最低的只有5%，而中小券商往往需要保荐人的资源，项目提成最高可能达到70%。
但是到了2012年底，金融圈的猎头们发现他们手里的人才储备几乎是过去的两倍。中资投行、券商、实力更小的券商，也开始了一股裁员潮。
2012年12月7日下班后，华泰证券召开裁员动员大会，投行部门将裁员约200人，研究所将裁约100人。
这并非唯一在“瘦身”的证券公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等近期也开始调整考核体系，被员工视为变相裁员。19家上市券商中，2012年11月份净利润环比增长的仅7家。
在中资投行的体制里，除了有和外资投行一样的从Associate到MD的职位分级，还有另一条平行评估标准：是否有保荐人资格。投行人员的基本薪资也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职位薪资和保荐人津贴，这个津贴在中小型投行往往会高于职位薪资。
成为保荐人需要过两关，一关是工作两年以上可以参加的保荐人资格考试，一关是要作为协办人成功发行一个项目。这个考试每年只有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只有百分之十几，2010年曾创造了1.05%的最低通过率记录。考试通过后，还要碰运气看公司是否有项目发行，以及部门中有多少人已经通过考试在等协办的机会。
沈亮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保荐人。2011年她第一次参加这个考试没通过，2012年12月1日又考了一次。在沈亮看来，工作经验再丰富、职位再高，没有保荐人资格就等于没有真正对项目的控制权，只能做一线职业。
2012年保代的新制度将签字权扩大了一倍，可以同时签字两家主板和两家创业板企业，大大降低了保荐人的稀缺性和津贴，甚至有的投行已经取消了津贴。曾经两三百万的年薪2012年骤降，有的保荐人甚至感到了每月一两万的房贷压力。据同花顺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中国有2241名保荐人分布在74家投行中。而目前等待审批上市的公司有800多家，3年内保荐人的数量都会处于过剩状态。
在未来，证监会还在考虑以增加考试频率的方式增加保荐人的数量。对于投行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花大量时间拿到的资格证却没有太多的价值，但同时它又“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有一天它会像大学文凭一样成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沈亮说。
沈亮给自己设定了一个5年的时间表，如果5年她还拿不到保荐人资格，就离开投行。“如果35岁还不是保荐人，到时候可能会有二十八九岁的保荐人成为我的领导，而我还在一线，会很难接受。而且作为女性，35岁还在一线身体也吃不消，上升的机会就更渺茫了。”沈亮说。
投行的工作看起来对女性很不公平，它往往要求一个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做一个取舍，这是中资和外资投行的一个共同点。在Cindy公司的香港总部里，MD几乎都是单身，而她自己也因为这份工作30岁了至今还没有和男友结婚。
Cindy的另一位一同被裁掉的同事Sarah也是澳洲回来的海归，和她同一年进入公司，可是Sarah因为已婚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下家。“我去了很多家公司面试，他们必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结婚了。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有办法平衡家庭和工作。”Sarah说。
无奈之下，Sarah现在只好借这个空当期准备CMA考试(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加强自己的财务能力，等市场好转的时候到PE或者上市公司的投资部工作。这是大部分投行人员转行的出路。
现在Cindy就在一家中资的PE工作。虽然她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不需要经常出差、加班，但她心里总不是滋味，尤其是在拜访企业的时候遇到投行的人边展示PPT边在企业主面前夸夸其谈，那才是她本来应该有的生活。
转行是大部分投行人员都会遇到的。有的因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有的厌倦了投行的劳累和压力，也有个别的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想要去追求别的生活。市场低迷对于这些人某种程度上成了被迫改变的动力。
而对于那些仍然有志于从事投行职业的人来说，市场本身的变化，也正在赋予这个职业以新的内涵。
1月8日，全国各大券商的高管们被召集到了北京开会，会上证监会宣布了被业内认为最大的一次IPO审核风暴，要求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在3月31日前对正在排队的882家公司进行财务审核，监管层也将成立约百人的核查队伍对上交报告的企业进行抽查。在许多投行人士看来，这次的审核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证监会在低迷的市场中无法消化这么多家IPO企业，于是希望通过如此严厉的审核去掉一部分企业。
IPO市场已经进入了寒冬。前三年IPO的繁荣意味着好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培育出一批新的企业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而这几年里，投行的从业人员在不断扩大，投行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烈。对于以IPO收入为主的投行，这意味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被称为“投行贵族”的中信证券投行部1月份也传出了5%的裁员计划，这个比例比往年的末位淘汰比例都要高。中信证券是投行人员最多的券商，总共700多人，其中有182名保荐人，这次被裁掉的将有30多人。
裁员节流之外，券商们从2011年开始意识到转型才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办法，以IPO为主的单一收入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中金和平安证券这样的大券商都已经开始加大在固定收益以及创新业务的投入。Wind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IPO规模下降了36%，仅有995亿元，但非公开增发的融资规模为1859亿元，是7年以来最高的数字。2011年债券承销的规模已经占到总规模的60%以上。
当然，与IPO承销丰厚的利润相比，债券承销的费率相对较低。IPO承销费率一般不低于3%，中小板的承销费率在4%至5%之间；而债券承销金额在10亿元以上，费率为1.2%至1.5%，10亿以下的承销费率仅有1%左右。
但是它们已经没有选择。据《证券时报》报道，平安证券投行业务正在筹建专门的团队和部门，专职承揽非IPO业务，推动平安证券从投行生产线到投行产业链的战略转型，以IPO业务为发端，引进基础资产，继而为客户提供股权融资、企业债等多种服务。
监管部门也在进行各类制度创新，为券商转型创造条件，已推出的试点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新三板市场扩容、并购基金以及在此之前只对银行放开的短融中票业务等等。对于投行们来说，市场的另一扇大门正在缓缓开启。
来源: 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郜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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