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背后的地缘博弈
2017/1/30 稻田报告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接下来看今天的内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长征那段历史。
作者：张文木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的复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大概毛泽东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1964年毛泽东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 ，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
针对毛泽东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 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毛泽东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 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 ，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6日。毛泽东在懋功两河口 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 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
7月10日，毛泽东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9月8日，毛泽东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 直至懋抚 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 者，仅一磨西面 而已。绥崇 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 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 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最后，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毛泽东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 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 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 ，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 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
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 。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
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毛泽东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毛泽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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