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从神秘走向公开转化“邪教徒”
2014/9/29 价值线

    

     “反邪教,怎么反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有什么见不得人,要大张旗鼓嘛!”

     2014年9月23日的南京,下着雨,云层很低。电台里说,台风擦肩而过。

     程东晓坐在距离长江边不过几公里的政府大楼里,笑得一脸晴朗。他中等个头,说话时抑扬顿挫,语速较快。程是南京市鼓楼区610办公室的主任,这是一个在外界看起来颇为神秘的机构,全称是南京市鼓楼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程东晓从事邪教徒转化工作已有15年。从2009年起,他试图寻找转化邪教徒更有效的方法——“爱心家园”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至今也有5年。“在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庞大反邪教组织体系,但这么多年的实际效果证明,反邪教的严峻性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

     “反邪教,怎么反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程东晓说,“有什么见不得人,要大张旗鼓嘛!”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

     程东晓很怀念过去的时光,“毛主席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注重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这一块好像放松了。他对此感到遗憾。

     “我当初由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调到这儿时,也搞不懂,后来慢慢感觉到这个群体命运坎坷。”程东晓说,其实他们有些人物质生活很好,但精神生活很匮乏,或者经历当中有很多悲惨、悲伤的东西,所以,就要寻找一种寄托。

     1999年6月10日,国家自上而下成立了反邪防范机构,即俗称的“610”办公室。

     那时,南京是全国的重灾区。而鼓楼、下关和玄武等区又是南京市的邪教重灾区。这三个区邪教徒人数众多,在邪教组织里的高阶别教徒也多,闹事造谣的人也多。江苏最早的一个邪教团体,就出现在原来的下关区。当时邪教团伙共8人,核心是一位大学老师。

     最初的两年,“就是打击,劳教所等地方关得满满的。”程东晓说。

     除了看守所和劳教所,另一个改造邪教徒们的地方叫“学习班”。春秋各一班,一班三个月,每班十几个人。负责跟班陪护的人,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聘请的下岗职工,一天100元报酬。开课前,“我们会提醒陪护人员,要提高警惕,不定期轮班。”

     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住得像宾馆一样,标准间,有厕所。如果教徒情绪激动或者性格一度暴躁,陪护人数会随即增加,“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杀人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自残。”所以要“24小时同吃同住同看电视”。

     白天在房间里上课,一个老师或者多个老师对一个邪教徒。“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研究生上课的感觉。”有时也会到专门的谈话室,负责谈话的老师一般两人一组。现在,也有些地方推行“上大课”,但只能解决共性的问题,个性的东西就很难解决,“邪教徒个性的东西很突出”。

     程东晓坦言,最初采用法律说教,效果不好。多位已转化好的邪教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仅仅关押和法律说教对他们没用。在李荷的记忆里,那时根本不怕,“被关在劳教所里,大家都群情激昂,高唱歌曲或者念诵经文,声浪一阵阵,屋顶就能掀掉。”

     学习班一般3个月,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适当调整,是否转化好,能否成功走出学习班,直到目前,其实都没有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的经验是“三书五稿”。“三书”是“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五稿”则是要求写清楚这样5个问题:“过去我是怎么走进邪教的”,“过去和现在的邪教怎么回事”,“邪教为什么会危害社会”,“它从哪几个方面对我造成什么危害”,“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

     会不会有人伪装?也有可能。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会教育。”一些邪教徒写完三书五稿,然后就能走出学习班、回家,但骨子里没变,还是邪教徒,还是坚信原本的那套邪教信念,甚至变成更加坚定的邪教徒。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程东晓说。

     程东晓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叠材料说,这是前不久从厦门来的几位专家提出的量化指标方案,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邪教徒转化体系测评表,期望能从原本的三书五稿的人为主观的标准,变得更科学和系统,以衡量一个邪教徒是否真的转化了思想和信念。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

     2002年起,程东晓他们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以法带法”和“以法破法”。

     “在法律之外,还要从邪教法理和经文入手。”在办公室的一排吊柜上,全部是邪教的书,“想破它,我要比邪教徒更了解邪教经文和理论才行。然后与正宗佛教相比,与科学理论对比,找出破绽和漏洞。”

     “读了几十遍。”程东晓说,“反复查,不能留下死角。”

     一般破法时,比如会抓住邪教“师父”的不好之处,“表面看是叫你做好人,实际上把你引向自私自利,惟我独尊脱离政府、脱离社会,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境界。”然后从具体经文里找破绽,加以佐证。这样瓦解一个信徒“神圣信念”,常常事半功倍。

     但难免也有意外,程东晓他们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比如某一天,与邪教徒当面破法时,一段经文忘记了,或者困住了,“我就把它岔开,岔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但是我记着提这个问题,我回来立马查。你不懂根本不行。”程东晓说。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程东晓坦言,“封闭办班也是我们摸索出来的,效果最好。”并沿用至今。

     最初办学习班,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看不起邪教徒,但一上课,有些邪教徒滔滔不绝,还试图“策反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很多还是高知识分子,说话能引经据典,“有时候我们讲不过他们。”程东晓笑着自嘲,“所以逼着我们学习。”

     对于那些邪教的经文和理论书籍,程东晓说:“为了工作,你一旦觉得有必要读这个书就不会头疼。”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一看就头疼”,“过去我一个副主任,他说实在看不下去,一看就想睡觉,那我就跟他讲你不适合干这个,你还是到街道去吧,后来就去了”。

     “我们这个工作,很没有新鲜感。”程东晓说,“不像你们记者,每天都接触新鲜事物。而我们是重复的。”

     爱心家园和关爱协会在同一个院子,55名志愿者和程东晓一起为转化“邪教徒”努力。

     “巩固回归,同步教育”

     走出学习班,很多教徒无所事事。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神论者,遇事会疑神疑鬼。一旦身体不好,或者遇到不顺之事,就会想到邪教,“很容易反复。”程东晓坦言,邪教徒的反复率很高,基本上接近吸毒——反复率70%-80%。

     有些人就买些佛教、基督教的书看,有时也会叫来几个走出学习班的班友一起看,一起聊,但聚的时间越长,旁人不免发毛,一经举报,街道和公安等都来阻止,这样让那些转换者们重新陷入一个人的空虚和苦闷。

     程东晓等人就在想,仅仅去驱散并不行,“堵不如疏”。所以打算找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公开自由地聚会聊天。而最终成立后来的“爱心家园”,与张静的一项课题密不可分。

     张静就是那些“典型”中的一个。她今年58岁,是当地社科院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员,2000年左右接触邪教,从此沉迷。和很多邪教徒一样,她到北京上访过,被关进劳教所和学习班,最后在程东晓的“以法破法”之下于2002年成功转化。走出学习班后,她开始将邪教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2007年,还接受了江苏省防范办、省社科院联合搞的一项课题,名称是《江苏省邪教徒教育转化的现状和对策》。

     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全省13个县市展开调研,最后做出5万字的统计分析报告,发现了一些问题。张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一直以来,对于走出学习班的人,各级政府和机关采取跟踪式回访,“三包一”或者“四包一”,在重大节日或者敏感时刻,上门回访或者“慰问”,这样的方式,让已经“转化”的人感到不适,张静将之总结为:“敲打式回访”和“恩赐式慰问”。

     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各级部门面对邪教徒,一味看重“转化率”,“就像经济发展中唯GDP数据一样”,导致弄虚作假,水分很大,张静提出,应该将“转化率”改为“回归率”,要看真正的效果。

     而鼓楼区610办公室于2009年成立的爱心家园,就是程东晓他们试图提高“回归率”的地方尝试。

     爱心家园位于下关区的一处废弃的学校里,经过一条堆满废弃杂物的巷子,穿过一道双扇对开的大铁门,就进入这片空阔之地,安静,长满高大茂盛的梧桐树。

     “要像医生对待病人,要像老师对待学生,要像家长对待孩子。”程东晓说。

     “让头脑充实起来,不再回到邪教”

     爱心家园成立之初,程东晓等人还是有顾虑的。

     一直以来,全国对待邪教徒的转化都是封闭办班,宜散不宜聚,而爱心家园,就是要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当时有领导担心:“万一串通反复,集体反水,那得了吗?”

     程东晓硬着头皮坚持“不会”,他的底气来自自己的“嫡系部队”,一共22人,都是被他成功转化的曾经邪教徒。

     “从2002年开始办班,我开始做转化工作,这些人就陆续跟着我,做帮扶工作。”那时候他们还不被叫做志愿者,而是“转化典型”。

     “让他们现身说法。”程东晓说,“你要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大部分人都比我大,我都喊她们大姐。”

     爱心家园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在志愿者中推选7-9人组成组织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一般事务由组委会自行商议决定,重要事务征求政府相关部门指导”,每周二、四、六、日有数位志愿者值班。每年一次志愿者大会,每2-3年改选组委会并修改爱心家园章程。

     组委会的主任,是历中兰,她体态微胖,早在1995年就陷入邪教,曾是南京当地级别很高的邪教徒,四处“弘法”,当国家在1999年取缔邪教时,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历中兰告诉记者,直到2002年,参加学习班,被“以法破法”,才最终转化,“我现在爱心家园,为别人解惑,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组委会之外,还有三人,由程东晓找来,常驻爱心家园,作为联络其与610办公室之间的纽带,用程东晓的话就是:“掺沙子”。

     乔占瑜是三人之一,他曾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退休后来到这里。当年他还是校长时,学校里有一位美术老师,沉迷邪教,“自家孩子自家管”,每天全校老师轮班倒,两人一班陪护,帮助转化,也正是那次经历,乔占瑜被认为可以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但他说,“这比管理一所学校要难吧,你不能来强制命令和行政惩罚,只能和颜悦色,晓之以理。”他说刚来爱心家园,他被志愿者们视为政府派来的“卧底”、“奸细”,都不爱搭理他,但日子一长,“我以诚待人,人都是讲感情的嘛,他们现在有时还叫我乔书记,有时干脆叫我乔哥。”

     爱心家园里,平时会放电影和传统文化的节目,“放电影我们一般选那种特别煽情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或者《简爱》一类的。”程东晓笑着说,原来邪教让他们脱离日常人情,我们现在要强化人伦情感和同情心。

     有时也请宗教和儒学专家来讲课。他们还办了一本名为《心灵驿站》的杂志,每季度出一本。“让他们头脑充实起来,就再也不会回到邪教了。”程东晓说。

     “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邪教徒里有各种人,有曾经的公安局高级警官,有高校组织部部长,也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等等。在爱心家园,一般呆三个月左右,帮教和巩固好了,就可以不用来了。当然有些巩固好的信徒,又会申请转为志愿者,继续参与家园活动。

     到目前,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已经从22人发展到55人,其中有几位还不是曾经的邪教徒,单纯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和热心人士。

     “每年发展一点,我们也不敢大发展,想当志愿者的人必须靠得住。”程东晓说。如今他们的工作得到国家防范办高层的认可,前不久爱心家园五周年大会,就有中央领导人来参加。而与会的一些地方领导,还感动得流下眼泪。

     志愿者原来没有太多报酬,程东晓说,“实际上大家也不是专门为了钱,还是为了教育挽救人。”

     “但目前的形势依旧严峻。除了法X功,全能神也成为主力,而这是基于基督教的经文,需要转换者学习更新。”程东晓说,现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要看《圣经》,看全能神的教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程东晓理解的“形势严峻”,还在于“国家需要对当前的反邪教工作予以规范,现在各地乱七八糟”。

     “比如队伍乱,不像我们610办公室设在地方政府,还是独立的,而有些地方则放在政法委,有些则放在公安局,有些则放在国保大队里。”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召集多位基层610主任去座谈,程东晓是其中之一,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眼下国家反邪教需要立法,要明确邪教的甄别标准,要明确主管的部门职责,“比如,人大常委会是否应该授权公安部来负责?”

     还有钱的问题。“我们鼓楼区这里反邪教工作的经费是纳入政府预算的,但很多地方没有钱,那怎么能做好邪教徒的转化呢?”程东晓举例说,尤其是东北地区,有一次开会,他和东北某地级市610办主任住在一个房间,闲聊时该主任抱怨自己手里只有4个人,而全市有6万多邪教徒,“我们南京全市也不过四千多邪教徒。”

     “说白了就是要公开化、社会化和公益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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