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这个冬天特别冷，李嘉诚揭秘香港关店潮背后的难言之隐
2015/11/25 价值线
来源丨澎湃新闻、全球局势战略纵横等
编辑丨蕾蕾
香港零售业寒冬来临，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关店潮。
11月24日，香港珠宝零售商周大福表示，上半年已经关了三间香港分店，下半年有7-8间分店租约到期，希望获得30%以上的减租幅度，部分分店会直接考虑关店。尽管周大福对珠宝消费前景乐观，但也承认短期难以显著复苏。
化妆品零售商莎莎的日子也不好过，2016上半财年其在香港关了三家店，并预计第三季度表现仍将继续疲软。此外，LVMH集团、Burberry、Coach等大牌也纷纷调整布局，选择关闭香港旗舰店。在内地自由行旅客减少、“一周一行”等政策影响下，香港零售业持续下滑一再被数据和事实证明。
那么，真的是因为“陆港民间冲突”导致了大陆游客“抛弃”香港吗？如果是两地民间情绪使然，那么，为何大陆赴日本游客却爆发式增长？
下面，文章开始~
经常看新闻的朋友们可能还记得，2013年时，李嘉诚旗下香港码头的工人曾经大规模罢工以求加薪。而其加薪的理由，则是回归15年来，物价楼价大幅上升，工人们的薪水却几乎未涨。
罢工在当时闹的挺大。李嘉诚最后也出面了。这位首富在解释中倒尽委屈：码头完全可以改为自动化，自己为保码头工人饭碗，才坚持大规模采用人力，不想工人们不但不感恩，反倒认为自己刻薄。
此论一出，不出意料的招来满城骂声，李首富也因此闹了个灰头土脸。但如果抛开义愤，李嘉诚之言似乎也是实情——放弃性价比更高的自动化机械，而坚持采用人工，这对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人来说，真不能说不“厚道”了。
李嘉诚已经厚道，但仍逃不脱工人的怨恨。劳资双方为何陷入这种“双输“怪圈？其实这正是香港经济陷入危机的真实反映。而这场危机如何形成，我们还得从香港经济的崛起说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被国际社会封锁。而香港，则幸运的成为中西交流的唯一通道。
借助这个特殊的政治优势，香港的转口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带动了城市的兴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产业在全世界范围的分工，使香港也迎来了发展制造业的历史机遇期。
大好形势下，香港社会从上到下都过上了好日子。贸易和工厂的红火，使资本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而经济腾飞也催生出大量的白领岗位，使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得以进入中产；至于底层，在经济不断增长，到处都是用工需求的情况下，只要你肯干，收入就会不断提高——虽然体力活儿累人，但比起以前累死累活还不得温饱，已经完全可以让工人们知足了。
这种和谐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大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因大陆的与世隔绝，铸就的香港作为中西贸易唯一中转站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被逐渐削弱；其次，大陆打开国门后，以性价比的优势，迅速的将香港资本吸入内地，香港本土制造业逐渐走向消亡。
陆港经济关系的这种变化，对香港各阶层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当然，在八九十年代，这一切并不明显，隔阂的依旧存在、香港的先发优势，以及大陆经济起步带来的转口贸易红利，使香港依旧可以从中广泛获利。
具体到各个阶层：在这一时期，香港的资本家，可以利用资本优势，在大陆开设工厂，继续壮大，赚取更多财富——大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广阔又便宜的土地，以及为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会让他们获得比在香港时多的多的利润。
而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凭借知识技术上的优势，在港资工厂中担任高薪的管理岗位——刚刚打开国门的大陆，是没有这么多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如果他不愿意去大陆也没关系，香港的经济依旧在惯性增长，即便困守本港，他们依然可以谋得不错的职业，获得体面且不断增长的薪水。
至于底层平民，虽然他们不可能跟大陆廉价工人竞争，但在本港贸易兴旺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他们也仍然可以通过体力劳动或者从事低端服务业，来提升自己的收入。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香港依然是上、中、下三大阶层皆有前途，所以也相安无事。
但当回归后，形势的分化急剧加大。
对资本家而言，他们的前途依旧一片大好。在大陆大力引资的情况下，港商充分将资本无国界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开厂的继续扩大规模，投资新兴产业的尽管投资，甚至还可以通过房地产等行业，充分享受大陆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但中产阶级就很危险了。因为他们赚取财富的方式，是靠出卖自己的知识技术。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大陆也培育出了大量的知识型人才，香港人才的先发优势已经被填平。大陆的人才，技能方面不差香港太多，对中国的国情更加了解，更关键的是——他们比香港人才便宜。
这种情况下，连港资，出于性价比的考虑，也迅速抛弃了港人而用大陆人。
这种变化在工业中最为迅速。具体来说，就是在大陆的港资企业中，香港的技术管理人员比例迅速下降，大陆人比例快速增长。而之所以这种转变来的如此之快，其实也和香港原先的产业结构大有关系。
在20世纪全球化分工中，那种产业链长的大型制造业香港他做不了——因为没那么多人和地；高端的它也做不了——因为没那么多人才储备。这种局限，导致香港的企业涉足的，大多只是低端零散的产业——比如李嘉诚，是做塑料花起家。
不光是制造业，贸易等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香港中产阶级同样丧失了竞争力，其结果就是，除了少数高端行业或高端岗位，香港人迅速失去了竞争力。这种局面，意味着香港人的白领职位越来越少，后果就是大量的白领失业，向下跌入普通体力劳动者行列。
而普通劳动者的境遇更为糟糕。想进工厂当工人，工厂已经去了大陆；想在码头混差事，码头已经没有那么多货船；想开点小铺赚钱，中产自己都没饭吃了，哪还有钱买你家的东西？至于靠富豪——他们是有钱，可他们的爱马仕捷豹你造不了，他们就算爱吃街头的鱼蛋面，一天也撑死就能吃三碗，养不活这么多穷苦大众。
这就是进入新世纪后，香港不同阶级的迥异境遇——资本的流动性，使资本家可以在大陆如鱼得水，大发横财；但普通知识技术群体和一般劳动力，却无法与大陆人竞争，进而成为被淘汰掉的群体。
现在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码头工人和李嘉诚不同的委屈了：从市场的角度出发，香港码头工人早就是应该被淘汰的群体，他们根本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不提高薪水理所当然。甚至能继续给他们个饭碗，都已经是厚道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就工人的立场而言，在物价不断攀升的今天，码头工人工资却始终不能同步，其愤怒自然也情有可原。
这就是香港现在的困境。一个衰落经济体，必然会出现劳动者付出与收获的不对等，而且随着衰落程度的加深，这种失衡还会越来越大。
而香港更为特殊。香港从属于大陆的特殊性，一方面使得香港资本可以避免与经济体同步衰落，反而还可以利用大陆市场不断壮大。只是这种壮大，香港其他阶层无法从中获益，壮大后的资本却又流回到香港。资本无国界，人却有国界。此消彼长之下，香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这当然引发普通香港人的愤怒。而另一方面，有大陆这个庞然大物在，香港人又不可能通过政治选举或者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动重新分配劫富济贫——这又导致了香港人的怨恨。
当然，大陆也采取了种种办法消解，比如自由行，扶持香港金融业等。但金融业盘子太小，太高端，对中低阶层毫无意义。至于自由行，虽可解决一部分中低阶层就业，但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紧张，引发其他港人的不满；甚至这些就业者本身，由于从白领沦落为普通劳工，心理上也无法接受，所以总的来说效果不佳。
那如何才能化解普通香港人的不满呢？答案是基本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这要从普通港人的诉求说起。
尽管港人诉求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点：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恰恰这一点，是大陆无法做到的。
鉴于普通港人的知识技能水平，想让他们从事高端行业肯定不可能；至于中低端行业，已经被有同样技能，却更为廉价的大陆人占据。
除非港人愿意接受更低的薪水，否则他们不可能重新得到以前的中低端工作，这是市场规律使然，而港人的要求恰恰是增加收入，这与市场规律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港人的愤怒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于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尊重市场规律：
一方面，随着大陆工资水平不断增长，与香港同档次人才的薪酬差距逐渐缩小；另一方面，随着香港的衰落，迫使更多港人不得不降低标准，在心理上愿意接受更低收入。
一番此消彼长，直到二者间逐渐趋于平衡，届时普通香港才会得到自己可以“满足”的收入，进而“心安理得”的予以接受，成为习惯。到这一步，香港人的愤怒之情自然会逐渐消解。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香港人来说，这种下滑的过程十分痛苦，因此反抗和发泄是肯定的。但从市场规律来讲，这也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他们终将面对。而等到他们接受现实的那一天，陆港的融合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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