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欲卖房救儿，这才是真实的中美差距（深刻）
2016/1/14 价值线

    

     来源 | 凤凰网博报、见微察史

     编辑 | 小后、子墨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12日夜晚发表了他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宣扬了他的成绩并凸显他对未来的愿景。而近日，有网友对比了美国和中国在财政赤字、国民消费观念、企业家决策方面的种种不同，揭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美差距，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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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副总统乔·拜登11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他去年病逝的儿子博·拜登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总统奥巴马表示愿意帮忙给点钱。

    

     拜登回忆说，那天吃午饭时，他说正考虑卖房筹钱，给儿子治病。他担心，如果博·拜登因为生病而从特拉华州总检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没工资了，“不过，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吉尔(乔·拜登的妻子)和我会卖掉房子”。奥巴马听了这些，站起来说：“别卖那栋房子，向我保证，不会卖房子!我会给你钱。不管你需要多少，我都会给你钱。乔，别卖房子，请向我保证。”

     2014年，奥巴马一家的收入不到48万美元，副总统大概23万美元。而仅2015年，中国落马省部级以上官员就达到71人，贪污金额基本都在千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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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美国都遭遇财政赤字扩大的困局。不过奥巴马远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无能，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是的，美国财政赤字在暴增，但是，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没有用于增加军费，没有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没有用于增加政府的公款消费。那么，钱去哪了？

     美国用联邦赤字扛下了企业融资成本，并大幅度提升了企业利润。美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几乎为零，低利率成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利润，他让美国企业在危机中得到发展。我们看到，最近几年，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美国企业盈利水平在提升，企业投融资活动非常活跃，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在加速，全民就业水平在不断提升。

     对比中国，虽然我国GDP突飞猛进，但股票市值屡创新低。是企业不努力吗？当然不是。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企业是被金融成本压垮的。职能部门非但未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相反，影子银行等所谓的金融创新让融资成本飙升，企业利润被蚕食。另外，中国企业还要承担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以及超级地租。种种这些束缚了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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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国学者提及“美国奥巴马搞社会主义”，的确，美国人不少也这么认为。这些政策中包括了美国全民健保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这些开支占了美国财政收入的的一大半。与欧洲那些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美国人同时也十分看重减税对促进经济的作用，而不是依赖税收制度搞平均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点是许多人忽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绝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国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的体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国人民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奋斗，人成为了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一部分，但人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美国政府从来不宣传“以人为本”，这本来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理念，而中国一再强调“要以人为本”，这让不少人感到陌生，马克思们把具体的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劳动时间”，然后把“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当成了“中国人口红利”，随之推出了一系列利用挖掘人口资源的政策，包括计划生育，教育，医保，商品房等等，国家财政担子逐步传递给了个人，结果形成了巨大消费紧缩作用，大家都怕自己没钱，于是拼命存钱，形成了世界国民中最高的储蓄比例。

     中国有了这么一笔巨大的国民储蓄，让美国那些一屁股债的家庭感到羞愧了吗？没有，因为这笔巨大储蓄放到银行里被用来作为增发货币的“锚”，增发的货币被用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当然主要是拉动那些僵化的国企。这些国企是国家的嫡系部队，有的是垄断利润的独占者，也有的是烧钱大户，他们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框架。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国家机器提供财源，但他们也通过巨大的产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通过政策优先占据了很大一笔生产资源，大大压缩了私人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种体制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没有促进国民企业发展，反而造成了其发展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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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发现了煤矿，当地政府举行了听证会，让选民投票表决，通过把开发权给了一个矿业主。条件是开一处煤矿必须填平一个山坳，同时种满树木。矿主一想那有何难，就答应了。挖出煤了，矿主收入一亿美元，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这个矿区，大家要求升工资，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矿主把收入的一半发了工资，其余的再投入到环保和生产中。最后，煤矿挖完了，矿主一家人也在这个地方住习惯了，他投资了一所中学，一所电影院，一所银行，一所医疗器材企业，这个城市就是他的命根所在，这里的工人家庭也纷纷改行，但都继续留在这里养家生息。这个故事是典型的现代美国经济模式。

     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煤矿，当地政府招商开始，许多官员到处搞权力寻租，纷纷占据要职。一位官员的朋友凭借关系要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吸收了大笔官员入股，终于拿到了开发权。矿主和官员都急于回本，尽力降低环保和人力成本，收入六亿人民币，只拿出一亿发工人工资，工人都是从各省来到临工，单身打工，于是到处都是工棚和临时机械，甚至娼妓出没。后来官员们都很快捞回了本钱，还赚到了红利，矿主干脆用煤矿做抵押，借入一笔更大的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一是为当地官员朋友提升政绩，二是当地的确有需求。最后楼房价格炒的很高，但煤矿却挖完了，那些临工根本没有钱买房，更不会把家庭带来住，反而都因为没有工作离开了这个地方，矿主一看不妙，把手中现金带到国外和老婆孩子团圆了，结果，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鬼城。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民主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促进作用，它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更限制了官员的权力，把权力分给了所以人，让所有人利益均沾，各得其所，大大提高了消费者信心。表面上看，国有制可以搞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没有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暴富的人最后会把钱带走到国外消费，贫穷的人会另寻活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发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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