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掌门：当年考上北大纯属撞大运
2018/3/19 价值线
来源｜价值线综合华尔街见闻、网易新闻、网易研究局、《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北大经济学院、海清FICC频道、前沿观察
编辑｜价值线 海荣
央行新行长易纲
今天，易纲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意味着任职16年后，周小川功成身退。
市场之前猜测的新任央行行长热门人选，除易纲外，主要包括刘鹤、郭树清、蒋超良、谢伏瞻等，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此次易纲以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央行行长的决策过程确实多少超出了市场预期。
易纲在美国呆了14年，最后他放弃在美国享乐的机会，1994年，36岁的易纲回到国内，与林毅夫一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他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吗？”今天，很多人这么问。
01
央行新行长何许人也？
据新华社，经过投票表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02
上任时并非中央委员
回顾历任央行行长，陈慕华上任前为政治局候补、国务委员，李贵鲜上任前为国务委员、中央委员，朱镕基上任前为副总理、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戴相龙上任前为中央候补委员，周小川上任前为中央委员；也就是除戴相龙外，近三十多年来的央行行长上任前均至少中央委员。
易行长目前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戴相龙相同；如果只比较央行历任行长，中央候补委员接任央行行长确有先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是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同样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从央行与银监会、证监会的对比看，央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银监会、证监会并非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从近几年的权力重构看，央行的权力在逐步提高，从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看，剥离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审慎监管制度的拟定权到央行，央行的权力空前，易行长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到中央委员几乎是必然。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于2017年10月发布，易纲当时并未成为中央委员，而就在仅仅半年之后，易纲成为央行行长。
市场之前猜测的新任央行行长热门人选，除易纲外，主要包括刘鹤、郭树清、蒋超良、谢伏瞻等，均为十九届中央委员，此次易纲以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央行行长的决策过程确实多少超出了市场预期。
03
“他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吗？”
易纲在美国呆了14年，最后他放弃在美国享乐的机会，1994年，36岁的易纲回到国内，与林毅夫一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他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吗？”
很多人这么问。
今天被转发颇多的一篇文章是微信公众号“前沿观察”谭翊飞写的《易先生往事》，该文颇具先见性，其发表于2017年7月2日，早于今天8个多月。作者详细复盘了易纲过去的重要时刻、重要讲话或文章，其中有诸多描述，比如——
1992年、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发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他们的那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作为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副教授，易纲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连在一起。他本来准备大学一毕业就回国，但是北大的校长告诉他，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必须在那工作。于是，他多留了几年。但到了1994年，即使他的妻子当时没有同他一同回国，他也义无反顾。
回国前，他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圈子联系越来越紧密。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先生成为了这个学会的会长，当时方星海是理事，后来方星海也担任过会长。至今活跃在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包括钱颖一、陈平、林毅夫、海闻、杨小凯、许小年、田国强等，名字可以排得很长很长。
作者借他人之口预测，再过几年，易纲也许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
至于这个问题，或许要留到5年、10年甚至15年之后再做评述了，但比较公允的评价是，易纲是一位鹰派，一位坚定的改革派。他的上任将与“新时代”的国家政策保持高度一致。
有意思的是，他的上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的高级经济顾问刘鹤今天同时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如无意外，他将负责经济和金融政策。在此之前，外界曾一度猜测刘鹤将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
04
易纲：2018年货币政策的思路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这是对宏观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但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侧重于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人民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05
易纲忆高考：考上北大纯属撞大运
1977年，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北大经济系首届学生。在2007年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中，易纲撰文记载了高考和入读北大的经历。
忆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 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5—6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大约是1977年12月10—11日左右。高考是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记得高考第一天早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上北京大学的第一天
从1977年底高考完，我就一直呆在我插队的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当时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无论刮风下雪，生产队每天都给我记10分，观在回想起来，对插队生活我还有几分留恋。1978年初，我接到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2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插队的所有行李从西王路村直接到北京大学报到。
到北大后，很快就办好了入学手续，一位女同志领我到了我的宿舍，北大37楼213房间。37楼在北大校园的最南端，我走进213房间，见屋里已经有一位军人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书。经过寒暄和自我介绍，得知这位军人同学叫寇奎阁，他正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我心想，北大的同学这么厉害，真能抓紧时间学习。
213房间不大，共有三张上下铺床，看来这间房要睡六位同学；我看有两张下铺已经有行李，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另一张空着的下铺上。我显然想要一张下铺，因为睡上铺上下床不方便。经过短缺经济(编者注：原文为“知缺经济”)的人都有竞争意识，我把我的行李略打开些，放在床上，意思就是我占领了这唯一剩下的下铺。然后，我就出去办其他事去了。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办完事回到宿舍，见层里多了几位同学，但我的行李被挪到上铺去了。我有些不高兴，便问：“谁把我的行李挪上去了？”这时有一位年纪略大一点的同学回答：“是我挪上去的，我叫张文祥，我年纪大，上下铺不方便。”我当时刚从农村来，火气特别大，我说：”这下铺是我先占的，你若想换，也得等我回来商量后才行，你怎么搬上去的，怎么给我搬下来。”于是我俩便吵起来，互相揪着脖领子，谁也不让谁。
这时，旁边的几位同学有些尴尬，正不知如何处理，寇奎阁过来劝架了：“你们别吵了，我看这样吧，老张岁数大，老张睡我的下铺吧。”寇是我们六人中第一个来报到的，他的下铺靠窗，位置最好。于是这场风波结束，老张把他的行李搬到小寇的下铺，小寇睡上铺，我的行李回到我占的下铺。后来我才知道，老张比我大十一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长的同学。
这是我来北京大学的第一天。我们宿舍(213房间)有六位同学：寇奎阁、张文祥、张占刚、何小峰、胡元扔和我，我和张文祥是二班的，其余四人均是一班的。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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