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祭品:当烧纸钱走向恋物癖和拜物教
2019/8/15 22:03:16柏桦 潘文捷 界面新闻

    

     新型纸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过去,烧钱是一种献祭和牺牲的手段。然而在今天,纸钱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委身和顺应着这个日趋物化的世界。

     蜡烛、香、食物、鞭炮,当然还有纸钱。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东西在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不可缺少。

     中元节,和清明一样,是中国著名的鬼节。在这一天,人们要祭祖先、祀亡魂,并常常以化烧纸扎特别是纸钱的方式来进行。纸扎进过焚烧,就可以带上人们的祝福和思念,去到往生者生存的空间。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纸钱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人们通过叠纸钱付出劳动,再以烧纸钱的形式牺牲其劳动,演绎着不断奉献和牺牲以践行仁的教化——烧钱由此成为了一种献祭和牺牲的手段。然而在今天,纸钱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然委身和顺应着这个日趋物化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柏桦在《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一书中观察到,今天的纸扎代表了现代的商品,其中包括珠宝、游艇等奢侈品;二奶,包括美女和著名女演员;还有枪支和坦克……“每在这个外来新奇之物的列表上增加一个东西,这一习俗的腐化和堕落就又增加一分,”他这样写到。

     为逝者烧一个二奶,这反映出了男权的严重焦虑;烧坦克和冲锋枪,这体现了现实生活中各经济阶层之间逐步加深的怨恨。就这样,民间习俗与流行文化中的“流行”以及更大层面的现代化保持一致,不断变得新奇和异域化。烧钱已经从蕴含着劳作、付出和牺牲的习俗向着恋物癖和拜物方式过渡。在下面这篇书摘当中,读者可以看到今天各式各样新鲜、离奇、流行的祭品。也正因为这些现象的出现,纸钱习俗正在遭受着严重的污名化。在指出这些现象的同时,柏桦也深知:讽刺纸钱习俗并不是为了攻击这个珍贵的民间习俗,“而是不断地要将民间习俗推回到正轨上。”

    

    2018年8月22日,香港,人们烧纸钱祭奠逝者,迎接中元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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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飞机和别墅

     在广州银河公墓门口,一位记者发现一排排的摊位都在销售四种类型的祭品:衣服、食物、住房和交通工具。其中价格最高的就是:别墅、豪华轿车,还有今年(2005)才出现的飞机。“记者询问一辆‘小轿车’的价格,卖家连忙热情推销起更贵的‘飞机’:小轿车过时了,今年时兴买飞机,让先人在下面享受享受吧。”(《新快报》 2005)。根据摊贩的介绍,这些飞机的价格从8元到12元不等。这一说法随后在仁济路的纸钱销售市场也得到确认,那里的朝兴街挤满了运送纸制祭品的车子,根据这里的一位店主介绍,“飞机早在昨天已经卖完”。回到公墓,商贩还说道“很多人来买的,还有人要求配飞行员呢。”为飞机配一个飞行员意味着飞机是一架私人飞机,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死去的祖先并不会开飞机——他们可能从来没坐过飞机,所以需要一个飞行员来带他飞。但是对于飞行员的需求引发了一种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99)在谈论伪造的本真性时所谈到的“超本真性”,这也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98)所提出的关于消费社会文化产品中的精神分裂性的理论提供了素材。这一概念,至少在人类学家读到下面这段话时,还是相当有用的:“记者仔细观察这个纸扎的飞机,发现其做工粗糙,纸质低劣,机身上的图案也很模糊。”这位记者所暗示的是,这些纸质仿制品的粗糙简陋降低了其作为祭品的价值。但是,这一观察错过了一个关键点:飞机的“粗糙”并没有减损其作为纸钱习俗工艺品的本真性。相反,这种制式上的粗糙和质朴在某种程度上还增强了其本真性。其作为一个工艺品更加具有原初意味,这使其相较于看似更真实却显然非真实或伪造的东西更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三年之后,同一个市场又将“九泉别墅”推广为清明时期最流行的祭品。“九泉”是阴间的委婉说法,并且在有关向死者提供一个阴间的住所方面,没有什么新词或者外来语。毕竟,阴间住所的观念总是从坟墓本身开始,但并不限于坟墓。对纸制祭品世界的想象总是能得到及时更新,从而,墓地作为死亡区域的阴暗与厄运被这一想象上的更新所缓解和驱散。将这些别墅变得新奇和异域化的是它们与现代奢侈品之间的联系。2008年,记者再次回到朝兴街,四层楼的别墅有的高达两米,上面有门、窗、柱子。天台有凉亭,房内有保姆和丫环,有的甚至还有保安和轿车。别墅内画有各种现代化的家具设备,可谓让先人过得舒适。老板介绍说,小的别墅仅要15元,近两米高的则要128元。(《广州日报》 2008)

     别墅的价格似乎相当稳定。2006年浙江宁波鄞州地区的价格与那一年广州的价格是一致的:“在这里,记者注意到,一种30厘米高的简单小别墅卖15元,大一些的有半米高、配有花园和豪华轿车的豪华别墅则卖50元”(Zu 2006)。

    

    Fred Blake(柏桦), 圣路易斯,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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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用品、美女

     当我们转向“性用品”、“枪支”和“美女”的时候,我们似乎遇到了纸制祭品中的全新概念。性用品在近几年报纸中所占的版面简直夸张。性用品总是能成为关注的中心,即使其实际所包括的仪式祭品更多已经受到个人的自我满足(self-gratification)而非公众的自我膨胀(self-aggrandizement)的精神所推动而变得神秘化,并且其在商店和公开的祭品中最不常见。例如,上文所引用的2005年的广州报道中,记者就探访了应元路附近三元宫的一家丧葬用品店,在那里,他注意到有飞机、汽车、别墅,就连美女,都有销售,

     记者试探性地问,是否有能烧给死者用的“安全套”、“美女二奶”等祭品时,该店老板娘随即拿起电话:“喂,你那边现在还有没有那些‘美女二奶’、‘伟哥’、‘安全套’这些啊……”随后这位老板娘告诉记者,供货商不久前还有货,后因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整顿,就不再供应这些东西了。(《新快报》 2005)

     随后,女店主给了记者就一个相当完美和精妙的回复:“安全套你烧真的给他也行的嘛,也就几块钱,他也可以用的” 罕见但也可能的是,用一个真品(McCoy)来提升可被使用的可能性,并且一个纸制的仿制品(比如火柴盒大小的纸制安全套要20元)要比仿制对象本身还要贵。这种可能性,在纸制仿制品有着特殊的制作工序以及由手工制作的时候,就会进一步提升![1]另一个商店的店主也对记者说了相同的话,安全套、伟哥和美女都需要从厂家预定。但是这些东西需求量并不大,即使总有一些人前来购买。在中国北方,更多的是以沉默来表示对这些东西的支持:一个在河北的商贩,错把我们认作报社记者,极力否认有安全套和枪支这样的祭品存在,因为这与习俗的精神相违背。网络,就其本身而言,促使我们相信一些诸如G点套这样的性用品,并不仅仅是虚拟中的真实——从一个博客复制和粘贴到另一个博客,就足以使其“真实”,或者借用鲍德里亚的概念,“超真实”(hyperreal)。但似乎有一些人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例如,一个中国官方网站在其它“献给祖先的祭品”中展示了与一个写有G点套的盒子。其它的祭品还包括一盒伟哥和一盒安全套。三个盒子的图片下方打了一行中文:“‘伟哥’、‘安全套’和‘快力挺’:献给祖先的祭品。”这些盒子似乎都是真实商品的仿制品;它们上面都盖有官方的质检章。在真实世界,它们都是迅速增长的“性用品”——玩具和药——产业和贸易的一部分。虽然这些东西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已经并不新鲜(Gulik 2003),如今,它们成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推销的产品,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话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个销售人员介绍说,现实中的G点套可使女人感受到高潮,调节她的生理周期,增强其精神状态,远离疾病,并且当按序使用科学设计的新款“三维空间套”的时候,女性就会有更惬意的体验(You’a 2010)。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安全套这一祭品,而不提及增强女性高潮这一特殊目的,我们就要考虑是谁买这样的东西,又是献给他或她的哪一位祖先,而目标是什么?在献给祖先的祭品中,安全套这样的祭品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许多与我交谈过的中国人以及网上论坛和博客的参与者,都“接受”这种可能性,有人会将这些新奇的祭品献给他逝去的亲友和祖先。(我唯一参与的线上交流就是阅读其他人的博客和讨论)。线上讨论能够展现出态度和理据的全景。一个博主曾经问道(Qixing de boke 2010)“那些数量很少的骇人听闻的祭品真的存在吗?”有人直截了当地回答,很怀疑是否真的有安全套这样的祭品存在,同时还有一些人抓住机会开玩笑:“烧一个安全套祭品给死去的父亲,是为了避免其在阴间给我生一个弟弟。”或者,正如另一个人写到的,安全套祭品可以帮助“死者遵守在炼狱所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其他人指出,这一信念是受到通俗鬼故事的影响,死者会生下鬼孩(ghost children),而这必然会对生者造成伤害。

     这种“放纵的祭品”的出现,尤其是如果出现在超现实主义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时候,在面对诸如葬礼守夜时的脱衣舞和活春宫表演(live sex shows)时,就显得十分苍白,后者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早期的台湾发展起来,近期则有报道显示已经在江苏东海镇的一些村庄中出现。“脱衣舞在东海的农村地区用作一种吸引观众的手段曾经相当流行,当地村民相信,葬礼上参加的人越多,死者就越荣耀”(Zhu 2006)。虽然江苏官方曾经禁止这一活动,宣布其是“反社会、破坏传统、对生者无益并且对死者极其不尊重的行为”。在台湾,这一活动有着更为广泛的记录,其是在“卡车秀”(show truck)这一作为更广泛的娱乐方式转变——从传统的大合唱、木偶剧和戏剧到流行音乐、舞蹈表演,其中在许多包括寺院、神明纪念日、婚礼和葬礼的各种集会中都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色情表演——的一部分逐步发展起来的(Chen Shihlun 2010)。这种集会性质的娱乐,无论是传统的戏剧还是现代脱衣舞,都是为了使集会的规模达到最大和足够热闹。热闹意味着一种欢乐和富有活力的体验,能够使发起人有面子和地位提升。在台湾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语境中,木偶表演变得“没有生气”,舞台车上的脱衣舞以及那些更为轰动的案例,如活春宫表演,相比较而言更有活力,也更能盈利。各种形式和级别的娱乐活动,包括那些在葬礼和纪念活动上的直接的色情表演,在仪式服务中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仪式服务是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开始的,逐步转向热闹和俏皮,如果说最后的情绪是愉悦的话,那么脱衣舞表演就不像看起来那样牵强附会。事实上,在死亡的语境下进行某种性欲表达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并且它们可以以哲学的方式来表现:“死亡就是生活的性欲化(sexualisation)”(Baudrillard 1993:185),以及“性欲与死亡……简单来说就是节日庆典本身的高潮”(Bataille 1977:61)。人类学家既没有这么哲理,也不会在别人将之理解为是违反传统时表现出震惊,相反会从社会、政治、经济和象征的联合分析中解释传统发生的明显变化。在脱衣舞的问题上,我们注意到性欲象征和丰饶、长寿象征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传统中的婚礼和葬礼仪式中都会出现,但并没有提到纸钱习俗。男性长寿和不朽之间的象征关联,是依赖于性欲以及女性生育子嗣的能力(不朽的来源)来实现的,这深深地烙印在亚洲的家族结构中,但并没有提及一般意义上的男性精神。在亚洲,这一关联体现在所有的公共仪式中。例如在檀香山,在始祖墓前的清明纪念集会就包括Lin Yi公墓的代理人以及唐人街的显要人物,大多数老年和中年男性都有与“水仙花皇后”评选活动的参赛者合影留念的正式团体照片(所有年轻、美丽、有才华的女士都身着款式流行的旗袍)。在我眼中,这个场景就是为祖先烧掉“美女”祭品的前奏,这个场景已经成为中国许多讨论的话题。当然,伟哥和安全套是表示性欲的新象征符号,但是其并不表示丰饶。相反,其在“愉悦”这一概念下将性欲物化,从而表示长寿。换句话说,性欲以及长寿的符号与丰饶没什么联系——它们离开了缠足所具备的劳动、生产、繁殖的象征——越发靠近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肉体愉悦(消费与浪费),在另一个可能更老旧的层面上则是反社会的。安全套表示一种新的反丰饶的以愉悦为导向的再生产,这是一种肉体愉悦的再生产(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没有了“尿床的孩子”,另一方面,伟哥则将性愉悦和长寿以主动破坏繁殖的方式联系起来,伟哥就与年龄关联到了一起。然而,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有纸钱来报偿祖先。(Smith 1894:185)。

    

    中元节烧纸钱 图片:视觉中国

     河北唐山的一位记者(Jin 2009),暗访了多家丧葬用品店,寻找那些新奇祭品,其中就包括美女模型。他挨家探访,发现大多都是那些常见祭品。一家商店的老板告诉他,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意将这些东西放到人们视线之外,但事实上,那些诸如纸制的电视、汽车以及其它现代奢侈祭品都因为尺寸太大而只能放在商店的后面。在这条街旁边,一位兜售纸钱的摊贩告诉记者,如果记者真的需要这些“美女”,他可以从商店里面调货。在广州,一位在火葬场做义工的学生对记者说,这段时间他真是“大开眼界”,“不仅看到有人烧保姆、烧保镖,还看到不少漂亮小姐也成了祭品。有人带着这些奇怪的祭品偷偷烧,今天我就看见一家人围着一个树坑在烧一大堆高级祭品,那个彩妆的纸人特别扎眼。”(《新快报》 2005)。

     在今天的中国,美女和二奶可能就是最具有挑拨性的新奇祭品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体模型近距离地击中了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欲求。一个官方的在线论坛(汉风古韵 2010)以儒学的口吻提出了一个问题:“为祖先烧一个二奶来表达哀思,是否太放纵?”许多人的回答是,烧二奶反映的是社会现实中的悲惨状况:“这是对中国真实状况的反映。这是一种中国式幽默”,“是一种社会嘲弄”,“只是在表达这里有着太多的蠢事和太多的蠢蛋”,“这些人的行为的确粗俗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就是当下的社会氛围。哎……”,“这真正反映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粗俗和病态”。一些人则是从社会阶层来考虑:“这就是官员和有钱人真实生活的缩影”。另一个人的理解是,“这种最终让穷人通过新奇祭品才能享受的东西,有钱人在真实生活里就已经享受了”。换句话说,死后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免费的”,这相当于有利于穷人的“二次分配”。烧一个二奶模型——“多么荒谬的事情啊!除了二奶,你可以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当你烧掉一个纸制二奶的时候,在阴间也就只能是一个纸制的二奶,只能看不能用,这只会让祖先徒增烦恼”。十分清楚的是,许多网络上的回答者都是在拿那套烧纸钱的逻辑开玩笑。从2010年4月开始,直到同年8月我最后一次登录浏览,这篇博文已经有28000次的点击量。在纸钱祭品的体系中,人体模型是一直存在的。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将葬礼中对人体祭品的使用追溯到传说中的孔子的主张,在坟墓旁用稻草人当作祭品,以免唤起人们用真人当祭品的欲望。“传统上的纸制祭品就包括混凝纸制作的仆人;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私人保镖甚至是看门狗。我们可以期待纸制的飞行员驾驶我们的私人飞机,而女仆会越来越漂亮,穿的衣服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原物大小的暴露装束来打扮坟墓旁边的祭品”(J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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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和冲锋枪

     虽然美女、二奶似乎是最具挑拨性的东西,但是枪支和企业标志在我的论点中则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宁波鄞州2006年的一则报道,描述了一群人聚集在公墓制造祭品。他们展示了常用的祭品材料——冥币、香和蜡烛。

     一些摊贩故作神秘地向顾客问道,“老板,想要一些更值钱的东西吗?”记者就问,还有新东西?这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说道,“有一些祭品我们不敢拿出来卖,但是我们就放在附近,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可以拿过来。”在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记者看到一堆纸制的房子、汽车、仆人、妙龄美女,甚至还有飞机、坦克和冲锋枪。记者假装好奇地问道:“之前人们烧汽车我还理解,但是你卖的这些坦克和冲锋枪有什么用?”女人回答,“如今阴间也不安全啊。如果你烧一些武器寄给祖先,他们就不会被欺负。”(Zu 2006)

     在另一则报道中(《法制晚报》 2008),北京的摊贩则以花言巧语而闻名:

     在石景山模式口早市附近的胡同里,记者遇到两名正在出售“天堂麻将”、“天堂象棋”和“天国手枪”等冥品的小贩。他们出售的这些“麻将”和“象棋”都是用纸制作的,装在新华字典大小的盒子里,每副15元。这两名小贩嘴里不停地吆喝道:“给故去的老人买副麻将、象棋,省得老人在那里闷得慌!” 一个小伙子买了一副天堂麻将,小贩又向他推荐天国手枪,这是一把用纸制作的“五四手枪”[1954年投入使用,口径7.62毫米],有火柴盒大小,3元一把。小贩说:再给故去的老人买把手枪,玩麻将时输家耍赖可以用手枪对付他!有人开玩笑地问:有没有导弹?小贩说:我可以给你定制,要什么有什么,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也能给你做出来。据小贩介绍,由于天堂麻将刚出现,很多人都觉得好玩,因此卖得很好。

     政府部门批准的“铁血网”(2009)就曾经讨论过把枪和其他武器作为祭品烧给逝去亲友的理由。一个人就对将大量财富运送到阴间这一习俗进行了质疑,因为考虑到死者可能因此被抢劫。其他人则争辩道,运送大量财富就需要诸如手枪这样的武器来保护。手里有枪就可以保护死者和他的财宝到达阴间而不会被抢劫。其中一个人就真的在送其去世的父亲上路之前,在父亲腰间别了一把手枪。有时候,当博主和参与者都在就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纸钱习俗慷慨陈词的时候,很难说他们所说的东西有多少是真人真事。但谈论真实世界以外的事物多多少少还是严肃的事。传统上,人们只是用现金来买通到阴间的路,但是现在传闻需要带枪才能保住他们的财宝。这些来回反复的确是荒谬可笑的,是一种讽刺或者另一种愚弄,在极端意义上则是将一个伪造的体系叠加在另一个伪造的体系上:“你可以烧一套超人或者蜘蛛侠的衣服来代替常人的衣服,然后逝去的祖先就不会害怕任何人了。”或者,“就烧一个地球仪就行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地上的王!!!!!”有一个十分贴切的例子。一个博主表面上是以一种不祥的口吻谈论一个真实案例。讲的是,多年前有一对夫妇,他们的邻居烧了一个纸制的兵工厂给一位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家庭成员:

     父母给去世的孩子烧了一大堆纸。你能猜到里面有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你会被吓一跳。有各种防卫武器,比如手枪、冲锋枪、自动手枪、机关枪、迫击炮、坦克、战斗机和宇宙飞船;还有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物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我就去问死者的亲兄弟。他告诉我那就是一个热核弹(thermonuclear bomb),因为他的兄弟是一个军事迷,最喜欢的就是氢弹。我在那一刻真的被吓到了,有了这些武器,这孩子甚至可以建立一个“黄泉共和国”(Republic of Yellow Spring)。

     读到这里使我想到,阴间不仅已经物化、商品化和通货膨胀;而且还经历着核武器扩散!

     这些关于枪支、安全套、美女、二奶以及如今的电影明星成为祭品仿制对象的故事,大都在告诉我们这些可以在工厂进行特别预定的东西本着的都是“无论你渴求什么”的精神,而这提出了一个这些东西在现实中的使用到底有什么共同点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要持续追问的问题。十分清楚的是,大众媒体的确存在夸张,但是最终的诉求还并不完全清楚,除了心怀真诚地想要去改革和教育之外。但是这可能会比固有的框架更为复杂。大多数的新闻故事都是以抛弃新潮的新奇祭品以及主张更有尊严的——他们使用了“文明”一词——替代品(鲜花、植树、线上祭祀等等)来结尾,纸钱习俗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的风俗,用以将现代社会的紧张讽刺化和寓言化。常年不断的大肆宣传,围绕着男性权势的严重焦虑,每一个男性在婚姻之外都有一个二奶的共同设想,关于哪一种安全套可以在酒店和大学的自动贩卖机上轻易获取的争论(使用安全套的目的是减少堕胎),各经济阶层之间逐步加深的怨恨(新富人,尤其是那些在集体经济私有化过程中获利的人,与那些没有获利的一般大众形成对立),在纸钱习俗中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述。

    

     《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

     [美]柏桦 著 袁剑 、刘玺鸿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3

     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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