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觉】请别叫我杀手
2013/9/25 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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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萧显(法官)

     本文于2007年12月19日载于南方周末网站。

     那一年，我刚进法院，血气方刚，豪情万丈，以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第一次接触死刑案件时，我并不是承办人。合议庭当时正讨论一起故意杀人案，凶手是一名在酒吧与人起了争执的青年男子，他一怒之下，回家拿刀捅死了对方。

     合议庭内部形成两种意见：一方认为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罪不当诛；一方认为被告人蓄意杀人，其罪可诛。我的意见是，被告人是在与人起了争执后，返回家中取刀，应该不属激动杀人，而且主观恶性严重。这种意见得到多数人赞成，并被合议庭采纳，那名被告人也最终被判了死刑。

     不久，二审与复核结果下来，上级法院维持原判，被告人被押赴刑场执行。那一天，我也去了。站在刑场，我见到那个青年。那一刻，我突然懊悔莫名，内心反复问自己：“他，真的该处死吗？”这是一位文弱、清秀的年轻人。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惶恐。

     判他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错误，可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会那么懊悔？是那双眼睛么？自那以后，只要是死刑案件，在我未亲眼见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我再也不敢轻易表态。也是从那刻起，我才真正明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这句话的含义。当我审理死刑案件时，只要我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我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去年7月，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所有死刑案件都实现了二审开庭。今年，最高法院最终收回了死刑核准权。许多人说，二审法官跋山涉水去开庭，复核法官千里迢迢来提讯，无形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变相加重了司法负担。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没有什么司法负担的分量大得过生命的重量。如果你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又凭什么宣判他死刑呢？

     许多人都对死刑的执行过程感到神秘，其实，对执行者而言，最大的震撼，往往是濒死者对生命的不舍与留恋。一次，即将对一名死囚执行枪决，临刑前，他突然对法警提出最后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朝执行指挥看看，指挥叹口气，说：“给他挪吧。”在场者都见惯了执行场景，看到这幕却都很动容。

     一位资深法官曾对我们说，如果你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感，就不配做一名刑事法官。这种敬畏，既包括对被害人的，也包括对被告人的。一次，一位生性胆小的女同事曾办理过一起强奸杀人案。她说，阅卷时，自己看过被害人生前照片，那是很漂亮很清纯的一个女孩儿。再看尸体解剖照片，虽然尸体已被焚烧甚至腐烂，但她却一点也不像从前那样觉得恶心、可怖。她说：“这个时候，她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可怜的小妹妹，我认真阅卷，就是为她申冤，我为什么要害怕她的尸体呢？”事实上，许多年轻的刑事法官，就是在一张张这样的尸体解剖照片前体会到自己肩上责任的分量，并最终完成了从法科学生到法官的成长过程。

     人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刑事法官就是一群杀手，媒体也爱给我们冠以“生死判官”之名。有段时间，由于待遇低、经费少，许多男法官纷纷辞职做了律师，庭里女性占了多数，结果被人们叫作“红粉杀手”，许多未婚女孩子连对象都不好找。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杀手”这一头衔。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判罪行极其严重者死刑，但也会将更多罪不至死者从枪口下解救出来。如果法官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只是机械审理，匆忙下判，那和杀人机器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位哲人曾说：“法律家判断对错，政治家权衡利弊”。可对于刑事法官来说，判断对错是一方面，有时也必须像社会学家乃至政治家那样，跳出法律本身，去考量更多的利与弊。有许多案件中的情形，涉及到伦理、道德、政策、民族、文化等各个层面，单靠法律已很难解释清楚。在社会总体公平正义难以达到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力图在一起起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

     作为法官，有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左右判决的结果。一场刑事诉讼，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被害人或者被告人亲属上访、闹事，几乎成为判决之后的常态。当事人有时闹凶了，本地政府就会过来干涉，提醒我们不但要注重法律效果，还得考虑社会效果。可是现实中许多事情，哪里是能够简单地用辩证法折中解释清楚的？许多冤案错案，就是在法律效果对社会效果的妥协中慢慢催生。而“民愤极大”或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这类抽象话语，对案件走向的影响经常要大于明确的法律规范。

     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本地政府对死刑判决影响力逐步变小了，一些当时顶不住压力判了死刑的案件，被最高法院纷纷发回重审。可与同事聊天时我们也总在感慨，如果核准权早一些收回，也许当初一些罪不至死的人就活下来了。

     在担任刑事法官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同于常人。但办理死刑案件，心理压力是难免的。我们易处于焦灼状态，思维反复在某个问题中纠结缠绕。午夜梦回，经常梦到极端残酷、残忍的事情。长期目睹社会的最阴暗面与人心的最丑恶面，我们有时也会变得敏感、易怒而又多疑。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少一些被害者，少一些罪行，少一些死刑。此外，如果给我们一些心理辅导，那就更好了。警察开一枪都要接受心理辅导，更何况我们这些每天都要进行生死抉择的刑事法官呢？

     今年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偶然发现自己学生时代抄写的读书笔记。其中一则抄自民国法学家吴经熊的自传。上世纪30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则笔记边，学生时代的我给的批注是：“伪善。”

     现在，我拿出笔，轻轻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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