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相爱会导致相杀？丨壹读精选
2016/6/29 壹读
选自硬球实验室(hardcore-lab)
本文已取得授权
文丨硬球君 殷罗毕
原本两情相悦的男女相处，总是被某种理想的爱情搞得乌烟瘴气。原本和和睦睦的父母子女的共处，往往被“都是为了你好”的亲情关爱毁掉。原本井水不犯河水，鸡犬不相往来的人类各处，或者各为所需而互相交换产生的人类相处，往往又因为种种完美社会的理想搞得血流成河。
相爱总要相杀，完美理想社会的运动总是带来屠杀与监狱。这其中的逻辑和缘由何在？
事实上，这都与我们心智结构上的内在障碍或者说内在错谬有关。这种不成熟的心智结构可能控制和伴随着我们终生。
我们面对世界、他人乃至自己，总是以“应当如何”来替代了“是如何”。而这个“应当”绝非心灵鸡汤、绝非乡愿，绝非在互联网被反复诟病唾弃的文科生思维。这种“应当如何”其根底甚至不是情感情绪，而是情感情绪的反向，恰恰是一种“理性”。按照纯粹的理性，对于挚爱的人就应当有无条件的爱。按照道理，在人类这样一种万物之灵构成的文明理想社会中，人人就应当相近相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人就应当得到平等待遇和幸福生活(这个正是现在的欧洲白左和圣母们的价值观，美国的候选人桑德斯也正在以这个理想招牌聚集千万计第一次投票的年轻人)。
无条件的爱，完善完美的理想社会，都从“爱”，从“善”这些最基础的概念，最核心的理合理推导出来的。相爱为何想杀，与理想社会为何总是要屠杀是一样的，因为按照那个纯粹的“理”，你的现实爱人，现实民众都有着无数不符合无数罪过，最后为了不损害心中那个合乎纯粹定义、合理的爱，为了社会的完善，相杀是必然的。杀才是成全、完成最初的爱。
这种爱绝非简单的爱欲，而是更为强硬不可曲折不可妥协的爱理——非如此不可(与现实中最初的动机爱欲不同，硬球君在此提出相对概念：爱理，一种更超然更核心的对纯粹无条件的爱的定义和确认)。稍稍有些亲密经验的盆友，都知道我在说的这种厮杀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当下对于自己应当如何的各种规定，大规模成建制的出现，恰恰是在启蒙时代。而对于完美理想社会的整体规划，明确性概念的提出，也正是那个年头。比如完善理想社会的概念，乌托邦便是由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创造发明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乌托邦中，我们恰恰看到一种完美的监狱模式。相爱相杀，相爱相囚，在人类社会中也有对应的模型。
伦敦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其著名的《乌托邦》一书中不单描述一个理想国家——乌托邦，同时也描绘了一座监狱。这座监狱由莫尔亲自设计，完美而合乎人类最高的理性。
乌托邦的监狱
乌托邦的监狱首先是一座岛屿，为汪洋所包围和保护。唯一的入口是深藏于海岸线内部的一处港口，“港口出入处甚是险要，布满浅滩和暗礁(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48页。本文中所有引用文字，均来自《乌托邦》一书的中译本原文，作者托马斯?莫尔，翻译戴镏龄，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外人不经监狱方面权威人士的引航，想进入港口完全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他们不是被激流中的暗礁击破船腹，就是被监狱岛的卫士们炮轰船沉。
这座理想世界的总监狱由“五十四座(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0页。)”分监狱组成。所有不同地方的囚徒们都使用共同的语言，无论在课堂、公共场所或者单人房间内都禁止使用方言。当然，除了使用共同的语言，囚徒同样也有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风俗和共同的法律(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0页。)”——乌托邦总监狱的传统和风俗成了所有来自不同岛屿不同地方的囚徒们共同的传统和风俗，他们共同把总监狱的创始人作为自己的祖先。
按照莫尔的规划设计，每一座的监狱，“布局相仿(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0页。)”，外观无差别。让监狱之间外观和布局毫无差别，也有助于每一个理想世界的囚徒热爱和忠诚于总监狱的心理。
感谢总监狱总设计者的伟大智慧，现在你在总监狱的任何一间囚室之中，都不会念想其他的地方，因为你在地方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因此，每个总监狱的囚徒，都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劳动，为总监狱添砖加瓦。
在理想世界，不单所有的房子一个样，直至世界上最小的建筑，每个人类皮肤上方的衣物，都是完全一致，和禁止任何个人的特色和差别的。“至于服装，几百年来同一个式样(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6页。)”换言之，不但是城城相同，室室相同，而且务必人人相同，这样导致人人无差别，人人无比较，于是，人人也就安心本分，整个身体里没有一滴想法，只剩下单纯的体力。所有最单纯的体力，便是为总监狱的建设而劳动，就如同戴着眼罩的骡子，心无杂念，低头拉磨，周而复始，如此劳动改造，囚徒们都将成为天下最道德最伟大的圣贤了。
总监狱最后的建筑，并未停留在几百年不变的统一制服这一微型建筑，空气是这座监狱建筑最后的城墙。所有囚徒在空气中搅起不规则的波动，都是犯罪，在严打之列。“在议事会外或在民众大会外议论公事，以死罪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5页。”。
当然，所有这些规划设计，都并非在于奴役和控制所谓的囚徒们，在这里，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将人改造成为最高尚有价值的人。正如莫尔爵士所言，乌托邦，“务求做到没有一个闲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第56页)”。所有人都是为了劳动而生活，所有人的价值来自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
乌托邦与监狱
我们自第一行文字开始所描述的这座乌托邦的总监狱，便是莫尔自己所设计描述的乌托邦本身。除此岛屿上的五十四座完全无区别无迁徙自由的封闭建筑之外，并不存在着任何一座别的乌托邦。
总监狱这一名称，并非笔者强意、刻意扣于乌托邦的脑门之上。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乌托邦的设计本身就完全符合监禁人类的基本原则。例如第65页，关于乌托邦人的旅游和迁徙，莫尔明文提出，“无准许离城，为犯罪”。当然，也并非不存在出游的可能性，如果你能得到长老的准许，并手持一封介绍信，便能去乌托邦中的另一座城市拜访和旅行。没有介绍信，而出门，住旅馆，都将是严重的犯罪，属于流氓和骚扰乌托邦的秩序。每个人都必须终生生活在他户籍登记的所在城市，因为这样有利于乌托邦中每座城市的人口、劳动力和物质消耗量的稳定。只有这样稳定的人口，才能带来规划合理、长期和谐的理想世界。
从乌托邦到一座监狱，其间的距离为零。不是乌托邦出了什么问题，不是对乌托邦的设计构想不够完善，不是对乌托邦的建筑、建造和执行不够理想，不是因为对乌托邦的理解出了偏差，不是乌托邦中的某些局部、某些构建被设计歪了——不是原初的理想是好的，落实下来的措施出了问题——不是乌托邦生了病，而是乌托邦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这种疾病的根源，在于一种狂妄和僭越，是个人理性对于存在本体的狂妄和僭越。欧洲乌托邦观念是一把立在三根凳脚上的三脚凳，那三根凳脚是三条处于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心智深处的信条：
1.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每一条都有着一条相对应的答案。
2.这些所有的解答之间都是和谐一致，不存在矛盾的。
3.所有这些对问题的解答都是可以在现实中实践和实现的。
这三则信条的逻辑结局和历史结果便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乃至人类灵魂的全面规划、全面设计和全面而彻底的改造计划。既然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是互相一致的解答系统，那么所有关于人类精神和肉体生活的问题，也都可以像物理学、化学处理一块石头那样来进行彻底清晰、定量的解析。
于是，原本纷繁复杂、甚至长久以来令我们的祖先感到神秘莫测、难以清晰分析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人类生活和历史变迁，直接被图解成为一套系统会计列表、一套方程式。整个人类社会与其中每一条活生生的性命所缩写成的列表和方程式，便是乌托邦——乌有之地(Utopia，莫尔所首创的乌托邦这一拉丁文的U便是“没有”、“不存在”的意思，topia便是“地方”、“空间”的意思)，一处不存在的地方。由绝对自信的理性所推导出的对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所设计的一个国度，是一处不存在的国家，对于这“不存在”，我们通常都会将其理解为乌托邦高纯度的理想化特征，这“不存在”是一个理想的完美世界对于一个现存的缺陷世界而言的。
但事实上，这个“U(乌有)”本身就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个治疗，U直接冠加于“topia”之前，不但是表示那是一片纯粹理想中的地方和国度，事实上，U还直接表现着一种对于土地、地方的否定、消灭和去除，乌有只是其一个较为委婉的面具，就如同在佛洛依德所分析的梦境中，一顶帽子或一次登山，便是对于阳具或一次性爱的较为委婉和转化之后的面具。
乌托邦冲动的面具是理想社会运动，面具所转换表达是对一种现实土地、真实世界的不耐烦、傲慢和鄙视，因此，就如同纳粹种族主义对其他种族的傲慢和鄙视，其现实结局便是对于其他民族的清洗，而乌托邦冲动的实现，便是对于土地和地方的消灭。这便是为什么从一开篇，乌托邦便明确标明那是一座封闭于重重洋面中孤岛。
无论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洋国》或是培根的《新大西岛》，乌托邦运动最初的设想与写作(亦即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中，乌托邦主义大师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乌托邦国度设定在了一片与已有的大陆、现实的、背负着传统的土地相隔离的海面之中，设定在封闭的岛屿之上。作为乌托邦的海洋和岛屿不单寄存着来自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时代刺激，不单意味着是一片全新的地理空间，而是意味以一种均质无差别的空间取代了处处有着历史、特质和传统的非均质的土地。
此即乌托邦的设计要求五十四座城市每座城市都完全相同，而城市中的每座建筑也完全相同的原因。同样在《太阳城》中，空间也是均质化的，从外往里便是一圈圈由大而小的圆形城墙，所有的居民都居住在处处均质的城墙之中，每圈城墙的表面都刻画着一类关于宇宙的知识，而最终的中心点便是太阳城的神庙和大祭司生活的所在。而《大洋国》、《新大西岛》中尽管没有直接、具体的空间规划，但大洋国和新大西岛的国民都似乎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各处都没有任何文化差别，只存在功能分区差别的空间之中。事实上，这种空间本身便是一种取消了土地感的均质空间。
在一个关于乌托邦的故事中来抛出均质化空间这一话题时，我们所要揭示和指向的是空间对土地的取而代之，是人类近代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理性对于存在的攻击甚至占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数学对于实在的侵占和消灭。现代理性的思维方式，千言万语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以可计算的数字来抽象、描述、确定和规定所有原本实在一团的世界。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中，原本作为实在一团的、不可测度的、神秘的世界被抽空了，于是土地也就被抽空成为了空间。
存在被理性所消灭，或者——爱人被爱理消灭
将“存在(being)”等同为“自然(nature)”，是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的人类所犯下的最后果严重的脑子混乱。这一混乱的结果，便是认定人类生命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本性(nature)。认定人是nature——是一种本性，就是认定人是可以预测和规定的，其结果便是对自由的取消。自由的来源，恰恰不是理性。
出埃及记中，神说：“我是我所是”，我之所以为我，并不来自任何可测量和解释的结构或外部价值，而是来自我自己本身。这便是一种自我认定的主权。这一主权，来自独独不变，不可限定的上帝。这不可限定者，绝不在理性之内。这种纯粹的无规定性，恰恰是自由和存在的根本来源。如果人的本质不是自由，不是“我是我所是”，那么作为一种自然——“本性”，人的一切也都如工业矿石和工业机器一样是可以而且应该规划和计划的。比如计划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所有人的生殖器。
将“存在”等同为“自然”的结果，便是将“人”等同为自然生命——“牲口”。于是，人类被按照牲口的方式组织起来，按牲口的方式被安排生育、进食、劳作和居住。
将人类的本质理解为可确定的本性，其逻辑结局便是全面的计划性和规定性。这是近代乌托邦主义者从培根、莫尔到马克思一致的思路，其历史实践的结果便是把人牲口化处理的集中营。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均质化的话题才是大有深意，而不仅仅要传统文化还是要城市化现代效率的问题。在此，我们也就将回到最初的话题，均质化——彻底、全面的均质化，亦即彻底、全面的囚禁，均质化空间本身，即监狱。因为在一种彻底的均质空间，任何移动、离开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处处都没有差异，因此，人对于别的地方、对于远处都不存在任何欲望和念想，或者可以说，一个彻底均质化空间本身，即为对于人类欲望的阉割，因为欲望就是对于差异、对于神秘和不可知的探求和指向。乌托邦或相爱以人-人幸福的目标为开始，以阉割人类欲望、建筑人间监狱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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