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北人老是中邪,广东人老是见鬼? | 壹读精选
2017/5/10 壹读

    

    

     来源 | 杂家Misc(ID:zajia163)

     作者 | gong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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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故事和黄段子是现代餐桌文学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在移民城市的餐桌上,大江南北的黄段子和鬼故事汇聚一堂。然而天下黄腔一般污,唯有鬼故事来解腻。黄段子讲的时候膨胀,但只会越讲越小,再精彩也不过是一张床上的事。相比之下,鬼故事才是真的wild。

    

     图片来自故宫淘宝

     世界之大,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不敢听的。当今中国,最会讲鬼故事的一个是东北人,另一个则是广东人。东北人凭着会说普通话的先天优势和小品二人转的艺术修养,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舞台效果极佳。广东人走到哪儿,手上的佛珠都散发着宗教圣地的光芒,讲鬼故事不动声色,身后是积累了30年的港产鬼片。

     讲故事的技巧不分高下,内容却大有不同。一方水土不只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鬼”。鬼故事里面超越自然法则和人们常识的现象,或许正是更“软”的、文化的产物。撇开“迷信”的污名,通过品味“鬼”背后的文化,或许可以窥视不同背景的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式。

     所以,东北人讲的是什么鬼,广东人讲的又是什么鬼?

     东北的鬼故事格式通常是有个正常人,有一天突然患病或者疯了,找“大仙儿”做法或者“跳大神”之后,他/她就恢复了正常。故事的结尾通常是由“大仙儿”来解释“病因”。

    

     “跳大神“

     东北鬼故事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可信,多为讲述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在讲述者口中,这些故事通常发生在“我二舅他家孩子”、“我媳妇她大姨”、“隔壁村一个老太太”等与讲述者在现实中有着间接联系的人身上,不仅符合传播的5w要素,叙事者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又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生成了可信度较高的民间传说,传播起来也比较受欢迎。

     东北的灵异故事里,“猫脸老太太”可能算是改革开放后最有代表性的一则。这个故事甚至有百度百科词条:

    

     事件发生在1995年或1996年。传说在哈尔滨道外区的一个老太太,买菜回家的时候死在路上,然后被一只猫扑了,当时就诈尸了,身子没变但是半边脸变成猫的脸。这个猫人通常是夜间行动,动作敏捷力大无穷,喜欢吃小孩的肉,当时的小学生应该都听说过这个。

     东北人故事讲得多了,听的人就会发现:在东北,“中邪”和被“上身”好像是个挺常见的事。东北的“鬼”通常以人或动物为媒介,通过媒介的异常行为来“现身”或“显灵”。人也可以主动请“大仙儿”或“招阴师”等具有职业身份的媒介,通过“跳大神”等仪式与“鬼”进行交流。在东北的鬼故事里,人与“鬼”可以实现在同一维度中的交流。

     跟东三省这些通过肉身“显灵”的“鬼”不同,广东人描述的“鬼”多是与肉体分离的“灵体”。广东民间的鬼故事以“看到鬼”和“灵体附物”这两种现象的叙事为主,典型的广东民间灵异传说有“绣花鞋”和“辫子姑娘”。

    

     著名鬼片演员”龙婆“罗兰

     绣花鞋讲的是公共厕所的女厕第四格有一双绣花鞋,有些单独去厕所的人会在洗手的时候看见那双鞋向你走来,仿佛有人穿着它一样。

     辫子姑娘是香港中文大学里流传最广的一则鬼故事。传说在70年代的某个夜晚,有男生独自走在校园里的小路上,看见有一个大辫子姑娘背对着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哭泣,男生走过去,竟发现女孩没有脸,脸上是另一条辫子。那条小路都因此被命名为“一条辫路”。

    

     港中大一条辫路

     虽然在港产的鬼片里,“鬼”通常伴随着绿光,以脸色煞白、披头撒发的形象示人,在民间传说中,“鬼”并不是谁都能看见。不论是绣花鞋还是辫子姑娘,都只有特定的对象或具有“天眼”等特殊能力的人可以看得见。人和“鬼”的交流媒介则是物体,而非生物。

     鬼片里的人可以看见“鬼”,甚至被“鬼”游说去跳楼,但总的来说,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人们通常是通过远距离感官,即听觉、视觉或嗅觉来感知“鬼”的。

     东北的“鬼”是可以触碰的。当一个人变得不对劲,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广东的鬼则是需要一些“运气”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中碰到。这说明东北的鬼故事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主导的,而广东地区的鬼故事则是由人与空间的关系来主导的。

    

     《Hello!树先生》王宝强“中邪”

     “我二舅他家孩子”、“我媳妇他大姨”的故事都发生在人的身上,东北“鬼”的剧场在人的身上。这个规律体现了东北地区是一个以社会关系为主导的强社交环境。通过“异人”为主角的民间叙事,东北鬼故事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怀薄弱,比如暴毙街头的老太太没有得到安置,就会导致“猫脸老太太”事件,造成“吃孩子”这种破坏力更强的社会事件。

     人类学家段义孚认为,人类从最早的经验中就识到,个体需要完全依靠他人才能获得食物和关于现实的概念。所以,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恐惧感的来源。人和人之间可以关怀备至,也可以不怀好意、背信弃义。他们就是鬼怪、巫婆、强盗、陌生人和不怀好意者,他们会对我们纠缠不休,将街道和校园都变成让人恐惧的地方。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鬼故事突出表现了对环境的畏惧。不论是厕所的绣花鞋还是小路上的辫子姑娘,“鬼”只会在特定的时分现身于公共场所。基于现实空间中的鬼怪叙事间接承认了另一个“不可触碰”的维度的存在。住酒店、搬新家要“拜四角”这样的民间风俗也随之产生。

    

     《僵尸》中的阴差过街

     可以说,广东人对环境是相对敏感和好奇的。广东鬼故事包含的不仅是有形的环境,还承认了混乱、不可测的无形环境。段义孚认为,人类自身具有的远距离感觉(嗅觉、听觉、视觉)能力得到了体现。这些能力可以让人意识到更大的空间,这些空间既可以为其提供诱惑,也可以为其提供威胁。

     东北的“鬼”是他人,而广东的“鬼”则是环境。混乱的力量无所不在,人们想要控制它们的行为也是无所不在。鬼故事滋养了不同地方的习俗,让缝隙中的文化得以传播留存,与法律规则形成互补。“鬼”的存在,是人与人之间尊重的体现,也是人对环境的敬畏。

     现在,鬼故事越讲越少了。不论是东北的“鬼”还是广东的“鬼”,基本都只存在于乡愁之中,大家也只会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餐桌上讲讲,给带回来的家乡特产增添一点风味。酒足饭饱,从移民城市的高楼看下去,哪还有什么鬼。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闪烁的都是欲望。

    

     参考资料:

     1. BOSCO, J. (2007). YoungPeople's Ghost Stories in Hong Kong. J Popular Culture, 40(5), pp.785-807.

     2. Tuan, Y. (1979). Landscapes offe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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