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的真的就是你以为吗？
2019/9/14 7:25:00 壹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①：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结构不一样，更常使用的情景是人际关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通常是以某个人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亲疏一圈一圈往外扩展，形成同心圆。而国外的人际关系相对独立和分散。中国人和西方人，或者可以说亚洲人和西方人，真的太不一样了。比如思维方式。一个真相是，我们看见的所有东西，只是一个角度，并不等于全部和真相。并且这个角度受我们自身的文化环境、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等限制，带有强烈的个人视角。中国人和西方人，因所处文化背景不一样，看东西的视角有很大差异。学术界对全球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时间并不长。2010年，《行为与大脑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认为，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大多心理学家的试验对象都来自西方，而且心理学家们心照不宣地认为这些样本具有广泛性，从这些样本的行为身上得到的结论在全球所有人中都适用。但是，当试验对象换成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时，往往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这说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思维方式不一样。②最典型的差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西方人更强调个人，容易自我膨胀，很多人认为个人能力超脱集体之上；而亚洲人往往在乎集体，轻视个人能力，在乎团队合作。组织心理学家P·克里斯多弗·厄雷做过一个试验，被试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的管理人士，让他们评估，哪种方式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有三种方式：1.自己独立工作。
2.和文化背景相同、兴趣相同的人一起工作。3.与文化背景不同、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人一起工作。结果发现，中国的管理者认为，和文化背景相同、兴趣相同的人一起工作相较其他两种方式而言，效果会更好。而美国人，没有什么悬念，选择了自己独立工作。这两种思维方式，各自既优点又有缺点，但没有谁好谁坏，全看个人习惯。但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看问题时，能提供不样的角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都遇到过哪些对方与你认知角度不一样的事？你的角度是什么？对方角度是什么？你知道哪些中西方的差异？请在文末以#周末考+事/各自角度+差异#为格式留言，壹读君还是按照国际惯例，选出留言点赞前5名的小伙伴，各送上一份国家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名人传记典藏纪念套装——《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邓小平传》。
读者在选择一本领袖人物传记时，要综合考虑作者、使用的档案资料、主要观点、行文水平等多方面因素。这一套书，在资料和视角上都跟传统的伟人传记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作者都是西方人，跟中国人自己写的传记，视角不一样。主要有以下三个看点：首先，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作者是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迪克·威尔逊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中共党史和领袖人物方面有深厚造诣，是外国第一个为毛泽东立全传的。1979年，即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三年，迪克·威尔逊就基于当时的历史文献材料，创作出了《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西方的视角为世界了解毛泽东做出了贡献。《邓小平传》的作者是西方邓小平研究专家、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理查德·伊文思曾三度来华任职，前后在中国生活了8年时间，与邓小平有过数次面对面地接触，还直接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等重大事件。其次，这三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非常详实。写传记，需要详尽地占有档案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整合利用。在《毛泽东传》中，作者使用了毛泽东的著作和大陆方面公开发表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也使用了中外一些人物的回忆录。中国方面的，有萧瑜、王明、张国焘等；外国方面的，有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李德等。这些人物，都同毛泽东有过交往，他们提供的档案资料具有非常强的参考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回忆录的部分内容，因为各种原因，在大陆范围内是未曾公开出版或者是出版后限制使用范围的。《周恩来传》和《邓小平传》中使用的档案资料，除了具有以上的特点，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作者同传主有过接触，他不但可以多方收集档案资料，还可以利用与传主接触的机会，形成一手的档案资料。迪克·威尔逊在1960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理查德·伊文思与邓小平的接触情况更毋庸讳言。作者为传主立传，如果能和传主有过接触，会亲身感受到传主的性格、气质、谈吐、思想及精神状态等，这种优势，是那些没有和传主接触过的作者所不具备的。最后，这三本传记具有独到的观点和写法。熟悉领袖传记的读者应该清楚，在大陆地区，领袖传记的撰写是“官修”。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撰写传记，由于受到的拘束较少、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专家等原因，这些国外学者撰写的传记中的有些观点更为独特，写法也更为灵活。另外，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叙述上，国外学者接受到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广泛，叙述视角更为新颖，内容更为丰富。较“官修”领袖人物传记而言，西方学者提及的观点，还是为读者全面了解领袖人物的一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写法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三本传记，并非孤立地写传主的政治生涯，而是将传主放在所处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其奋斗过程及外界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其间还兼顾了其他领域并穿插了传主的生活，写法和语言上非常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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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乡土中国》，费孝通
2.How East and West think in profundly different ways.BBC future.David Robson.201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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