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亚拍不出好的性喜剧?
2019/9/27 7:23:00石若萧 壹读

    

     《小小的愿望》经历了改名、撤档以及“番位之争”后,总算还是在中秋档上映了。

     电影改编自韩国《伟大的愿望》,笑点、分场、台词几乎都一致。但相比原版,《小小的愿望》还是作出了一些改动。比如,把“中学生”改成了“毕业生”。把“破处”改成了“想谈恋爱”(此处应该是因为口型缘故,临时剪的,因为镜头压根没对着说话者的脸)。

    

     电影一出,很多网民开始嘲笑王大陆堪称“灾难现场”般的演技。片方还搞出了一些“骚操作”,明明9月12日就开始了大规模放映,却把当天票房都算给了13号,从而锁定排片,影响评分。

     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电影的豆瓣评分已经掉到了5.1,票房超过两亿都很艰难。但比起商业的角度,更有意思的是电影文本中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低级的故事

     谈到“性喜剧”这个小类别,绕不开的是《美国派》系列。

     《美国派》和《伟大的愿望》的主角都是学生。主线都是借助性行为的完成来实现自己的成人礼。但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故事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

     在《美国派》中,学生们虽然对性感到陌生,但都将其视为一个正常的人生节点,不忌讳谈论,甚至会相互攀比。在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上,是技术层面的探讨,不涉及伦理。也正因为对性进行了技术化处理,笑点的发掘也就有了无限可能。动作、语言、情绪上,都时不时有闪光点出现。

     而东亚文化中,性还不能脱离伦理的范畴。再加上韩国极为严苛的修能(高考)制度影响,中学生不该有性生活,是所有人都默认的准则。在这种前置条件下,怎么让对性的诉求显得正当呢?——唯有人之将死,且全身瘫痪,动机才能变得合理。

     但这种故事设置,从根上就立不住。因为倘若单纯想要给病人圆梦,花钱就完了。即便顾客全身瘫痪,也不过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已。正因为故事的主要矛盾在事实上完全没有解决难度,连带着的很多次要矛盾都无可避免地显得牵强。

     所以父亲带儿子参加马拉松比赛,朋友带主角去脏兮兮的海滩看海,妈妈找了个篮球队员来给儿子搞精神激励,细究起来,这些情节都无关主线,更像是缺乏想象力的编剧在凑场景。然而不凑还不行,一部仅仅九十分钟的电影,主角憋到整整第四十分钟才终于提出需求来,还能怎么办呢?

     最叫人无奈的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果然还是花钱。

     几乎在任何文化中,性交易都被认为是一件很低级的事。《美国派》的开头,几个高中生就定好了规矩,No prostitutes,两厢情愿才算数。美国高中生都不齿的事情,却被韩国人拿来做人生的终极解法,显得颇为可怜可悲。

    

     电影叙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的终结,人物也该有所成长。《美国派》的结尾,随着主角们一个个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对爱情、人生的理解都随之上了一个台阶。

     《伟大的愿望》结尾主角去世,余下两人经历了生死,也理应有所领悟。结果因为解决方式实在太过低级,影片结束后,观众几乎感受不到人物的成长,只是觉得一个待办事项终于翻篇了而已。

     为了消弭这种低级感,《伟大的愿望》只好在故事结尾,让当事人把收取的费用退还,强行以“感动”为名,把交易的元素抹掉,从而将所有人的境界拉高。《小小的愿望》在这个方向上往前更进了一步,彭昱畅完全“身体不行”了,整场闹剧,只是其为了维护自尊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改编版反倒比原版更为高明一些。毕竟,退款是需要理由的。比起虚无缥缈的“感动”,还不如让观众相信他们压根什么也没做。

     性别刻板印象

     《美国派》中很多笑点都来源于女性。

     有非常在意初夜,希望一切都能完美的保守派;也有看起来是书呆子,实则反差惊人的多话女孩;也有收费帮人撒谎、打造形象,俨然“性爱导师”一般的好事者。至于开放的东欧女生Nadia和派对主人Stifler的母亲,更是让人惊掉下巴。

    

     这些女性角色的出现,调剂了气氛,丰富了故事。也正是在同这些女性的交互过程中,影片的男主角们才一步步从懵懂变得成熟。

     反观《伟大的愿望》中的女性,全部是刻板印象的集合体。思想老旧的母亲成了儿子圆梦的最大阻碍;大多数女性演员台词都不超过三句,只会尖叫加甩巴掌;最荒唐的是甲德的姐姐,弟弟的话还没说完,就开启了暴走模式,叫来父亲,把甲德狠狠揍了一顿。

    

     这些女性角色的塑造,不仅毫无魅力,也毫无层次感,根本没有深挖的空间。反过来,自然也不会对男主角们有什么正向的促进。

     诚然,《美国派》无论台词还是动作,都有许多极俗的成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俗”充分尊重了不同人群的特点,也顺应了深层次的人性。笑料的设置立足于每个人的性格,经得起推敲。

     而《伟大的愿望》直接就将女性的角色定位钉死了。剧作对白体现的是矛盾的交互,是人性之间的碰撞。一旦将对白双方的定位框死,情节发展立刻失却可能性。无论剧情还是笑料,都会变得单一,只能沦为为了搞笑而搞笑的串场。

     电影是全民的娱乐艺术,往往能反映时代的潜意识。归根结底,东亚文化中,父权体系对女性的限制依然相当严重,女性被摆在一个猎物的位置上,是不应该有自主意识的。文化潜意识反映到剧本写作上,自然造就了这样一种结果。

     性喜剧少了一种性别的参与,绝不可能做得好。关于这一点,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早已有过阐释:“性行为不是任何一方的吞并或投降,而是一方促成另一方的完美实现。”

     换言之,两性之间的交流,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在一个尊重女性,正视女性的环境下,男性的自主意识也会随之发育完善。而通过对女性的打压贬抑,也不会突出男性的强大,只会让男性显得低智,在奇怪的方向越走越远。

    

     徐浩峰曾在一篇随笔中写过,好莱坞电影如可口可乐,无法山寨,谁山寨谁倒闭。《伟大的愿望》就是个绝佳的佐证:明明文化内核不同,还非要强行学人家拍性喜剧,反而暴露蠢相,又是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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