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一幅名人墨宝已属不易，为何他能收集近百幅皇宫真迹？
2017/8/5 新华每日电讯
【导读】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就有54位书法名家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天香楼藏帖”的念想
首发：8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赵畅
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博物馆参观，就不能不去欣赏《天香楼藏帖》。
说到刻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宋太宗时所刻的10卷本《淳化阁帖》，清乾隆时所刻的《三希堂法帖》。不错，这些刻帖携皇家风威，自能光照四野，晻晹私家刻帖的——即便像《天香楼藏帖》这一为明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因未能幸沾皇家之边，兼以身陷乡野，故亦难于声名鹊起。
说到《天香楼藏帖》，则不能不说及天香楼主人王望霖。王望霖，清代乾、嘉年间人，字济苍，号石友，浙江上虞梁湖乡人。由太学生捐“中书”。平日喜读书藏书，尤喜吟咏，现存诗稿四卷。亦工书法，善画兰竹怪石。有书数万卷，并建“天香楼”收藏。
其深情还体现在各种义举上，他对地方公益非常热心，周济百姓一向毫不吝啬，诚如其长辈为其所取之字“济苍”的深意——救济苍生。
有道是，文人文房，向来翰墨一体，诗画同心，书香墨香相和而不相分。王望霖自不例外，他广收历代名家墨迹，钩摹镌石，汇集《天香楼藏帖》。该碑刻于嘉庆元年开始动工，至道光十五年甲子告竣，前后历时40年。此碑刻共200余方，现尚存100余方，分《天香楼藏帖》《天香楼续刻》《诒晋斋法书》《刘梁合璧》4部分共12卷，保存了宋、元、明、清四代101位书法名家190幅共计40000多字的墨迹。
《天香楼藏帖》中的书法名家，可谓多矣，且各具神采，这不能不说是其不同凡响之处。有称为“明末四书家”的邢、张、米、董的书法，有称为“吴门四子”的唐、祝、文、周的书法，有绍兴青藤道士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真迹，有孟津痴仙道人王铎的“凤林戈未息”的草书，有户部尚书上虞倪元璐的“思母给献汝弟”行草书法，等等。
细细观赏这些书法，或笔法遒逸，古朴老辣；或生气勃勃，灿若晨星；或雄强浑朴，俊逸奇纵；或雅逸娟秀、精正中和。
而这又何以不归功于藏家之严、刻家之精呢?要知道，书法入碑，不同于普通刻石,要将透过宣纸的极为细腻的书法变化纤毫不差地表现于石上，其实就是一次艺术的再创造过程，刻石的匠工若没有深湛的刻石技巧不行，没有深厚的书法艺术的修养也不行。
是的，在精心选择将上等的太湖石作为石材以后，寻觅兼具书法和刻石艺术双雄的匠工便成了王望霖的下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目标。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经人介绍，他终于找到了摹勒刻石的一代名匠仁和(今余杭)的范圣传，重金聘请他领衔主持刻碑事项，同时又请了山阴著名书法家、金石家、姻弟杜煦作为技术顾问。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么多墨宝收集的真实性。可不是？这样的名人墨宝，即便能收藏到一幅已属不易，更何况上虞远离繁华，“第僻处乡隅，不能远搜博览”。王望霖之所以能担当如此大任，则缘于两个互为补充、不可偏废的原因：一者，他出生在一个腰缠万贯的千金之家；二者借了因捐资被授“中书”一职之便。
“中书”，属于负责北京皇宫撰拟、记载、缮写文书等事务一职，正是这个特殊的职位，为他能够亲手触摸、亲眼目睹皇宫内一些明清书家的手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今人曾将《天香楼藏帖》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书法真迹相比对，发现其中就有54位书法名家的91幅书法作品真迹源自北京皇宫，这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每每徜徉于上虞市博物馆《天香楼藏帖》碑廊，吾辈莫不情动于衷。要知道，后人对王望霖的敬慕，绝非他官做得有多大，而是他收集名家墨迹的虔诚、亲自双钩的至诚。
正如他在《天香楼藏帖》题跋上自述的那样：“余幼耽书法，每见名人墨迹，辄沉玩不置，可购者，谨贮之。其或什袭于友人，非我所得晨夕欣赏者，则借以双钩。”
这位做官的藏家，从小就喜欢书法，并千方百计出资搜集名人墨迹，对那些无法买到的，就“借以双钩”，唯恐错失，仿佛历史对他委以了重任。
是啊，他除了从皇宫中借阅，还从家里万卷藏书中寻觅，徐渭的《煎茶七类》就是他的曾祖益斋公所藏；他还托在京城任刑部郎中的叔父王允中搜集，《刘(墉)梁(同书)合璧》的原迹就是叔父所得，尔后特意请假还乡给王望霖来看的，王望霖观其笔力沉着、神奇浑雄后爱不释手，于是而双钩入石；
70岁始中探花的姜宸英的六方行楷，原为武林(杭州)王桐墀旧藏，后为鸣野山房沈氏所藏，王望霖在从沈氏处借阅；龙华老人赵金简的楷书诗，也是同僚见他爱慕不已才赠予他镌石的。
然而，终究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碑刻完成一年后(1836年)，王望霖竟撒手他钟爱着的碑帖，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匆匆离世，卒年63岁。
而今，去上虞梁湖镇虽已看不到当年藏过书的天香楼及其陈列过碑帖的总房培德堂，唯独能够看到的只是保留相对完整的王望霖的住所天香楼别墅。踯躅其间，我似乎还能依稀听闻他曾经孜孜不倦的读书声、忙碌不堪的交谈声和劳累不止的咳嗽声——不正是这声声相应和，成就了王望霖在收藏书法艺术上的不朽，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吗?
然而，也毋庸讳言，《天香楼藏帖》曾在历史的浩淼烟海中深藏若虚，铮铮铁骨埋没荒野，少为人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在王望霖逝世后，这些碑刻也遭遇了离散的命运。原先，这些碑刻都安置在天香楼旁的总房培德堂大厅中，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望霖的长房王佐卿牵头将《天香楼藏帖》拓帖外卖，拓100部，每部售银元20元。后来，王佐卿的堂侄串通外人盗拓碑帖20多部。
起争议后始停拓，众人商议从大厅中移出其中10多块由王望霖膝下四房强恕堂、燕翼堂、经仪堂、承茂堂分管。于是乎，这本出于保护目的的行为，无奈成了散失的肇始。有道是，悲剧还在延续，再后来便是天香楼遭废，碑刻或散失，或残破，或作垫基，或为路石，或筑猪圈。若王望霖地下有知，能不扼腕乎?
然而，当长长的190年过去后，《天香楼藏帖》终于迎来了它自己的喜庆之日——1985年，上虞文化馆已故老馆长朱瑞钱将散失的碑刻一一搜寻回归。初步修复后，先陈列于曹娥庙内，2000年5月迁移到上虞博物馆。
目前尚存128方，这些碑刻经历了一个甲子的飘摇，终于找到了一处温馨的归宿。而更令王望霖地下笑慰的是，早先几年，上虞市文化部门出巨资让这套映照上虞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天香楼藏帖》重新面世。
书法泰斗启功先生闻之，评曰：“这套《藏帖》年代虽晚，但因所收作品均为明、清两代书法名家名作，而且刻得非常好，完整地保留了书法原作的神韵，可视为碑刻艺术的典范，在现存的碑帖中难得一见，故很有出版价值。”
这既是对刻帖的高度评价，又何以不是对王望霖所作历史贡献的生动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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