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十星 | 学习之星候选人李婧文
2018/5/29 20:44:30 新闻一家人
“骊歌响起，玉兰花开，又到毕业时分!作为毕业季品牌活动之一，“毕业十星”评选活动也已经开启。在今天的推送里，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学习之星”新闻学院候选人的风采。
学习之星候选人李婧文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一个“知识渴求症”患者的自白
我，李婧文，新闻学院本科生。大一到大三的总学分绩(全部课程)分别为3.99, 3.99, 3.98。辅修哲学第二学位，辅修学分绩3.97。连续三年国家奖学金(包括本科特等奖学金)，连续三年三好学生，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本科期间除主修、辅修之外，旁听课程超过70 学分，研究兴趣涉及媒介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艺术史等多个领域。超过20学分的课程成绩达到97 分以上(经济学课程为满分)。被选拨进入英语四级实验班和新闻学院“学术拔尖人才”项目。科研竞赛获奖成果6 项，设计制作的交互式富媒体出版物获得中国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赛一等奖。
实习于新华社海外舆情部门、《三联生活周刊》，独立运营宗教脱敏栏目“ 遇见islam”, 并在自媒体” 国际电讯”担任时政编辑。
以上，是一个叫做李婧文的人的标签。
这些标答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诱导性，每一个词都在极力勾连起关于“学习之星”的想象。但实际上，对我来说，爱学习就像爱冰激凌，是一种癌。在副标题中，首先致敬苏珊· 桑塔格，我仰慕了近十年的另一个“ 知识渴求症“患者。
知识瘾的自我拯救： 听课是一门艺术
和桑塔格一样，初入大学，我如饥似渴地到处搜罗值得听的课。每学期会提前翻阅全校课程表的2000+条目、文史哲类的研究生课表和外校课表，现场实地考察，精心设计出一个适合自己的“培养方案”。听有趣的课， 是一种享受，就仿佛王尔德笔下一个精致的“点烟“动作，这种说不尽的迷人气质让我十分倾慕。冬日清晨， 踏雪去听温金玉老师讲《金刚经》， 讲至“ 善男子，善女人” 一句，霎时生出满心的欢喜和感动。孟春晌午，李秋零老师稳坐教三， 如歌的行板，节奏恰到好处，整个楼道回荡着气势磅魂的基督教历史，从“大初有道”到十字军，到亨利八世。暮春傍晚， 浙浙沥沥地下着小雨，朱子辉老师吟诵《虞美人》，平长仄短，下课铃响起，“一江春水向东流”绕梁不绝，余味悠长。初夏，马原课，沈尤佳老师打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讲至“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豁然开朗，醍醐灌顶。仲夏之夜，窗外蝉鸣，教室内几分燥热，最适合听中外艺术史：关灯后漆黑一片，偌大的教室只剩一壁投影，是莫高窟的一铺经变，是唐宋的一招手卷，每一个印，每一段跋，每一笔皱法，在光影的交织中细细闪现。 初秋傍晚，古希腊哲学的教室，寂静之中飘着忧伤，到了《斐多》的最后，苏格拉底饮下毒酒，“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秋夜，凉风吹进教室，李萌昀老师又为大家带来了新的惊喜，塞得满满当当的教室里，每一个同学都屏住了呼吸。七月流火，吴琼老师的结构主义课程却火花四溅，讲罗兰巴特，讲拉康，讲福柯，讲jouissance, 讲爱欲；每一个概念都仿佛一个引爆点，十足的开眼。
大学四年，我的口味越来越刁钻。在对知识地图的不断摸索中，我逐渐找到了串起主要兴趣点的线索。比如我在大一因为走错教室听了一节《宗教与当代社会》，很受启发，之后就系统化地学习了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宗教人类学、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等十几节课，读原典以及二手资料，开始田野调查，进行采访写作等。我逐渐意识到，宗教学对于理解整个西方文化，理解当下的政治、文化传播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现代批判理论中萨义德对于东方学、他者问题、文化认同、身份政治的阐述，比如当下政治学和文化研究所的“文明冲突”的问题，比如从笛卡尔开始逐渐硝立的二元思维，比如浪漫主义对文化工业批判的问题，比如视觉文化研究中的视觉性问题等等。到了大二下之后，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阅读上，常年驻扎图书馆的经历让我成为了“找书专业户”。一方面，我耐下性子坚持精读，比如《理想国》这本书前后读了不下八遍；另一方面着重对阅读速度和信息抓取能力的训练。我大学四年几乎没有用过知网，全部的阅读都依赖图书馆及国外数据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知识营养稀疏化的本能抵制。就像瘾君子对烟草纯度的嗜好一样，“知识瘾”患者是无法容忍“水”的。对我来说，对“干货”的执着就是一种强迫症，推着我拼命向前跑，永远也停不下来。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我常常笑称，新闻学院和哲学院这两位“母亲“既让我得到了双倍营养，又使得我陷入到了精神分裂式的无尽苦恼之中。没错，大学四年，我非常的痛苦。当我读到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时，我愈发意识到这种在不同思想面向之间的摇摆和彷徨，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观的巨变。
我的苦恼来自于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张力。
大一的时候，我不满足于纯粹实践和经验总结式的培养，渴望提炼出一种抽象化、体系化的理论脉络。新闻传播学科最令我着述的是其现实导向，但随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我开始陷入到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迷惘之中，比如究竟什么才是真相，是否存在真相；什么才是正义，是否存在正义等等。由此，我不自觉地转向哲学，逐渐痴迷于西方形而上学所创立的思辨方式。然而，从现实王国走向理论王国之后，新的苦恼产生了。当我对哲学史的接触由古典过渡到现代，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被颠倒过来的理论和现实关系又重新反转。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报判>导言》所讲，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思辨如果忘记了最初的现实问题，那么最宝贵的东西将被这种思辨体系本身所”窒息”。于是，我重新回到了对现实的关怀。一方面，在这样一种青年马克思式的思想转变中，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尤其是法国理论，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我开始致力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种现实关怀驱动我将理论研究和问题意识诉诸于行动力。比如在大一到大二的思政课学习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周围舆论环境中关于思政课教学的观点交锋。我并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吐槽”式评价，于是专门和同学展开了两个月的实证研究，领导团队针对海淀区高校思政课中的学生态度、课程安排、教师因素、现行教材、考核方式等问题进行十分细致的考察，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获得了首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论文二等奖，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一个对话沟通的契机。再比如，近些年社会舆论环境中关于“春晚”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我依然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吐槽”。于是依据人类学、社会学、戏剧理论等框架，对30 多年的全部春晚小品类节目进行叙事模式梳理，对其风格转变及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关系进行剖析，最后形成了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除了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平衡，我同样重视“道”和“用”之间的平衡，或者用《论语》中的话来讲，就是“质”与“文”之间的平衡。
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说哲学强调“质”的层面，强调本质性的内核；那么新闻传播学则更关注“文”，关注表达方式和传播效用。如何做到“文质彬彬＂，这是我大学四年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我不断地尝试用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来呈现最深刻的文化内核。比如，我领导的团队设计了交互式富媒体电子杂志《红楼味道》，围绕Taste 这个美学概念的多重隐喻，用现代传媒手段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独立运营了公众号《遇见islam》，用文字、图片、图表、视频等方式，以自己对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理论研究、对穆斯林群体的采访调研、数据统计、对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的思考为基础, 试图回应社会上存在的刻板印象，围绕”他者”问题，提供一个思想突锋的平台。而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实习更让我意识到，深厚的理论积淀在现实传媒实践中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传播力。在2018 年1 月，我开始着手写作一篇纪念《弗兰肯斯坦》诞生200 周年的文章，前期阅读了大量关于19 世纪英国文学史、社会史、科技史的文献资料，前后增删修改了一个月，最终发表的文章获得了6 万+的阅读量。在这篇文章中，我以康德关于“知、情、意”的思考作为核心，试图探讨科幻对于当代社会人格完善的意义。
新闻传播和哲学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比如，马克思的办报经历对其哲学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期， 选择加入的两个社团一个是新闻学会， 一个就是哲学会。对我更有启发的是汉娜·阿伦特。1961 年，阿伦特既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又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报道了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并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不同于一般新闻人的报道视角，阿伦特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个纳粹剑子手进行表面性的道德指责，而是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平庸之恶”的概念。对于新闻人来说，批判性思维和抽象提炼的能力是获得“深度”的重要基础；而对于哲学家来说，对现实的关怀，以及面向大众的传播能力，是赋予理论研究以行动力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相信，哲学家和传媒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构成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经》中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读书，听课，写作，实践，这些都深深地嵌入到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一种生命体验。因此，要穷尽探索事物之理，无论是外在于人的自然之理，还是内在于人的社会之理。这种探求本身就是对我自然本性的一种实现。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整个生命都将奉献将给这种“穷尽”。读书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因为有些问题一直没有琢磨清楚，小学的问题银行积累到了中学，又到了大学，大概是要拖一辈子了。
编辑：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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