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发展与阻力
2013/9/25 王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的发展与阻力
此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作业
1)心学的发展与阻力
心学由明代王阳明创立，到明后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兴盛。心学以“致良知”而达到“觉民行道”为主旨，凭着极具感染力的中心思想和学术活动，倡导了明代理学转向的新方向。本文主要探讨心学的学术魅力，以及如何利用其学术魅力在“程朱官学”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下，以草根性强的传播方式发展并对社会发挥其影响作用，并转化对其不利的政治因素，成为明代具代表性的学派。
2)明代政治背景与生态
宋代对士大夫的礼遇在明代已不多见，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在明时已不受用。明太祖朱元璋对“士”的诛戮与凌辱和宋代称鲜明的对比。不但有诛戮，做苦工，和鞭打，在正德元年的廷杖之刑更甚。“触时君之暴威”(1)而遭到廷杖死的人增多，且将廷杖变更为更残酷的“去衣行杖” ，甚至世代传承而制度化。以威立权的皇帝使朝廷的生态十分不利于士，和其他朝野内的问题如宦官的霸权附在一起则成为了王阳明心学得到重视的契机。余继登(1452-1527)《典故纪闻》卷一七记载：“正德时(1506-1521)，逆瑾用事，使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2)
王阳明也遭此刑罚，可谓九死一生。据《阳明年谱》正德元年二月“上封事，下诏狱”条：“是时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即决复苏。”(3)之后他在龙场悟道也是因为经历过这一劫而对帝王丧失信心，放弃了“德君行道”的途径，转而以民为本“觉民行道”成立了心学。
当时儒家思想和士大夫被明太祖作为政治工具，因为儒家的纲常对于他的统治起着很大的稳定性作用。在建朝时他招揽刘基、宋濂等儒生加以任用，但是因为太祖单纯把儒学作为政治手段而并非对儒家思想真正有敬意，所以不能从善如流地善待臣子以“仁德”治天下，以至“明初文人多不仕”(《甘二史札记》卷三二)，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明史。刑法二》卷九四)(4)。作为掌有政治终极权威的明代皇帝如仁宗，德宗等人的不力使得士人对复兴社稷的信心逐渐被明哲保身的观念所取代，朝廷稳定社稷和改革试行新政的实际力量则受到局限。
从明太祖对孟子深恶痛绝的态度可以了解，当时他对儒学怀有的仅仅是出于它的实际的利用价值，因此对他的集权不利的八十五条文被删除，因“《孟子》一书，中间辞气之间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刘三吾《题辞》)(5)，其中包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
以这种方式来控制士人的思想显示明太祖的专权和不择手段，因为这个举动对于“圣学”来说是不利的。饱读圣贤之书的士臣纵然有想法也不敢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公然反对，但王阳明却敢于提出反对被皇权左右的官学的思想，树立鲜明的旗帜，因而得到了许多年轻新近人士和精英的支持。
明代中期，程朱学派成为官方正统，称之为“程朱官学”，而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由朱熹的思想为主导。在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的科举定式有朱熹所注的《四书》；《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弟子蔡沈(1167-1230)之《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1074-1138)、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6)永乐年间(1403-1424)，以程朱思想为标准修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之后又以此为官学标准读本于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不仅窄化、僵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权威树立了新的经典。这又是一个明代利用政治力量主导学术的例子。在全国的一千五百多所学校(7)中都以这种教材来培养科举考生，主宰着学生的思想。
此外，附带着功利目的的科举考试使学生为了功名而偏离圣学思想，引起了不少士大夫对士习的指责。当时生源大幅度增加，可是取士名额却保持在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没有针对可取的制度本身，而且仍然视习举业为使指责志，提出的改进方法治标不治本。如聶豹(1487-1563)主张以道德取士，王鏊(1450-1524)则主张别开制科、专取博学宏词之士。相对的，王阳明对考试的功力影响作出较有力的抨击。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对王阳明来说是妨碍“圣人之学”的。“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学越趋越下”。(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阳明大胆的反对这种官方制定的“俗学”，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与官学对立的清晰的学术方向，以此教化读书人。下文会分析心学的思想和在当时的优势。
除了政治文化的萎靡不振以外，宦官的权力以及派别中的权力斗争是政治中心转移而王阳明的心学得以利用这个契机。明中叶以下皇权被宦官操纵，而黄宗义等人对理学丝毫没有敬畏之意。于是士大夫的实际权力更为衰弱，倡导圣学就更加困难了。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中记载：‘朱象玄司成说，有一顺门上内臣尝语余曰：“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变矣。昔日张先生进朝，我们要多打个弓，盖言罗峰也。后至夏先生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盖屡变屡下矣。’(9)张璁(1475-1539)、夏言(1482-1548)和严嵩(1480-1565)尽管都是嘉靖朝的重臣首辅在宦官的眼中却毫无威信(10)，可见在这个时期士大夫的地位低微，也不难理解士人普遍对朝廷失去信心的缘由了。吴与弼独善其身儿子保，在“省、郡交荐”之下坚决“不赴”，表现了儒人对朝廷失去信心。太息曰：“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至，难矣!”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的思想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而带领这些失望的学者将理学转向，使心学应时而生成为比程朱理学更“实际”的思想。
心学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朝廷的反对势力。“致良知”和心学注重“内圣”不问政事的中心思想把“内圣”个体化，从“外王”的政制束缚中解放出来，新颖的学说不依附在程朱的官学之上，因此引起朝廷和部分士人给冠上的 “邪说”、“反叛”和“异学”(《明世宗实录》卷十九)(11)之称。此外，新兴学说不但对程朱官学得主流思想造成了威胁，也因程朱官学的高度政治挂钩而间接威胁了政权。嘉靖皇帝诏以试图巩固官学的正统性并抑制阳明学的传播，命“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把阳明的学说视为“叛道不经之书”。(《明通鉴》卷五十总页370)(1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心学招致不少批评，它仍获得学术界和朝廷方面热烈的反应。这表示虽然不少人把心学视为“邪说”但也同时注意到心学对现有思想与体制的潜在威胁。因为它不失为对于以上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的方法。心学所培养出的新血作为给朝廷注入的新势力有助于改变朝廷的政治文化，起着“净化”的作用。从注重各士人本身道德修养到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的方面，心学思想有潜在的推动力量能制定一系列以道德标准为前提的方针。这对于受“以天下为己任”儒家教育的人士魅力是很大的。
3)心学的思想与理学的转折
程朱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共同目标但是在学术的思想上完全分歧。这是由于他们对“理”、“气”、“心”、“性”的概念上做了不同的诠释。虽说朱熹也推崇圣学的德行和修养方面的，但他的思想是“性即理”即是“天下无性外之物”，把重心放在如何灭“人欲”，使“人心”被“道心”所取代。《朱子语类》中载：“便颜子也只是使得人心听命于道心后，不被人心胜了道心。”(13)王阳明则认为“心”才是理。《传习录》载：“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以至本体便是知，以至所在便事物。如意在于视亲，则视亲便是一物；意在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朱熹的“格物”在于“穷理”而王阳明的“格物” 则在于“正事”。朱熹的“理”(或天理)在外与天地万物，须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循序渐进地求索，“知”后才能完成德性的修养。是“知先行后”的思想。但是“公共”之理与个人之理虽是一理，却须以格物的方式来得到致知，得到“完全”的理成为圣人。这样一来，“理”与“心”是二元，既然难以求知便难以修身，便很难实现。对王明来说，则是“知行合一”，“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他提出的“心无外物”、“心外无理”的命题中的思想是心不止存在着心理与生理知觉，更是具有一定的本体的意味。所以脱离了“心”即“意识”的判断就无从理解外物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没有程朱所谓的“理”可言，因此程朱的“格物致知”便更为不实际阳明的“格物”为“正”、“物”为“意所在之事”于是格物便是随时纠正自己意所欲为之事，全在内心，不必理会外面的天地万物了。
程朱追求“内圣外王”和“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忽略了内在的道德基础的必要性。王阳明在龙场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以“致良知”来实现存在个人心中的“天理”，使天理成为内在的、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外在的事物中“格物”寻求的。“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14)“天理”从一个抽象的遥不可及哲学概念传而成为人人都能发挥的内在力量。
程朱的“引君于道”意味着大臣有着重要的责任而权力集中在朝廷，而且因为学术的政治化使学术中心脱离社会大众，而非“士”的人则无从发挥政治影响力。王阳明的“天理即是良知”之说将“理”归于心，非可求知于外在之物，所以“忠的理”在于一己之心，与“君”究竟为何人无关(15)。这种思想从明代“内圣外王”的政治化思想脱离出来，把“格物”内化，层面扩大到“士”以下的平民，不只被精英学士所垄断而使各阶层都能达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作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作。”(16)阳明学为了打通理学系统与民间思想之间的隔阂而把与“良知”通为“良心”，来强调“良知”的社会作用及试图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这样塑造的社会性格可以是理想化的，突破的同时亦不排除“觉民行道”的社会责任，也是上承宋代理学之血脉所在。(17)
王阳明的学说把颜子的圣学加以诠释传承下来，以此来加强私学的正统性。他强调“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18)，“颜子四勿之训，此蓋圣贤心学之大”(19)，而致良知之学正是继承颜子注重良知体察善恶“有不善未尝不知”(20)的思想。“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古血也。”(21)后来王畿更是强调了王阳明是继承颜子之学的第一人，朱熹甚至周程都被超越了。“颜子发圣人之蕴，以教万世，所学何事，颜子有不善未尝复行，不远而复，复者复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时时作得主宰。。。谓之圣门易简，直接根源。当时子张、子贡、子夏诸儒，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再多见上择识，语言上求解悟，忆上求中，湊泊帮补，自讨繁难，所以不及颜子，故颜子没而上学遂亡。”(22)“老师良知之旨，原是千古绝学，颜子一生功夫，只受用的此两字。”(23)这使阳明学具有圣学的传承性，在与官学和程朱思想的角力中能站得住脚。
王阳明的学说是一个较为应时的思想。学术的传播方式和学术的中心思想非常吻合，因而能使学术传播更为顺利。心学的主旨“致良知”是针对个人和个体发挥影响力，进而达成“觉民行道”的目标。这种思想不止把政治力量“内化”，更大的作用是给予个人和个体“责任感”(empowering)，因为政治的力量已从“引君得道”转向“觉民行道”。在当时明代的政治大环境下，王阳明意识到“得君行道”已是行不通的，于是王阳明把重心转向人民。而政治环境的恶劣必然使是人民向往一定形式上的“改革”，非具体的政治体系的改革，而是思想上的改革。虽然心学并非具有具体改革思想的学术，但是其中心思想却已是从“程朱官学”偏离极大的学说，应这样一种社会需求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学术思想和道路。
同时期张居正的 “守成业而致盛
治”(24)，“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25) ，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因为在思想上与官学没有实际而明显的转变或进步，而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朝廷中对他的地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不能形成有力的一群。也就是张居正的改革停留在政治层面而不能深入社会亦不能建立起思想层面上的突破点。心学和张居正在这方面呈现对比状态。心学学者竖起的与官学分歧的旗帜而得到对朝廷失望的世人的支持，是使心学能够成为对程朱官学构成一定威胁的学派的原因。
4)学术传播：草根性的实际运作
王阳明本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功绩是成就心学初期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发展初期以他本身的号召力吸引了地方精英跟从他的学术。科举上的困难对王阳明学派的传播作用不小，因为生员能利用更多的时间在参与学术活动和将会上，也能够跨地域的参与各地讲会，作学术交流。学术本身为生员和地方精英带来的“觉民行道”的使命感也促成多个地区系统的以讲学活动传播思想。
王阳明倡导学速滑的方式重视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影响，即“离群索居”会导致“懈怠之蔽”，而聚集讲会能得“砥砺之功”。(26)在明中叶以后讲会成为王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讲会不只是师生相聚的活动，更逐渐成为一种交往活动，并在各地以建立人际网络的方式展开学术传播。王学讲会最早的是由余姚诸生订立的龙泉寺“中天阁会”(《阳明年谱》嘉靖四年(1525)条载)这种每周一次的定期学会内容以“切磋学问”和“砥砺道德”为主。(27)之后在嘉靖五年(1524)安福成立的“惜阴会”得到的反响不小。“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之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太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寄安福诸同志》书载《全书》卷六)(28)
对于王阳明学说的流传，有识之士修书院、定期讲学等学术活动，形成与正统官学对立的知识群体，对朝廷的政权是一种威胁，特别是由乡里形成的广大关系网所支持的学说具有一定的政治潜力。因此，在嘉靖十六年就有明代初次的禁毁书院的活动，晚明更有大规模的毁书院行动。在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书院讲学群聚党徒空谈废业为由诏毁天下书院，先后会应天书院等六十四处，以加强官学。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毁东林、首善等书院，把抨击朝政的讲学者当作政治敌人打击。(29)但是，这未能阻止阳明学说由江西继续发展延伸到浙中，南直隶这样经济和文化发展强筋的地区。而且嘉靖年间修建的书院的215所书院占明代书院总数(1239所)的37.13%。(30)书院的建造由阳明学者和各地乡里的商人等集资而成，不仅有建书院的风气胜，也吸引了不少追随阳明学的人，门徒日益增多。嘉靖十八年(1539)徐阶掌江西政时组织“龙沙会”倡导阳明学(《阳明全书》卷三五，《李春芳碑记》，494页)(31)。嘉靖十九年(1540)阳明门人周桐、应典在浙江永康西北的寿岩建书院，“就业者百余有人，立师位于中堂，岁时奉祠，定期讲会，至今不辍。”嘉靖二十九年(1550)在溧江的嘉义书院“定期来会，常不下百余人”。由此可见，禁毁书院的活动不能广泛延伸到京外其他的区域，朝廷反阳明学的力量较王阳明思想潮流的领导力量相比更弱，不可抑制讲学活动绕过官僚体系在地方上更为盛行的趋势。
王阳明学说以超越地方性的讲学活动使学术的流动性更大，以在各地逐渐建立起势力。不只限于在两京之外的各地方举行讲会对周边或边远地区发挥的功效，当时游走四方参加讲会是在阳明学者中十分盛行的风气，使其学术的流动性颇大。《洛村黄公墓志铭》(《念庵文集》卷十五)中载：“(洛村)既归，每岁必放舟青原、玄潭间，与吉之双江聂公、东郭邹公期会。先会必走速予刘君。方兴为后，先兴未慊，或留莲洞，更旬月乃能去。”及“嘉靖辛丑某归田，始会明水陈先生于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毗陵，即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雪浪阁，甲寅过桐江，……不特定会期拟岘台与怀玉、浙东、青原、玄潭访而已。”期间“四方君子切劘之训”。阳明门生也十分积极的结交各地的人士加入“同志会”，通常是在往集会地点的途中所遇。王龙溪为钱洪德作《绪山钱君行状》(《王龙溪文集》二十)提到“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32)这“随地结会”会在当地形成定期的阳明学期会，“既如会，诸生惧其既别而或离也，乃图为月会之约，而属言予，以道其所志。”(《道山亭会语》，《王龙溪文集》卷二)(33)。由此可见，朝廷的反阳明学实力不可能深入各地对学者和他们的活动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因此对于学术往各地传播不能有效的控制。此外，在各地方进行私人讲学的学者往往需要借助官僚和乡绅的力量和经济资助来维持活动。王畿和钱洪德便是与官府有密切往来的学者。(34)他们以某些对阳明学说倾心的地方官员的支持，利用官方的资源来支持推行学术活动，可见学术即使是在朝廷的反对下仍发展强盛，甚至还可以借助官方来传播。
阳明学的传播不只广泛而且在某些地区也很深入，具有渗透力。为了使学术能够在地方深入地扎根，联姻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不少阳明学者支持甚至推动联姻和联宗的活动，主要是因为旷达的人际网络有助于推广对学术的认知和扩大学术传播的范围到各个阶层。在安福和吉水两地，学者罗洪先和邹元标利用地方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修族谱、建祠、提倡家族互助与家族救济(35)等行动加以强化之，成为学术思想的载体进行密集的传播。相对于“传统”师生和书院的教育方式，这种利用人脉关系的方式因为能够深入地方社会的生活圈子，并缩小非“士”人与学术之间的距离感，因此这种“亲民”的策略使更有影响力。
不难注意到，心学在实际运行时的运作方式是针对性的，即对“士”和读书人针对哲学和思想方面进行“同志会”里思想内容和哲学性质的讨论，而对于乡里和地方不同阶层的百姓则采用朴实的语言进行“道德规劝”和教化，因此讲会是具有一定社会教化的功效的。在《谕泰和杨茂》中可见王阳明以“心知是非”、“天理”、“行是的心”等来讲“良知”的概念，教化普通人民去“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针对性强意味着学说能较为广泛的被各不同阶层的人所接受.
王阳明的思想不止提供了一个道德约束的范围也提出了实现它的行为标准。王阳明抚南赣时发布的《南赣乡约》中提到：“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的宗旨，“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以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儿子孙，和顺而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王阳明全集》)(36)，除了体现出群体的功效和其对心学的重要性以外，也反映了当时学术传播所具有的实用性和实践价值。阳明学说针对人民用较为具体又有实践性质的方式间接的使人们接受“致良知”的思想，在乡间实现“觉民”的功效。相较于程朱官学针对生员的刻板科举教育，完全可以凸显官学与人民的距离感与不及。
综上所述，当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使得阳明学朝着这种穿透社会的形式发展。符合大环境的心学思想内容使阳明学容易被接受。学术思想和实际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可以绕过官僚体系并对其造成威胁。虽然王阳明的学说并没有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但是他的学术却继续因具有明代代表性意义而得以流传，并启发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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