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事功即学问 （二）
2014/3/16 王阳明心学

     事功即学问

     中国南宋时期反对理学谈论心性而强调事功的学说。浙江永嘉的叶适和永康的陈亮为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这里的事功之学指的是提倡实事实功的思想。叶适也同样重视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我们在学习时不要盲目去看空洞的学术性的文章，要抓住问题的关键，多去实践，在实际的行动中，也许还会出现原本没料想的问题，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与真实的背道而驰?但我们从中吸取了经验，而这种务实的做法也会使我们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少走弯路。

     但他比之陈亮“专言事功”更深入一步，能够用“功利”来衡量义理，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际的活动来检验， 也就是说凡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会出真理。而我们也正是在不断论证不断实践中学习。

     以唯物主义事实求是的态度分析他事业成功的原因，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对于我们提高精神追求，增强工作责任，端正生活态度是十分有益的。 但他喜爱读书从书中吸取了古人的智慧，借鉴了前人的成功经验，提高和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读书不同于常人，“唯义理为治学之本”,主张“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对他的部下及家人“爱之以其道”。他说“做名臣、做名相、要有好师好友好榜样”。他把古代三十二位圣贤，作成〈圣哲画像记〉为自己学习的楷模。与他同在“翰林院”的同僚们都在“拼命做官”时，他却在“拼命读书”。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是学问，刺激了他对君，对国负责的政治热情；是学问，熔铸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学问，炼就了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学问，熔铸了他忠诚不渝的人生品格。这些无疑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一切又源于他对读书，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赫赫事功源学问!

     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王学的内在结构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而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②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

     致良知的致是极尽的意思，解释起来就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依赖于外界的认同，而在于自我修行的进程。由于知行合一命题的存在，心学的修行不像佛家追求远离尘世之外的禅机顿悟，也不像理学那么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是应该投身于社会，按照由家庭到乡里到民族到国家再到天下到万物的顺序，在各种各样的事务中磨练。心学中的读书更多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得到获取知识的动力，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知识本身从事物的磨练中来。一 积极的人生态度。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守仁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童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从上文对王学的内在结构即“良知”、“致良知’等分析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守仁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

     他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迁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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