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深度》何谓心学？如何在工作中生活中运用心学。
2015/4/8 王阳明心学
何谓心学？如何在工作中生活中运用心学。
(作者为本平台粉丝澄观先生，感谢他的赐稿。)
心学溯源之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陆王心学(简称“心学”)是一门特立独行的大学问，其以儒立本，融合释道诸子，上可修道炼心，下可经世致用。
心学不仅影响了中国自宋以来至今的历代学者、修行人乃至权贵，甚至直接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至今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商业等诸多方面继续产生着巨大影响。
那么，心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
所谓心学，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指由南宋陆九渊开创，至明朝王阳明而大成的一门既简易直截又精微玄妙的，以经世致用为立足点及最终归宿，以修心悟道为入道法门，融合出世入世，兼顾体用知行，涵容儒释道为一体的大成之学。
据心学大成者王阳明及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黄宗羲所言，心学实为圣贤之学，是真正的大人之学。如果没有一颗大心、公心，是不可能真正领悟、修习到位的。历代真正修习心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标，否则就难以理解并认同陆王的心旨，也必然会有较大理解偏差，以至于面目全非。
也正因如此，历代真懂心学者少之又少，即便阳明亲传弟子，也多偏于一隅，难能全体涵容并发扬光大。至于历代对心学的批评与诋毁，更是多有。但客观分析，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在不明心学为何物的基础上的浅层乃至错位的批评。
心学为何如此难懂？原因至少有七：
一、是心学涵容儒释道三教，如对三教经典鸡修行基本法门完全不懂，则无由进入心学。
二、是心学的目标为成圣成贤，志小者及不能大心、公心者，是无法体会一颗大心所思的微妙的。
三、是心学为自修自悟基础上的贯通，无法用明白无误的言语表达出来，所以无法精确传承，更无法精确理解。
四、是陆王等心学大家多重视讲学，而不重视著述，其留存的心学经典文字少，即使有部分文字留存，也是只言片语，无系统阐释的大作留世。
五、心学对修习者要求高，非上根资质，终隔一层。
六、历代心学传承多有断层，每一次断层，都是一次新的误解的开始，以至于面目全非。
七、心学传承非宗教形式，故历代传人可根据自己所参所悟随意篡改及增添己见，对前贤有敬而无畏，导致传承时断时续。
心学溯源之二：
如追根溯源，陆王心学可上溯至尧舜禹一脉相传之“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般来讲，这“十六字心法”，被视作儒家法源，当然，这也是心学的源头。
但对这“十六心法”的解读，却差异巨大。一般理解为：人心因欲望驱使而危侧不平，道心则因为天理之凝聚而精微玄妙，所以君子需勇猛精进并一以贯之，去两端及两边而握执其中。这里牵涉多个常常引起争辩的核心言辞：人心、道心、精一、中。可以说，只有从逻辑道理上深度把握并在身心切实体验到它们，才能真正明白其心髓。但是，儒家历代大家对此理解多有分歧，难以统一，源歧流自分，故此流派众多。加上经后代考证，今本《尚书》可能系汉代人篡改过的伪书，这更削弱了它的权威性与精微度，“十六字心法”的历史合法性遭到严重怀疑。
尽管有如此多的争议，这“十六字心法”毕竟开启了儒家向精微一路的发展。以心性修行为重的陆王心学，自然以之为重要源头，并在基础上生发下去。
心学溯源之三：
《易》与心学的关系密切。
陆九渊曾在《象山语录》中自信地说，自己对于易学的领域，少有人能及，并从心学角度对艮卦、谦卦等诸多卦象做了解释。象山弟子杨慈湖，更是作《己易》，大倡我即易，我心即易。王阳明则在《阳明传习录》中说，良知即易。阳明弟子二王(王龙溪与王心斋)发挥阳明易学较多，另一弟子罗念庵则精于易学及术数。阳明再传弟子、“二溪”之一罗近溪，则融心学与易学为一炉。
易学与心学既然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一代心学大家王阳明却在悟道后很少提及易学或很少占卦(据年谱记载，阳明一生只占过一次卦)？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往往被历代研习阳明心学者所忽视，而几乎无人涉及。鉴于此，特将个人见解简列如下：
就传统文化精微之处而言，个人认为，可分作两部分：一为物理之学，二为心性之学。前者重探讨自然存在世界之运行规律，后者重点探讨人心与精神之发展。前者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有规律可循且可证的自然及社会科学，后者则成就了宗教艺术及各种微妙的人文学科。就这个角度来说，《易》为侧重物理之学的“大学”，当然也是联通微妙难言的心性之学的一座桥梁。正因此股，未悟入心学时，《易》为抵达心学精髓的一条捷径。已悟入后，《易》为验证、诠释并贯通心学的坦途。陆九渊、杨慈湖、王阳明、王龙溪、王心斋、罗洪先、罗近溪等，对于《易》的独特理解与贯通，正因此故，实际上是以心学解《易》，贯通《易》。
当然，《周易》之《十翼》中，时有悟入心性后的精微之论，如“易者，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简直就是儒家心学修行之大法，只圣贤多不说，世人多不识而已。
至于阳明龙场悟道后，很少用易，可能是因其悟入后，洞见心体，可用可不用，或用即不用，不用即用，用术而不显术吧。
心学溯源之四：
虽然可上溯尧舜，但一般来说，心学的初祖是儒家圣人——素王孔子，历代心学大家都视其为开宗立派者。
孔子一生学问精深，但他述而不作，到万年才以编代著，所以他的思想与学问，后人只能从其弟子的记载(如《论语》)与其编著的六经中揣摩复原而得知。孔子犹如谜一般，怎么解释貌似都可，但又示人攻击的弱点。心学之溯源孔子正如此。
严格来说，孔子有关心性之学的文字是极少的，多是所谓悟道后状态与心得的偶尔抒发，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夫子训导弟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予欲无言”等。基本无完整阐述。即便如《周易.十翼》中有关心性修炼的阐述，也非完整的。正因如此，心学推源孔子，就难免给其反对者以证据，说实际上孔孟无心学之说，陆王妄自揣测而已。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在此。为什么陆王诸位心学大家，非得推源孔孟？是出于宣传陆王学说的考虑，还是实际如此？陆王是如何判定的，我们又该如何判定陆王真假？
五祖弘忍大师曾说：“见性之人，言下便知”。其实，要判定一个人是否见道，只要不是可以躲藏，具慧眼者，只言片语足以判定其深浅。何况孔子留有一定量的编著之作，以陆王之资质，定能看出真伪。再说，以陆王之心胸，实际也无需借古圣贤以抬高自己。当然，这是从情理上推论，实际两者之间一脉流传的关系与实质，精修陆王心学者自能知晓。
此可作为一儒家大话头，供诸位参考。历史上，大儒朱熹实未参透此话头，但我相信诸位睿智之人，定能有所心得。
心学溯源之五：
南宋心学大家陆象山在被问及其学问师承何人时，曾明确表示是他自己看《孟子》而悟到的。阳明也多次论及孟子之学。可见，孟子思想在心学发展史上的意思非同寻常。就个人理解，孟子实为启发陆象山心学的直接圣贤。
历代论孟子者，多以其狂傲自肆而多加贬抑，普遍认为孟子不如孔子醇厚。此论诚然。但正因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胸襟气魄并实修实见，加上其简易可行的修身养性法门，而开启了有别于以圣贤经典及老师引入并循序渐进由学而悟的传统儒家修身养性之道——陆王心学。对于陆王心学来说，孟子居功至伟!
如果说孔子是一个经纶满腹由温文尔雅的老年儒者，那么，孟子就是一个满腔正义又激情四射的中年儒生。
这种气质，这种简易直截的修身养性法门，加上陆象山的超绝天资，最终使得象山因孟子而悟入，并开启了儒家心学精微玄妙又勇猛精进的发展之路。
心学溯源之六：
在儒家心学的发展过程中，佛道两家对其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
魏晋时期儒道交融，唐宋时期儒释道的相互对抗与妥协，逐步促成了儒释道三家貌合神离或者貌离而神合的状态。
北宋初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集体亮相与学问的相互融合并独立呈现，已开启心学的帷幕。尤其是周敦颐、程颢及张载，深悟大道，对陆王的影响非常深刻。北宋五子，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儒释道融合在儒家田地上开花结果的先河。
至南宋陆象山，则直接提出心学概念，并锐意直行，直接挑战传统程朱学派，并不惧怕人家说其为禅学。到王阳明，则直接打比喻说三家本一家，并用良知学说统贯三家。
我们抛开三家基于各自立场的相互鄙视与对抗不论，儒释道三家之所以能在宋明时期结出“心学”这一果实，是有其深刻内因的。关键是陆王心学对宋明王朝及日本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日本的近代史，我们不能简单用三教合一来解释，更应深入其里，洞悉其合一致内在必然性及内在矛盾性，一加一的结果其实不是二，而时一，且是全新的“一”。
心学溯源之七：
在南宋陆象山正式标榜“心学”之前，心学实际已启其微。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以道家修行法门立本，融合易学及儒家经世之学，开启了精微之宋明理学先河。
其大弟子程颢，以师父为楷模，无论为人还是学问，都平和简易，由心而发，真实见道，为历代儒者尊崇。
其小弟子程颐，性格严谨，于师父简易平和注重内心体验之学，始终有隔阂，后来开辟了一条所谓侧重理性推演的程朱理学道路，偏重注重制度人伦，存天理灭人与，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中，求得大同社会之达成。
大程子与小程子两者个性的差异及学问的异趣，传承下来后，则直接将南宋理学分化为两派，即以朱熹为代表的所谓道问学为重的崇尚知识与外在制度的学派，和以陆象山为代表的所谓尊德性为重的注重内心体验并由内而外经世致用的学派。
张载则以《易》与《中庸》为圭臬，融合佛道，加以静虑精思，最终于晚年深悟万物一体之旨，并留下《张子正蒙》等知名著述。
“闲道人”邵雍，一生致力于易学研修，阐发先天易学，并参以道家呼吸吐纳之道，于精微心体及天地大道体悟机深。
朱熹气魄大，可以说于当时各种学问都所有涉及，他倡导通过个人勤奋与努力，格事事物物后面的天理，穷理尽性以达天命。所以，他非常注重系统地、循序渐进地读书与思考，并尽力依循孔孟正统学说，尤其是于《四书》情有独钟，一辈子都在注解《四书》。朱熹学问，以日常逻辑、常人情绪及知识为基础，通过逻辑与情绪推衍知识，使得知识符合人之常情，他有意无意地在试图寻找一门中下根器之人皆可循之而入的学问道路，并在事实上达成了此目的，并在后来为统治者认识到后推广为后代科举考试之正统。
自尧舜至孔孟，自周子至朱子，由笼统而至分化，由粗率而至精微，由术而入道，期间传承时断时续，甚至往复循环，正见与误解并存，但无论如何，儒学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一直未曾改变，只是思想与制度的追根溯源方面，宋明理学更深入、更根本。在宋明理学的家中，如果说程颐—朱熹一路流传下来的学问尚停留在制度与知识层面，未曾究竟的话，那么陆王心学则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大法，一路追溯至明澈心体，并至内外明澈后，由内向外发用，修行事功圆融无碍，而这才是中国文化之福德!可惜，自陆王心学出现，就一直传承不顺畅，学者、当政者、修行人，多有攻击它，整个民族与国家自我障蔽之处多矣。然而，这可能也是陆王心学自己的坎坷命运吧!
心学参修之一：修行
要想参修心学，首先得纠正一个思维定势，就是儒家没有真修行。一般理解，只有佛家、道家才有修行之说与修行之实，而儒家貌似经世致用，是没有真正的修行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的。
对于以记诵考据及功名利禄为能事的“专儒”、“腐儒”及“假儒生”而言，儒家确实没有修行之说，也无修行之实。在他们看来，儒家就是谋取功名利禄及治世的工具而已，跟锄头镰刀本质一样。这种儒家倾向，被称为“为人之学”，即所有学习都是为了赢得他人的认同，并在他人认同的基础上赢得自己的利益。
“为人之学”自古就存在，也是被历代儒家圣贤狂批的人。“为人之学”往往培养出所谓“乡愿”，即高度认同君子，也深度同情小人，两端讨好，两不得罪。孔子、孟子都对这种人深恶痛绝，认为“乡愿”是“德之贼”。当然，这种人，在现代社会，似乎很多。
除了“为人之学”，还有“为己之学”，即为了解决自己身心的困惑而思考和学习的学问。因为这种学问是源自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所以“为己之学”是无需照顾别人感受，而只需满足自己内心需求的一门学问，其受用也是自学自证自用的。
与佛家、道家相对出世相比，儒家是立足现世的学问，那么儒家的“为己之学”就必然面临出世与入世、身与心、知与行、修与行、心与物、道与事、体与用、道与术等核心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践行“为己之学”的儒家圣贤们需上溯其源寻找大道与抵达大道的功夫，还需旁取佛道以借道修行，更需涵容法家、兵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以接地气利于践行。而所有这些，古儒者是没有现成模板的，需要后代儒者自行参悟。
幸运的是，自“北宋五子”开始，儒家“为己之学”已启其端，经宋明陆象山、杨慈湖、朱熹、陈白沙、湛甘泉，至王阳明而大成，又自清初起逐步衰弱，至今已基本断绝。
严格讲，儒家“为己之学”又分两途：一是程朱一脉，二是陆王一脉。
程朱一脉，注重由外在言行之敬信、改过迁善及阐释奉行圣贤经典，而逐步抵达内在心地明澈。程朱法门，实为渐修法门，适合所有有志于了解儒家思想与修行的人学习，但是这种由外入内的、非到最后方能悟入心体的修行法门，也常常容易导致培养出一生博学却永不见性悟道的人，这种法门，我暂称之为儒家之“浅度修行”。
陆王一脉，则从一开始就注重体悟心性，其法门之关键为放下诸缘，甚至放下儒家经典，一心体悟大道，并待明心见性后再返归经典及日常应用。最终返回经典，既可验证自得，更可以自得贯通经典，即象山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与程朱相比，陆王一脉可称为顿悟法门，其对参修者要求极高，非中上根器之人，无缘入门。这种法门，我暂称之为儒家之“深度修行”。
“为己之学”的分途，给了普通民众，成圣成贤的希望，它可以让不同根器的人选择合适其自身的法门，得门而入儒家殿堂。这正是宋明理学的伟大之处。
正因如此，谁说儒家没有真正的修行呢？
心学参修之二：经典
与传统儒学注重“五经”不同，历代心学大家更侧重对“四书”与《周易》的参悟与阐发。
之所以如此，跟“四书”所载内容更注重心性修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大学》为入门之书，是引导众人走向“大人之学”的根本纲领。《论语》为孔子及弟子学说及修行心得的汇总，是学习孔圣的根本大经。《孟子》为亚圣孟子的言行汇总，舍此无由了解孟子。《中庸》被称为儒家之心法，陆王心学关键而玄妙的各种修习法门，基本可在此经典中找到源头。《周易》本为占卜之书，经历代儒家圣贤的注解阐释后，更成为儒家诸多义理产生的根本源头，并与《中庸》一起成为儒家心学的两部修持总要与大经大法，两书也常相为阐发。
除了“四书”与《周易》外，历代心学大家对佛家经典，如《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伽经》、《楞严经》等，多有参究；同时，对道家经典也多有摄入，如《老子》、《庄子》、《列子》、《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
此外，参修心学者，还需同时参阅自宋代以来陆王心学诸位大家的著作、语录、各种与同道友人相往来的书信与诗歌。这些著作，都是心学大家们个人参修自得体会，参阅它们，不仅可知心学为何物，更可以之为师，并依循它们进入心学殿堂，并在自身悟入后验证自己所参所得。这些书籍至少包括以下诸种：《周敦颐集》(重点为《周子通书》)、《二程集》(重点为《二程遗书》、《程氏易传》)、《张载集》(重点为《张子正蒙》)、《邵雍集》(重点为《观物内外篇》、《皇极经世》、《击壌集》)、《陆九渊集》(重点为《象山语录》)、《慈湖遗书》、《朱子语类》、《宋元学案》、《陈献章集》、《湛甘泉集》、《王阳明集》(重点为《阳明传习录》及与友人论道书信)、《王龙溪集》、《王心斋集》、《罗近溪集》、《困辨录》、《罗念庵集》、《周海门集》、《困学记》、《马一浮集》、《熊十力集》、《梁漱溟集》、《牟宗三集》等。
在心学的整个参修过程中，经典实际上起到提点与验证的作用，而非由经典而悟道。
心学参修之三：次第
心学不是词章记诵及功名利禄之学，而是真切的修行之学。那么，心学又是依据何种修行次第进行修行的呢？综合历代心学大家的记载，大体归总如下：
一、立下此生必为圣贤的大志向。没有此大志向，参修心学就不会有真得，就不可能明心见性。
二、真正笃信心学为内外通彻的圣贤之学。心学不拒绝疑问，相反真切的疑问是进步的动力。陆象山曾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笃信是在疑问的自我启发与消释中建立的。
三、先以明师引路，后则依存自心师。初修心学，需有明师牵引，如果缘分未至，也可私淑古圣；待稍上道后，即以逐渐清明的自心为师，一路精进。
四、大心，公心，虚心。心学为涵容天地人物之学，稍存一毫私心私欲，或其心稍小，或其心过实而不虚灵，则违道甚远，终究难以见道。
五、深参自悟，证诸圣贤经典。有了以上基础，则可进入参修状态。从根本上说，心学实际上无可教授，所有心得皆需自证自悟。如能洞见心体，则古今圣贤文字言行只一件事而已。
六、贯通道术言行。悟入之后，还需出山，用至少几年时间贯通道与术、知与行，并使内外如一。如此，则进可立事功，退可养天年。
心学参修之四：功夫
从根本上讲，陆王心学无一确定的功夫及法门。不同根器的人，往往适合不同层次的参修功夫与法门，阳明先生在天泉桥上对钱绪山及王龙溪的殷殷嘱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般来讲，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静坐体悟。这是心学借助道家法门来参究自家宝藏，这个法门自周敦颐开始，一直延续下来。
二、参阅经典。这是人类学习知识的最基本方法。心学大家参阅经典，并不是通过经典悟道。对于历代心学大家而言，圣贤经典的意义比较特殊。前期参阅经典，重在激励信心与启发关键；后期参阅经典，则重在验证己参与贯通知行。
三、持志守敬。这是程朱一脉延续的参修法门，适合各种根器之人，并以志向引导行为，以敬戒规范心行，直到开悟。
四、事上磨炼。此法门为阳明先生明确倡导的参修法门，于行中修，于事上磨。不离事而修，修行一体，知行合一。
五、死参话头。此法门借道禅宗，死参某个心学核心话头，直到内外洞彻，自见本心。
心学参修之五：功用
任何一门学问的创立，起初都是为了解决现世与心灵上的困境，心学也不例外。就心学的功用而言，大致可分作两层探讨：第一层，为心学对传统儒学发展的功用。第二层，为心学对参修者个人的功用。
心学在宋明的出现与兴盛，实际上是儒家自身发展的深层困境决定的。原始儒学，为经世致用的治世之学，实际为统治者治世的工具。虽然这套治世工具是由古圣贤通过参修并洞见人类本心后自然外发延伸出来的治世理论，但越往后发展，儒家越只注重礼乐典章这些虽然重要却是外在的东西，并忽略典章礼乐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根源，最终舍本逐末去了。而魏晋隋唐以来，佛道对儒家心性领域的侵袭并占据，进一步导致了儒家徒有其表。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向心性发展是必然的。那么，与前相比，心学有何优势呢？简单地讲，心学的出现，找寻并接续了早已被后代儒者遗弃的内在心性本体与外在制度规范，并使其回复原本的一体，使得所有制度规范皆在自己内心上有根可循，而非简单沿袭前人而已。
至于心学对于参修者个人的功用，是所有心学参修者必须解决的动力问题。归纳来讲，至少有以下几大功用：
一、彻见本体，超凡拔俗。通过修证，彻见澄明本心，使自身虽然立身凡尘，而心褪染污，超拔世俗。
二、随顺天命，无忧无惧。通过彻见本体后的无为观照，欣然承认上天给予自身的命定东西，随缘生死，一顺天则。
三、自作主宰，自在自如。悟入之后，本心呈露，一切言行，皆随心转，如御马辔，如驾轻舟，自由自在。
四、贯通知行，内外合一。既识本心，则外在言行，无非心地作用，由内而外，贯通无碍。
五、洞见人心，无入不得。天下人心本同，既悟吾心，他心即通，洞见人心，自然无入不得。
六、事能前知，出处随机。通过静定后的体察觉照，或随心卜度，可对事物之来有基本判定，所以无论入世经营，还是隐退出世，均随其机缘而定，毋意毋必。
七、体证浑沦，天人无间。大道浑沦，无有方体。体悟道体，方识无形。天地浑沦，万物生焉。大道浑沦，天人无间。
八、自信自足，自立自强。大道无对，本心无碍。既识道体，自信自生，无需依傍，盎然自足。人心得以立，事业得以大。
以上诸种文字，会心者，不妨思之；违心者，不妨删之。一切随缘，随喜。
心学问辨之一：读书
在整个心学的参修体系中，读书是个大话头。为什么要读书？应该如何读书？应该读什么书？可不可以不读书……诸多有关读书的问题，常萦绕在历代心学参修者的心中。
其实，言为心声，书为道器。没有书籍，则历代圣贤心得将无以留存。读书，可理解圣贤当时所悟。但问题也在此：一、是书籍是否完全记录了圣贤悟道心得，如果记录不完全，读之是否有负面影响？二、是参修者在未抵达圣贤境界时，能否真正领悟圣贤著作所载内容？三、是书籍记载的各种修行法门，是否适合自己的资质并依据它们而修行？
正因为如此，历代心学圣贤对经典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或者说它们认为在不同的参修阶段，读书方法是不一致的。
大体来讲，历代心学参修者基本采用的是以下三种读书法：
一、是先束书不观，惟终日静坐体悟，待悟见心体后，再参习经典，并以经典所载历代大家之心得与境界，验证自身所参所悟。
二、是泛观博览，以启发兴趣与疑问，然后静坐参悟内心疑问，再以经典验证心得，合则过，不合则再看再参，如此往复循环。
三、是精专一书，并以之为核心，发散而读，并时时回归此书，最终以一书贯万书，最终使得此书犹如自我内心流出方可。
心学问辨之二：师承
在整个心学发展过程中，师承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关系。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在历代心学大家的成长中，师父既是领路人，又是无法真正传道的“障碍者”。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
纵观心学发展史，真正明彻内外的圣贤之出现，往往是波段式的，一个高峰起来后必然即刻落下，甚至完全中断，若干年后又有人复出，所以孟子有“五百年有圣人出”的说法。
为何会如此呢？原因至少有四：
一、是心学的成就无法靠师承，从根本上讲，参修心学只能靠自悟。不待其人，圣学不出。
二、是心学玄妙精微，无法用文字精确记载并顺畅传承下去，大部分圣贤文字为自悟后心得总结。参修者不至圣贤曾攀登过的巅峰境界，往往不知所云，最终导致传而无传。
三、即便福德丰盈，偶遇明师，因无其师的生活境遇，及时其师倾囊相授，弟子因得之易，忽之失之也易，所以常见圣人门下无贤人。
四、即使得遇明师，人皆有局限，师父也如此。有意无意地，为师者会以自悟自得为学问之巅峰，既指引又框定了弟子的修习方向与领域，从这个角度讲，师父将是弟子修行的“障碍者”。
大势貌似悲观，那么尽管如此，心学参修是否还需要师父的指点呢？我想，每个人的机缘是不一样的。有大福分者，必能遇上明师。有大担当者，则不一定得遇明师，且可能一生大起大落，生活坎坷艰难，最终赖天启而以自心为师，终悟大道。
还需要强调一点，心学虽在大类上属儒家，但初入其门则不一定从儒家进入，而可能是从佛家、道家甚至其他各种奇妙机缘而入。心存大道，处处是入道之门。
另外，如何判定所遇是否为明师，也是一个大难题。个人理解，静定下来，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对方是否为诚心之人，所说是否为诚心之语，所有言行是否有一个内在核心贯穿并知行一致，所论是否与历代心学大家遗留下来的文字相吻合。如遇此能人物，亲近之。缘至，则随从之，定可受益匪浅。切忌以名取人，以貌取人。
心学问辨之三：传道
历代心学圣贤在深悟大道后，往往会倾注心血去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传道。孔子、孟子、陆象山、杨慈湖、陈白沙、王阳明、王龙溪等诸位心学大家无一不是如此。
但是，在实际效果上，心学的传播却往往不如人意。即便象王阳明那样，有着巨大影响力，弟子满天下，可真懂阳明的也就有限的几人而已。之所以传道效果不理想，牵涉到传道对象选择、传道方式选择、传道内容优选级其他力量牵制等诸多问题。
从传道对象上看，心学对参修者要求较高，需要有必为圣贤之志，深信此生可悟入，有恒心有毅力，且需有一定资质的人才行。正因此故，阳明得意弟子王龙溪八十多岁仍周游各地，艰难寻找可传其法脉者，可终究没有找到合适传人，由此可见传道之难。
从传道方式上看，心学大家多采取集会讲学的方式进行，重点弟子则单独指导。心学传道，重在自悟，不重师传，实际上师父也只可传心学理论，但无法传个人体证。弟子无切身体会，则即使师父传授也不能入心，对心体大道终究是隔开一层。如果勉强不证而言证，则流于臆测及逻辑推理，这是“意”，并非无为之大道，明眼人一见便知。
从传道内容上看，心学大家传道多传参修法门，而很少论及本心大道。至于大道为何，悟道何状，唯有自己参修自悟自行体证。待弟子自己亲自体认后，再向师父处求验证，如此方为真得。
从社会牵制上看，心学虽然出生儒家，但融合佛道，且不专守“儒门家法”，貌似不伦不类，因此引得儒释道三家都对其展开批评甚至攻击。加上历代心学大家多为掀翻天地的大儒，如王阳明，当政者往往难以控制，所以尽管影响广泛，但屡屡遭禁。此外，心学因注重内心体悟，而人每每因自己所见而标榜己学排斥他学，所以心学内部也分化严重。以上三方因素共同作用，就直接导致心学发展与传播在历代均遭到局限。
而在心学衰微五百年后，重提心学，重修心学，传播心学，其难度将更大。心学的参修与传播，任重而道远啊!
心学呓语之一：格物与致知
“格物致知”自古为儒家一大话头，并引来历代儒家乃至佛道两家圣贤争相注疏、论辩。总体而言，对“格物致知”之理解，大体可分作朱熹一脉、阳明一脉两种。
朱熹解“格物致知”，是依据日常逻辑而解，即：只有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规律才能真正抵达知识的深处乃至源头，并真正掌握知识与知识背后的智慧。
而阳明所谓的“格物致知”，实是先修行悟道，直接体证良知本体。此为大关窍大核心。此良知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源自先天的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人心之灵觉明察，是人心之最珍贵最核心部分。它潜藏于人身及后天的知识与知觉中，本身没有蕴藏后天意义上的知识，但却知晓一切，阳明所谓“无知而无不知”。在体证到良知本体后，需再以此良知本体贯穿万事万物，符合良知本体则为善，不符合良知本体则去其不善使其转身归善。
与朱熹相比，阳明之格物致知说，正好相反。前者由外而内，后者由内而外。前者外求，后者内求。前者不自信而信他(信圣贤，信经典，信师父，信经验)，后者充分相信自己并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前者由博返约，后者守约博施。前者繁复，后者简易。前者累死人，后者吓退人。前者只要努力就有一定收获，后者只要没到顶都是白费。前者被称为渐修之法，后者被认定为顿悟之门。
其实，法本无顿渐，人自有迷悟。其实，无论朱熹之渐修法门，还是阳明之顿悟法门，皆因人而设，不可因阳明顿法而鄙视朱熹渐门，有此见则见其分别心、欲速心作怪也。也不可因朱熹法门适合大众而否认阳明顿悟之不可能，如此则自小其心自视过低了。
心学呓语之二：本体与功用
明初大儒之一陈白沙，四十岁左右出山后，四方来学辐辏。白沙先生对来学弟子的要求之一，就是不因功名利禄而学，如违背此原则，则请走人。
虽然后世有评议白沙恐未真融通，但其做法实暗符心学深旨，已牵涉心学深层问题：本体与功用。
本体是根源，只有明白根源，才能更好应用。但是，本体与功用两者的关系处理问题，却难倒多数人。是先明本体再来致用，还是先设想好有何功用再去追求本体？这是关乎是否能明澈本体以及是否能真致大用的大问题。
就个人参学的粗浅体会而言，如真欲探寻本体，请勿一开始就设想好明澈本体后有何大用，而应放空自己，不仅无需设想功用问题，甚至连身心都需放开，一有身心执着，即不能契入本体，更被说满脑子想着如何应用这些身外的问题了。此时，大心公心尤为重要，无此而心，终究难入。
然而，在物质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让自己做一件毫无目的，也不知后事如何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正是心学参修入门的关键门槛。深信则迈的过去，不信则退回庸常生活。
虽说不可先设定功用，但从历代圣贤言语中，我们还是可大致知晓，明澈本体后，功用自在其中，且其大用超乎日常想象。然而，我们却还是无法从一开始就设定具体功用，本体妙用随人随缘随机会有大差异。一设定功用，即落固执，即小用了。
阳明曾说：“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觉遂被沦埋。”明澈本体之后，就是做个看似与常人无异的明白人而已，貌似无知无觉，但随缘应用则威力彰显。但真不知者，则其言行举止，随性格随气血而作而已，无能自作主宰，所谓沦埋世俗也。
不求真本体，不显真功用，预设大功用，本体已隐匿。其中微妙，存乎心悟。
心学呓语之三：缘与愿
简而言之，人与他人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缘与愿(或机与志)。
缘者，世界、他人与己之机缘也。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友朋与境界相聚而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更多是因我而类聚，因我而群分。我的力量不可小看，我对他人的影响何其巨大，所以我的修身养性就显得异常重要。我心善，他心善；我心恶，他心恶。不可不慎!
愿者，我心所向也。遵循本心良知而想而行，勿自欺，勿欺人，则其志愿必坚固，必能践行。因其遵循本心而行，不杂私心人欲，所以他人必能同感同情，必也回馈以诚。如此为人，友朋必多。如此行事，帮忙必至。故此，愿者事之始，事者愿之成。发愿之初，已知其果，能不谨慎，能不遵循本心良知吗？
缘者由外而内也，愿者由内而外也。真修真行之人，随顺机缘而不全靠机缘，不忘初心而不固执自我，随愿而修，随愿而行，兼顾缘愿，不着缘愿而已。
心学呓语之四：命运与承受
人出生之前，秉天地之气而受孕生成，阴阳五行熔铸其身。阴阳激荡，五行生克，共同作用而成其先天之命。人出生后，外与天地人物关联，内则受欲望性情交相驱使，相互作用而成其后天之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君子畏天命。自古君子大都崇信天命，但又精进不已，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两不相违。
不管先天之命，还是后天之命，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生命的生发可能。普通人听闻自己命运时，或不信，或深信，或疑信参半。不信者，往往妄自尊大，人定胜天，发展至极端，则肆意掀翻天地，遗祸后世。深信者，则往往步步为限，将自身命运交与上苍，自暴自弃。疑信参半者，时而肆无忌惮，时而委身上苍，难于一以贯之。
以上诸见，在圣贤看来，皆非正见。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在于承认并承受自己的命运，并以此命运为基础，起修大道，绽放生命原本灿烂之花。孟子所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正此。
坦然承认自己的命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不愿认命，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认命意味着放弃生命拓展的主动权。圣贤承认并承受上苍的安排，需要大自信大自足。自信者，相信自己能依命运而起修，能于有限中拓展无限。自足者，不怨不尤，即使坎坷一生，也满怀对上苍对世界的感恩，因为于六道中，此身最是难得。只要有此身心，则生命境界无限阔大，而且所有坎坷苦难，一转身即为精进之资粮。
老子说，自知者明。知何？知身知心，更知天命也。孔子则用五十年磨炼才深知天命。王阳明倍受苦难而至龙场，一时万念俱放，委身上苍，也可谓知天命也。但圣贤知天命而顺受其正，并在此基础上勇猛精进。孔子以天命为基，进一步参修，至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何等心胸，何等精进，让后学既敬且服。王阳明知天命顺天命而悟道，终成心学大家。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岂人类可知？知命顺命，与大道同顺逆。无怨无尤，认命受命，以命定起修，上苍不唯不害亦辅相之，是为吉人天相，其修学何可限量，其境界何其宽广!
心学呓语之五：甘贫乐道修行人
在古代，修行人往往让人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为了追求人类共同的大道与根源，而主动放弃凡俗皆甘之若醴的幸福生活的特立独行的一群人。他们或儒，或道，或佛，或三教一体，或参习其他教派学问。除了部分自了汉外，他们在寻求大道后，多能反哺人间，让世人皆受其惠，而又不擅自居功。正因如此，修行所至之处，往往多有人提供方便，甚至真心供养。
但从修行人所修所行的效果及对凡俗的影响看，修行人也分邪正。所谓邪者，不仅指存心作恶者，还指发心本正其修其行却已入邪道者。前者易辨，后者难辨，甚至连修行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入邪路。所谓正者，无论原初发心，所修之法，所悟之道，所行之事，所发之言，都平和中正，一循常道，超越百姓日用而不离百姓日用，大德见之深觉其精妙，百姓见之只见其平常。
进入商业社会，“修行”一词如同“大师”一样，已成为商业运作的粉饰。虽说知行合一，事理无碍，但毕竟“修行”为向上一路，与满足现世现时享乐的商业逻辑终隔一层。修行与商业结合，即有所依有所系，即无法真正心无挂碍，如此而修至多算作炫耀独特的知识见解而已，难有证悟。
也有人说，商业社会压力大，修行人也需有正常人生活，谋利也属正常。此需细辨。孔夫子讲，如果为了生活，当个小官养家糊口就好，无需为了富贵当大官。因为当官易夺人志，一心盈利其实也如此。其实，权势财富本无所谓善恶，真碍修行者不在此，而在于人心也，人心易受气诱惑而入邪路也。大富大贵当前，有谁能不动心呢？无论三教，自古修行之人所以远富贵，正识得富贵之迷乱人心，遮障修行，故而以此为大戒。
自古修行之人，乐道甘贫，不是无能富贵，实为主动远离富贵，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古时，很少听说哪位修行人富甲天下，或权倾朝野；修行之人甘贫乐道实为常态。但今日，富贵的“修行人”比比皆是，他们自己会有意无意说，财富都无法聚集，谈何道术高深之类符合大众庸常欲望但远离大道的邪知邪见。人心阴盛，大道潜隐，我们只能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依本分而行就好。
倘若有一天，你确信碰到了一个正道修行者，请珍惜这个缘分，亲近之，考察之，逐次升起大信心，愿闻正法，勤修正道，因为末法时代，正法已日益难闻了。
倘若有一天，你确信碰到了一位邪道修行者，也请珍惜这个缘分，依自己的能力，点化之或远离之，但请勿违心依附或为名利而依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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